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中国人最早知道和最熟悉的外国人名之一。1898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严复出版了译著《天演论》，让国人认识了赫胥黎这位英国科学界的权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优胜劣汰”等警句为人们所熟知。今天，《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的翻译出版是循着严复给出的方向在赫胥黎著作中继续进行探幽的一个行动。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年5月4日出生于伦敦，逝于1895年6月29日，而本书出版的2015年正值他诞辰190周年，逝世120周年。生活在19世纪英国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值得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学人学习的方面很多，在治学方面他真正做到了博大精深，他是19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在生物学领域造诣很深，然而他没有生物学专业学位，因为他年轻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设生物学专业，然而时代造就了这位19世纪伟大的自修者。

 

　　1894年，赫胥黎出版了他的《赫胥黎论说文集》，共9卷。读者可能会问：你怎么会想到去翻译一百多年前出版的《科学和希伯来传统》？那是因为译者永葆“向大师致敬！”之心。《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向大师致敬！”的第二部译作，这是数十年休息日跑图书馆阅读、搜索所结的又一果实，一次愉悦的“捡漏”。前一次“捡漏”的结果是201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的《海因里希殿下》；但，所有的“捡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都是和都将是有准备的行动，因为在已译的且发表的作品中，科学题材占了很大比重；欲翻译出版一本科学专著去超越以前单篇发表的科学译文，这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推动力。

 

　　2009年，全世界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150年。2008年《世界科学》杂志上刊出的“生物进化链条中是否缺少了一环”一文出自译者之手，该译文涉及古生物学、进化论等，在翻译此文时，确信此篇稿子一定能刊用，因为原作者揭示的科学问题太吸引人了――关于进化论有做不完的文章，一篇数千字的译文毕竟不能让人过瘾。偶然机会读到了德文版的《达尔文密码》一书，吃惊的是竟然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相信达尔文理论的。然该书作者的一句话很能深深打动人：“只有那些在情感上是愉快的、道德上是善意的以及政治上是正确的人才会去接受科学的成果和理论。”于是当从上海图书馆借阅的厚厚的似砖头的《哲学文库》（Treasury of Philosophy，Dagobert Runes主编，MCMLV Philosophical Library出版）一书时，发现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神学的演化：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1886年）的片段收录其中。顺之路径，找到了英文版《赫胥黎论说文集》，其中第4卷无中文版；于是，2014年的5月4日，开始了“向大师致敬！”系列的第二部――《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的翻译工作。

 

 

二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赫翁1894年出版的9卷本《赫胥黎论说文集》中的第四卷。全书分为序及8篇论说文共9部分组成。在《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神学和进化论之间的冲突，对宗教信仰和科学问题展开论述。

 

　　“论扎第格的方法”是本书的第一篇。据维基百科Zadig字条介绍,扎第格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撰写的一部题为《扎第格，或者命运――东方历史》哲学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古巴比伦的哲学家。伏尔泰写作该书时没有将其当历史书来写，小说主人公扎第格之人为虚构，其事件情节亦为虚构，作者只是想通过讲述扎第格的故事间接地反映他所处年代的社会问题。为方便阐述问题，赫胥黎在“论扎第格的方法”一篇中引用了伏尔泰的《扎第格，或者命运――东方历史》一书中的一些片段。虽然扎第格之人为虚构，但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实实在在的，具有哲理性和逻辑性。

 

　　《赫胥黎论说文集》第一卷是《方法和结果》，第四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的第一篇论说文是“论扎第格的方法”。可见，在赫胥黎眼中，研究工作，行进开始，方法为先，为第一步。这一观念充分表明作者对方法之掌握的重视程度。

 

　　1881年发表的“古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本书的第二篇。作者首先是一个生物学家，精于比较解剖学，是无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学专家。本篇是他对那时的古生物学发展状况的综论，文章直接涉及专业的生物学知识。然而，即使是一个生物学外行的读者，通过阅读也可以领略到这位19世纪英国科学家在观察和研究自然的实践中是多么地细致入微。他心细如发，观察敏锐，似乎能看出白光中的三原色。尽管从作者所在的那个年代至今，古生物学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今天我们阅读此篇仍然可见作者的崇实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永远地那么有生命力！

 

　　关于自然史的三个假说、进化假说中立的和有利的证据、进化的论证证据；这是本书第三篇――“关于进化的讲课”（1876年）的全部内容，作者着力阐述了进化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关键问题，也是第四卷全书精髓的体现。

 

　　对于生命的起源，即使在当代仍有很多人认定应归功于上帝，更不用说在19世纪了。一百多年前，欧洲强大的宗教力量与科学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显然，“关于自然史的三个假说”正是这种较量的生动写照。当读到进化论之确立，读者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科学必定战胜神学，史实必定战胜猜测，知识必定战胜愚昧。

 

　　跟达尔文一样，赫胥黎也有幸获得搭乘军舰远航的机会。1846年他随英国军舰“响尾蛇”号远航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远航使他有极好的机会研究热带动物群和植物群，为他在比较解剖学、海洋生物学、人类形态学和古生物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奠定了他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先驱之一的历史地位。他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解剖领域所做的贡献被誉为“具有持久价值”。

 

　　“创世说的解释者和自然的解释者”、“格拉德斯通先生和创世说”是《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发表于1885年和1886年，是作者与英国政治家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关于创世说之解释问题上经历的一场激烈的纸上辩论。

 

　　赫胥黎是一个好辩者，但他始终是一个用事实去雄辩的辩论者，他的论证方法甚至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在其一生中，辩论对象包括科学家、教士和政治家等。赫胥黎是一个善于诱劝的人，在他看来，用来登文章的刊物就是辩论场，而辩论场就像法庭，辩论围绕的问题就像是案件，证据不仅仅用于法庭；争论的结果是：道理越辩越清楚明了。

 

　　“宗教之光和科学之光”是本书的第六篇，篇名从原文The Lights of the Church and the Light of Science直译而来，这里的Light（光），前者还用了复数形式；根据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2版）对light的汉译应该是“圣灵亮光”，复数形式的lights是指“诸多”圣灵之光，然有达尔文“斗牛犬”称谓的赫胥黎在这篇论说文中极力倡导用科学批评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世界，“圣灵亮光”象征宗教思想，科学之光是指进化论；正如达尔文在将进化论运用于人类起源时，为避免直接提及人类进化，他只说“光将投射到人类的起源”；这里的“光”也是指进化论，达尔文要说的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将由科学来解释。

 

　　“哈西撒德拉的历险”（1891年）是本书的第七篇，虽然有两万多字篇幅；但作者只是想证明一点：哈西撒德拉的历险不是真的，“大洪水灭世”不曾出现过。因为在赫胥黎的年代里，很多人仍坚定地以为哈西撒德拉的历险是可能发生过的。正如作者所说：“……迄今为止，针对哈西撒德拉的实质性质疑并没有阻止关于其故事的流传。相反，人们相信哈西撒德拉故事的所有重要方面均很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一切都再次使人们赞同哈西撒德拉历险之说是可信的，它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为纠正人们把传说当成史实这一现实，作者通过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等地的古今状况的比较，根据对地质的艰辛探索的结果，提醒世人不要再“旺盛愚昧”。

 

　　发表在1886年的“神学的演化：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是本书的第八篇。赫胥黎是一名科学家，一名生物学家，然而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科学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也就是以科学眼光看世界，不仅仅只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有所贡献。他不属于无神论者，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宗教的批评者。

 

　　在本篇中，作者论述了古以色列人的神学史、人类宗教史上诸多教派思想、人类的形形色色的崇拜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圣经》中反映的神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神话等诸多领域中的现象；所有涉及的这些内容，作者都把它们“当作一个与重要的人类学问题有关的证据来研究”。近四万字的论文，简要之，讲述一种现象，即很久很久以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尽管相隔遥远，无法交流，文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但他们均有一个倾向――崇拜神。行文中，可见作者知识是如此地渊博，思维是如此地敏捷清晰，论述是如此地缜密，逻辑是如此地强大。作者几乎没有因一个观念历史悠久而盲目崇拜――“我在讲话中将尽可能避免议论其客观真理或者谬误。据我现在的观点，神学被视为人类思维作用下的一种自然产物，它跟任何同样是人类思维作用下的自然产物的其他科学分支、建筑艺术、音乐或绘画等处于同样的自然条件之下。”赫胥黎的这一表述足以见得作者在辩论时的温和态度：即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在科学面前，权威也不是不可以挑战的，严谨的治学风格贯彻始终。

 

 

三

 

　　经典著作之所以被世人认作是经典，是因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所呈现的精神、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经久不衰的；我们阅读时，不仅仅是了解知识，更要了解作者的思想和方法。

 

　　《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一书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古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逻辑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古以色列、甚至是神学……读者可以发现，当时赫胥黎在其讲演和论说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其思路即便在当今也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为体现这一特质，让读者欣赏到作者在呈现主题思想过程中所运用的表达方式的新颖、富有感染力和给人以愉悦的语言，翻译时，对小品词都不放过，因为这些承上启下的词是语句的关节所在。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赫胥黎论说文集》第四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的全译本，只是对原作序言部分稍微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又，为便于读者对照英文原文阅读，从正文第一篇始，每页侧边标出译文所对应的原著页码。

 

　　翻译《赫胥黎论说文集》第四卷《科学和希伯来传统》是一个大胆的选择，然而译者不敢妄为，一直诚惶诚恐，唯恐不能将作者的思想表达清楚。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桥梁，以字数论翻译能力好比论桥梁已通过的重量之总和；而以难度来论翻译能力则好比计量桥梁的最大载重量。译者和作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额头上冒的汗”，译者的使命在于语言转换，使一种思想能在另一种交流媒介形式下不失真。像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这样的科学权威其思想深邃，语言极其富有情感，为把原作者的思想完整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译者首先要做的是进入到原作者思维中，跟着原作者的思路走，而不是另辟思路。完美的翻译是把一岸的思想安然地送上引桥，使之平稳地通过正桥，再安然地从另一边引桥下到彼岸，其间不至于在“货物”过了“翻译之桥”之后有增减和质变，没有发生人为的“捎带私货”的事情。

 

　　今天，《科学和希伯来传统》中译本这座翻译桥梁是否承载住了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思想重荷，是否在“货物”一次全部到达彼岸之前没有坍塌，这有待于赫胥黎研究专家、读者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