印度十大研究领袖给出了他们对印度科研管理的建议：从优化资金、设施、监管和教育到更大的尊重、公平、自主性和自信心。
新德里环境与科学中心主任苏尼塔·纳拉因提倡经济的废物管理
厉行节约地管理废物
――新德里环境与科学中心主任苏尼塔·纳拉因（Sunita Narain）
印度存在很大的污染问题。未经处理的污水污染着河流和水体；像镉和硝酸盐这些工业化学品不断渗入地下，并污染着空气；厨房垃圾和塑料袋堆积在城市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管理，更需要符合我们资金能力、监管和治理能力的、求实创新的解决方案。
以生活污水为例。抽水马桶虽贵，但能够节约资源，它使水既做载体也是最终的废弃物。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能够建造和修缮大型供水基础设施、承担从生物排泄物到毒素等污染物处理技术的维护和升级管理费用的国家。这种方法在印度无法实施，在这里，有限的资金要为超过十亿的人提供必须的服务。一个贫穷但正快速变得更加富有和浪费的国家，需要一种全新的模式。
关键的障碍是：日常挑战不是研究和创新的首要任务。印度科学一直着迷于太空和基因学这种带有“阳刚之气”的事业，而不是重塑厕所这种“日常小事”。
相反，科学必须满足穷人的需求。我们需要想方设法防止污染，而不是事后清理。印度的研究必须要更加谦卑、机智和深入调查，必须从最贫穷和最无知的人那里学习他们是如何通过节俭来应对稀缺和多样化的资源并适应他们的环境的。
印度的野心应该是：在拯救地球的比赛中成为领跑者。
支持大部分学生
――班加罗尔尼赫鲁先进科学研究中心化学教授合里亚卡娜娃·伊拉（Hiriyakkanavar Ila）
印度的大学系统是崩溃的。印度高等教育始于英国1857年建立的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这三所大学和28所附属院校。1947年独立并于1956年创立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后，大学的数量才开始成倍增长。现在有600多所大学，其中包括约200所私立大学。在公立大学中，46所由中央政府出资，其余的由州政府出资。如海得拉巴中央大学这种做世界级研究的大学只有少数几所。
除这些之外，为提高在基础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政府建了16所印度技术院校和5所印度科学教育和研究学院。还包括40个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理事会，以及一些杰出的科研院所，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所。
这一小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院所对印度高质量的科研做出了大部分的贡献。但是他们只对很小一部分学生开展教育。
拥有能服务于超过29万学生的设施和教学的大学都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都是在劣质教学实验室里开展的“填鸭式教学”，更别提什么研究性实验室了。师资任命往往是根据政治关系、种姓或贿赂，资金也会被挪用。“近亲繁殖”的结果是，很多高素质的年轻科学家会因为匮乏的基础设施、恶劣的环境和官僚主义而拒绝接受这些大学里的教师职位。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印度需要训练有素的创新性思维来迎接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州和中央政府应该采取紧急行动。
政府应当任命高素质的、具有博大胸襟的校长，让他来招聘合格的教师，并给他们不受外界干预的、最先进的研究设施。而教师应关注基础研究和高质量的教学，并鼓励构建区域和国际合作网络来加强科研。政府还应该在大学建立许多专门的研究中心（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完善大学系统需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全面改革，改变体制政策和立法。这会很困难，因为目前正在让科学和政策脱钩，政府的研究预算已削减，要求政府聚焦制造业，解散科学咨询委员会。
在德里，每天运送饮用水引起狂潮
破除拉帮结派，成就梦想家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的化学教授亚穆纳·克立须那（Yamuna Krishnan）
要使印度快速跻身科学强国前五位，国家需要的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有利的政策。印度有巨大的积极性，但掣肘于社会文化问题，这里我提两个：从众心理和早期导师很少。我的观点源于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和年轻的研究组组长15年的经历。
最近我从班加罗尔国家生物科学中心来到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我注意到，美国年轻的科学家与印度同行在态度上有本质区别：他们有解决大问题的欲望。在西方，“成就伟大”是一种在很早就获得的能力。高级研究人员发现有天赋的毕业生，用最好的科学导师和他们对接，给予他们数十年的培养和关注。
在印度，研究人员通常只有在承诺要做一名年轻的首席研究者时才开始接受辅导。这样，来自于国外先进实验室的新海归对关键合作人来说就突然变得无从寻觅，或者要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接触。这导致了海归追逐的高质量问题被分割成了更多出版物、显示度较低的小故事。这种战略慢慢地偏离了大思想。通常，这些大思想要么突然被西方同行解决，要么变得过时。一种从大学毕业生阶段开始的自上而下、任人唯贤、长期的导师计划能够实现变革。
培养卓越人才可以被视为精英选择的过程。但是，印度正试图尽最大努力成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它有一些优秀的资深科学家，也是一些深切关心并期待他们的国家从优秀到伟大的梦想家。但他们的努力被多数意欲保持现状的一行人瓦解。
相反，这些梦想家需要有权来接受这项艰难的决定，实施印度科学英才计划。我们必须要对各学科研究人员进行普查。然后，要在过去的5年中保护有国际水平研究项目的科学家，不论年龄大小，仅凭绩效基础。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来提升他们的项目水平。挑选有经验的科学家，让每个科学家可以培育和指导5-10名新科学家，带领他们达到杰出水平。利用这样一个平台，打破固有系统形成的死气沉沉的小圈子，把自己从尖端研究中解放出来。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印度将很快成为一个科学超级强国。
我仍对前景保持乐观。印度让有正确态度的年轻人茁壮成长。国家历史上有许多好的例子，大多数都深深地嵌入社会文化的思维方式。
在达拉维，一名男子在清理要回收的油桶，这里是孟买最大、最古老的贫民窟之一
培养更多的能源经济学家
――加尔各答贾达普大学经济学教授乔亚西里·罗伊（Joyashree Roy）
未来30年，能源部门将推动印度的经济增长。电力和清洁燃料资源将提升居民的健康、福利，助推产业发展。但该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采取技术措施，在确保所有能源供应的同时，保持全球地面碳排放限额。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是片面的。在印度，能源主要被看作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资金用于开发微电网和分布式能源装置。但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没有经费支持。
分布式发电是如何影响能源价格和社会动态的？当半路杀出像低碳能源的供应商和“生产者-消费者”等新的参与者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否存在一条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都最佳的消耗自然资源的路径？
印度需要更多的能源经济学家。在该国大学，能源一直被视为冷门话题，与农业、贸易、金融和环境相比，专攻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很少。印度必须打造一个能源经济学家的论坛，让他们能讨论和比较发展能源战略的模式，了解区域的细微差别，在政策对话中产生影响。
印度是多元化、政治背景关系复杂的国家。满足基本服务需求的能源部门，很容易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但科学家已经与决策者疏远。经济学家需要弥补这一缺陷，要分析在不同的能源分布情况和技术方案下可能出现的治理结构和区域合作。
培养印度下一代能源经济学家的战略，可以参照环境经济学家能力建设方案的模式，该方案从1998年实施到2003年，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并由世界银行会同当时的环境与森林部给予了资金支持。南亚发展与环境经济学网络（SANDEE）正在做相似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帮助培训环境经济学方面的职员，改进图书馆质量，为印度研究人员提供补助和奖学金，让他们能够获得海外培训和在印度开展案例研究。
当今，印度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明确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环境经济学教学大纲，由训练有素的教师来给大量的学生授课。现在强制要求每位环境经济学家担任每个州的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成员。对能源经济学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有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鼓励更多的研究者探寻印度能源问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当地问题
――班加罗尔印度科学研究院生态学教授、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拉哈文达·咯达卡（Raghavendra Gadagkar）
如今，印度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遭受政府的冷漠。这使得印度要想与最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机构在同一轨道上赛跑的形势更加严峻。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和机构能够承担得起，而且他们依靠的也仅仅是国家稀缺资金的不公平分配。即使这样，他们也仅仅只能和他们选择的同龄人竞争，这些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高手，只是在“失败者”目录中最佳。这使得大多数研究人员和资源匮乏的机构更加糟糕，感觉是倒退。
这不是成功的唯一模式。如果不能在同一轨道上竞争，应该尝试不同的轨道。印度应该庆祝和鼓励那些在某些主题流行之前很早就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的科学家，或者是那些对存在的问题带来不同观点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那些解决了当地至关重要的环境问题的科学家荣誉，即使他们对顶尖的海外大学或“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兴趣不大。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性传染病、地下水污染和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
在这些“非主流”领域，印度的同行评议、捐款、出版、就业、奖励和奖学金系统会惩罚任何潜在的未来领袖。相反，国家应该发展新的科学伦理和礼仪。比如，研究界应重视与邻近的小学院或大学合作，而不是只承认国际联盟。印度应该创建一种新的同行评议制度，对期刊和新的影响力指标进行新的排名，为满足我们的需求、问题、疾病、自然资源和教育体系等全部量身定做。作为个人、机构和国家，我们要相信自己，而不只是追逐世界排名。敌人就在内部，解决方案也要靠我们自己提出。
改善高等教育
――印度科学教育和研究学院院长维诺德·辛格（Vinod Singh）
印度每年大约有9 000名科学和技术类博士毕业生。这一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对于有约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并不多。美国的数量是其4倍多，而人口规模只有其1/4。此外，印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质量变化是一个主要问题。
印度要居于科技前沿，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实验室需要有更好的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更多有能力的学者提供领导、培养年轻人才、建立卓越的研究型企业。
印度大学深受官僚主义之害。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设置的古老条例和规则扼杀了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阻碍了机构的灵活性。缺乏充满激情的领导，再加上资金不足，他们的优势已减弱。
政府主要资助引领者，像印度的16家技术学院，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院，位于孟买的塔塔基础研究院，以及印度的5所科学教育与研究学院。这些机构有一个学术主任，负责向由著名学者、研究人员和实业家组成的理事会报告。一个具有优秀的科研和管理能力的有效的领导者能够突破官僚制。其他公立大学同样应该有自主权。
负责与产业有关研究的中央资助的实验室，应该沿着类似的路径运作，并整合周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将有助于加强应用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2009年，印度成立了科学工程研究委员会，使政府科学基金的运作更快、更公平。现在，其绩效需要对标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的海外授权机构。
必须对印度博士的国家认证和评估建立质量控制机制，以提高研究和教育培训水平。博士奖学金和研究经费应建立在国家优先领域，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和环境。现在该是印度确定其高等教育体系的时候了。
让科学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印度科学研究院微生物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主任尤麦实·瓦什尼（Umesh Varshney）
印度缺乏人才吗？当然不。缺乏锐气十足的成功者和创新者吗？是的，因为要使人才发光，需要有以科学家为自豪的文化，具有能培育、指导和推动知识分子的环境。由少数教育机构、院校和其他一些组织做出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必须防止数百所培养和产生大量科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大学高等教育水平的恶化。
在大多数学习中心，由于资金不足、政府干预、不恰当地招募教职人员、实验设施匮乏等原因，剥夺了科学专业的学生开展有意义的实践训练的权利。在其职业生涯的这一关键阶段，学生错过了灌输科学文化、养成分析思考和探究的习惯所需要的指导。那么，有受过培训的科学家吗？有，但数量很少，地理位置也很分散。他们使用的器材设备数量不足，维护不良，并且会因刺激同行而被孤立。
当务之急是要让那些培养大量科学专业学生的大学繁荣昌盛，以便能够承担当代的研究。这个过程可能是困难和缓慢的，或许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实践。这样的实验将是对科学的慷慨投资。另外一个相关的举措是付给研究人员足够的报酬，让科学成为社会认可的职业。
同时，根据“jugaad”（推动可持续增长的节俭式创新）这种印度典型的创新模式，我们之间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必须继续努力保留现有的科学基地。如果给科学家留下的只有对科学的管理，那么印度可以把它的研究放在全球任何地方，就像把“火星飞船”发射到火星周围的轨道。
研究与教育衔接
――印度科学教育和研究学院主任克里希·迦乃士（Krishna N. Ganesh）
历史上，印度的教育体制是：教本科生的教师不做研究，参与研究（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教师不教学生。这与传统的西方大学体制正好相反。
为了注入以研究为主导的本科教学，在2006-2008年间，分别在浦那、加尔各答、莫哈里、博帕尔和特里凡得琅设立了5所印度科学教育和研究学院（IISERs），今年，第6个在蒂鲁帕蒂设立。在这些学院里，学生在他们早期职业生涯里就可以在国家最先进的实验室里接触到研究。定制化的课程把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验室实践课程结合起来。社会科学、伦理道德和科学传播等课程设置使教育更加完善。
2014年发布的全球科研机构与高校排名中，教育和研究的这一联盟使IISERs一跃上升到印度的第4位，对成立不到10年的机构来说这绝非易事。总之，IISERs现在有350名教师和3 500名学生，将在2019年达到最大容量（每个学院2 000名学生，200名教师）。
然而，印度的科研院所在出版物质量方面的全球排名仍表现不佳。他们必须设法吸引国际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并与产业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从IISER毕业的600名学生中，有超过60%的学生已在国外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这种人才外流导致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稀缺，是印度体制受到严重困扰的原因，他们成为其他地方研究型企业的引擎。即使是印度最好的教授也主要依靠博士生为他们做研究。政府提出的送印度持有博士学位的人到国外获取新兴领域的经验和培训的奖学金计划，应当转换为一种使印度机构与国外研究中心相连的计划，候选人要在印度花费一半的时间。奖学金也可以对希望在印度工作的外国人开放。为确保职业发展，这些都应该衔接到现有的任职轨道体系，如教师激励计划、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职工充电计划、拉马努金和拉马林格斯瓦米奖学金。
为了保留或吸引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回国，并吸引产业投资，印度必须打造先进的科研设施和有保障且有一定规模的科研经费，而且必须培育有支撑作用的导师和富有远见的机构领袖。为实现这一切，必须授予最有成就的机构普通预算削减的豁免权，并在未来10年给予20%-30%以上的资金，自主控制预算。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治理模式。
花在科技上的经费本身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但今年还在削减。这种冒险不仅会毁灭已经取得的进展，而且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科学机构（包括科学技术部）、科学和产业研究理事会、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和几个国家实验室，已经一年多没有首席了，造成战略决策停滞，士气削弱。
总理下设的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缺位，造成没有渠道来提醒政府科学家在处理印度在能源、卫生、环境、水和教育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挑战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国家科学院应该建立起这样一座桥梁。印度有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为共创美好明天，我们有责任去培育和发挥他们的才华。
印度中微子观测台项目主管纳巴·蒙达尔
共享水资源数据
――印度科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学教授普拉迪普·摩炯达（Pradeep P. Mujumdar）
印度正面临迫在眉睫的水资源危机。几乎100万人都没有办法接入安全的饮用水，并且其他大多数人经常遇到缺水。政府监管的400条河流中超过1/3都受到了污染。
由于过度灌溉和本地供应，许多地区的地下水水位低得惊人。20年后，估计60%的地下水源会下降。城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把水从远处的河流和水库中抽过来，无计划的城市发展会使排水道阻塞，导致洪水泛滥。气候的变化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水资源的可获得性、需求和质量，以及洪水、干旱和海水入侵等都会受到影响。
但在整个印度，水文研究由于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数据而受到阻碍。政府机构是水文、气象、环境和农业数据的监管者，他们不愿意开放共享信息，加之官僚主义障碍，这意味着印度的研究人员要么必须使用质量差的数据，要么转而使用美国或欧洲的记录。
为加强水文研究和促进水资源政策的科学决策，政府必须在技术和数据采集密度两方面升级其数据收集、监管、通信和存储网络。政府的水资源信息系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前，它需要提供水流、土壤湿度、地下水水位和蒸发量的实时数据。
在地球表面附近区域测量大气、水文、生物地球化学、生态和其他容量的“重点区域观测站”，应该在印度的七个水文气候区各设一个，并进行全球性整合。观测站应该涵盖不同类型的气候、地形、人口、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情况。
印度需要卓越的、解决重大问题的跨学科中心。如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速度，还有对强降水和洪水的预测，为农业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所做的中长期天气预报。这些中心还将培养下一代研究者使用综合性方法。今年，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院已经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中心。这一做法应该在政府和私企资金资助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建大物理设施
――塔塔基础研究院资深教授纳巴·蒙达尔（Naba K. Mondal）
印度在高能物理方面有辉煌的历史。但是，有两个因素让我担心它将很难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缺乏仪器制造商和难以获得大设施规划的许可。
技术的进步依赖于粒子物理学方面的突破。印度科学家建造粒子探测器的热情和技能使他们很早就在该领域处于前沿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物理学家就开创了宇宙线实验，并开发了在高空使用的云室。首次公开发布了1965年使用安装在卡纳塔克邦州科拉尔金田（KGF）的一个矿井上的仪器设备来做的大气层微中子测量结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KGF所做的实验是第一个专门研究质子衰变的实验。
现在，印度年轻的研究人员对仪器设备建设的热情不大。原因之一是这方面的成效需要多年的努力：与那些在实验室工作或做理论研究的同行者相比，研究人员在刊物发表方面会很吃亏。他们发现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很难有竞争优势。
除非我们设置一些能识别仪器设备研制和留住这些技能的度量指标，否则印度将难以承载高能量物理实验。印度在国际项目中将仅限于参与数据分析，使我们成为不平等的合作伙伴。
另一个障碍是印度对大型实验项目缓慢而复杂的审批程序。本来政治投机分子就在以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普遍反对大型项目，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有意义的争论是受欢迎的。但在印度，正日益变得不分青红皂白和敌对。
例如，在泰米尔纳德邦研究中微子和相关粒子物理的一个地下实验室，就对中微子观测台提议暴发过争议。由我主导的这个项目在2014年12月获得了政府的批准。为保持全球竞争力，需要在2020年启动运行。但是我们还远未破土动工。一小撮地方政党和少数积极分子通过散布虚构的有关中微子的恐惧，在当地人心中播种疑虑，使我们获得所需要的规划许可变得非常困难。
除非科学家集体仗义执言，否则在印度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比登天还难。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