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七名意大利科学家因未能准确预测地震一审被裁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官称：拉奎拉地区的民众早在地震发生前6个月就感受到了震颤，然而，被告却向当地民众传递了不准确、不完全以及错误的信息，未能及时对地震的发生提出警示。辩护律师称：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地震。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次大地震曾被准确预报。
七名意大利科学家被指控过失杀人的庭审现场
2009年4月5日晚上，意大利国家地震中心的负责人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睡下后不久地震开始了。根据床的晃动，塞尔瓦吉判断这次的震级很大。他随即拨打办公室的电话。“哪里发生了地震？”他问。“拉奎拉，5.8级地震。”对方回答说（后来震级被定为6.2级）。塞尔瓦吉的第一个念头是：至少它不是7级地震，否则拉奎拉这座中世纪小镇会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朱斯蒂诺·帕里希（Giustino Parisse）已经被震醒了两次，第二次是醒来时是午夜12:39。这次震动搅醒了全家，50岁的帕里希安慰了儿女几句后回到床上。帕里希是当地报社的一名记者。3小时后，当帕里希和他的妻子再次醒来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房间满地都是破砖碎砾，他们跌跌撞撞地冲向孩子们的房间，但为时已晚，死去的一双儿女被瓦砾掩埋着。
包括帕里希家庭在内，这场时长28秒的地震摧毁了拉奎拉数百幢房屋，造成297人死亡，数千名幸存者不得不在帐篷中生活数月。
大地的“喜怒无常”难以琢磨
在2008年冬季和2009年的初春，塞尔瓦吉等地震学家一直在监测拉奎拉周围的一些震颤（也被称为小地震序列，与伴随大地震而来的余震截然不同）。事实上，在拉奎拉这样的地区，这些地震是有规律可循的，当地媒体也一再把这些常识传播给大众，包括阿布鲁佐（拉奎拉在其辖区内）的民事保护机构甚至宣称不会发生大的地震。
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已经经历过几次大地震：1703年地震造成10 000人死亡；1915年7级地震有30 000人遇难。这些经历使得当地人对地震十分谨慎。当大地特别“喜怒无常”时，许多居民会抓起毯子快速前往附近的广场、公园躲避，还有一些人就睡在自己的车里。
随着震颤的持续，一个名叫詹保罗·朱利安尼（Giampaolo Giuliani）当地人预感近期有大事将要发生，他使用了一台自制设备在观察，并时不时宣布他的测量结果，由此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当地的一个媒体称他为“世界末日的先知”――冬日里每次大地的震颤，都似乎验证朱利安尼的推测。
拉奎拉震后现场图片
到3月底，包括拉奎拉在内的地区陆续发生了成千上万次的震颤，其中一些震级达到了3.5级。而3月30日发生的一次4.0震级，使得整个局势从紧张变成近乎疯狂。3月31日，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决定召集意大利严重风险委员会（SRC）专家对形势进行评估（塞尔瓦吉并不在其列），此时，意大利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要求塞尔瓦吉一起参加讨论。
包括塞尔瓦吉、博斯基七位专家及少数地方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结论是：短期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请记住，这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你永远不知道大地震何时发生。然而，博斯基的一席话后来被证明是关键的。“沿着1703年大地震这条线，短期发生大地震或许可以排除。但是，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也无法十分肯定地被排除。”
针对当地居民的担忧，SRC主席佛朗哥·巴尔巴里（Franco Barbari）说：“地震序列并不预示着什么，但它一定会把大家的关注点重新集中到地震带上。地震带迟早会发生大地震的。”他提醒道，为了保护地震带上的居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确保房屋结构是否安全。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像念珠般地反复强调：地震不会杀人，建筑物才是罪魁祸首。
人们是通过电视新闻得知这次的评估结果，其中有SRC成员伯纳多·德·伯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的一个画面。他说：“委员会肯定地跟我说，由于连续地释放能量，目前的这种情形是正常的。”其实，伯纳迪尼斯是研究水文地理学，而非地震学，而且这段采访是会议前录制的，播出时间却在会议之后。这便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指向：认为这就是会议的结论。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陈述。因为断层带不是压力控制阀，而且小的震颤也未必一定在释放能量，不然也不会导致一些更大的地震，包括大部分地震学家都认为小地震与大地震之间并不存在已知的相关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然而，有人发现，伯纳迪尼斯在画面中的回答似乎给这个问题画上了令自己满意的句号：我们应当去喝杯葡萄酒吗？”
然而，六天后，拉奎拉许多人在这场地震中遇难。
这是对科学的审判吗？
那天夜里，拉奎拉的居民是被震醒的，他们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正在向他们疾驰而来。一些居民回忆道，一片红褐色的云层覆盖了这座城市，屋顶上的瓦片随之震动、坠落，破碎，直至房屋倒塌。灾难过后，幸存者们便开始指责SRC，认为在两次小震后是他们说服居民留在家中，没有提醒大家到室外或远离不安全的建筑物。帕里希说：“他们来到拉奎拉似乎是在安抚民众，而不是评估风险。”
不久，包括帕里希在内的一些当地人开始提起诉讼，指责这些科学家渎职。2011年5月26日，包括塞尔瓦吉在内的七名科学家一审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指控认为，3月31日的会议声明是有意忽视自己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把手头掌握的风险告知民众。
帕里希在回忆地震中死去的一双儿女
对七名科学家的指控随即引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谴责。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诉讼背后的风险将会阻止科学家们对政府建言献策，甚至会打消他们对地震危险性评估的念头。”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写信给意大利总统，认为地震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而意大利科学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众多研究都显示了地震是难于预测的。
在审理过程中，阿布鲁佐的地区检察官法比奥·皮祖蒂（Fabio Picuti）认为，他们无法理解伯纳迪尼斯对于“能量释放”的评论，包括面对大自然不可抗力之时，SRC不熟悉当地人的习俗和谦逊。在他看来，SRC一直在传达过于平静的消息，致使当地居民坚信要留在家中。皮祖蒂把这比作是“灾难性的定心丸”。
从遇难家庭搜集到的证词反映出，在地震来临之前，他们的家人本可以带着粮食、毛毯躲避这一切的，但看到了电视相关报道后才决定留在家里。其中有个家庭一直深信地震会发生，就是听信了专家的说法，结果，一家人，包括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全部遇难。还有一位大学生，也是听信了当地官员不要担心住房的抗震性的话，结果被坍塌的楼房挤压致死。
皮祖蒂指出，这些证词对于判定是否过失杀人是很关键的。他推断，SRC几乎知道肯定会有大事发生，尽管他们不知道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慌，他们却有意回避对于大地震发生风险的讨论。”博斯基认为，在13个月的审理中，被认定有罪的前景给人们的印象几乎是荒谬的。“没有人真的相信我们会愚蠢到去地震最活跃地区告诉人们‘不要担心’。”
在庭审中，皮祖蒂向法院出示了由意大利地震台网中心制作的地震风险地图（博斯基和塞尔瓦吉的工作单位），通过深红色（高风险）到淡绿色（低风险）的彩色编码系统，该图显示了未来50年内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乍看之下，两个区域看似非常危险：一个靠近意大利的最南端，另一个楔形区域直接涵盖了拉奎拉。皮祖蒂用这幅地图与SRC“短期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结论进行了对比。
皮祖蒂同时引用了一篇1995年博斯基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题为“预测较大地震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时间”。该论文通过历史记录、地质证据和地震数据，意在预测5年、20年以及100年时间内意大利不同区域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根据该模型，在所有范围内，拉奎拉发生大地震的概率是1。这不是打印错误。模型预言了拉奎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为100％。
为了强调这一点，皮祖蒂把另一位在意大利地震台网中心工作的地震学家推上了证人席。这位证人在分析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后，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错误的。他说，预测未来5年100％发生地震的一个公式，很显然会给出未来20年或100年发生地震的相同预测。然而，在最初的5年窗口期并没有大地震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会推迟到第6年、第7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生。因而，这也意味着模型本身是错误的。博斯基和他的共同作者在文章中就已经显示出对这一结论的怀疑。
随着庭审的进行，塞尔瓦吉不禁充满希望。事实上，皮祖蒂通过一位专业人士已经向大众传递出这样一个概率，即大量证据表明准确预报地震是难以做到的，而且这对大众而言显然是认同的。塞尔瓦吉显然过于乐观了。2012年10月22日，43岁的法官马可·比利（Marco Billi）在法庭上用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宣读了一审判决：由于发表了“不准确、不完整以及相互矛盾的信息，”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认定犯有过失杀人罪，每人被判处6年徒刑，等候上诉。
概率积累与“时间风险失明”
对这种思维定式的判决博斯基感到非常愤怒。他认为，即使早期模型是错误的，皮祖蒂也不能从中理解概率对挽救生命的意义，更何况比利对这一逻辑的惊人扭曲。首先，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谈论科学论文。当然，论文的意义在于和大家分享，包括对模型进行反驳或修正。“为了这一点我愿意坐牢，”他愤愤不平地说，“科学家在学术论文中可以写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不受法律限制。”
即使存在类似贝卢斯科尼等荒唐案件，但依据一场自然灾害来给一群科学家定罪，是否标志着意大利司法实践降到了一个新的谷低。如果伽利略活着，他会说什么呢？或许，拉奎拉事件是一个引起我们如何思考、理解与风险沟通的窗口，而理清思路过程的障碍却在折磨着我们所有人。
1951年冬天，美国中情局分析员报告了编号为29-51的国家情报评估，目的是观察苏联是否会入侵南斯拉夫，以及其底线是什么？报告称：“虽然无法确定克里姆林宫可能采取的行动，但我们相信......在1951年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的可能性很大。”
几天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见了这位情报专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正是他的团队撰写了这份报告，他认为入侵的可能性或许会达到65％。但这个问题本身困扰着他，他知道可能性很大对他意味着什么，而对其他人显然会有不同的“意味”。他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却令人震惊：有些人认为可能性很大意味着入侵机会为80％的；而有些人则认为可能性低至20％。
多年后，肯特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力的研究》文章，文章针对关于南斯拉夫的报告阐述了模棱两可表达的问题。尤其在论及不确定性时，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标准化的方法用于风险分析的表达――“可能”表示为75％的置信度，允许误差范围是12％；“可能不会”表示为30％的置信度，允许误差范围是10％，依此类推。
肯特的“风险矩阵”似乎永远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估计概率”的需求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重大意义，例如，情报失败导致了伊拉克战争。随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用估计概率新准则对肯特的方法进行了重新修订，意在尽可能降低信息和概率的模糊度。要知道，模糊度已经误导美国陷入一场虚构的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
“如果有人说‘不可能’有地震，那么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社会决策学教授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说。事实上，在谈论自然灾害潜在影响时会出现模棱两可的说法，但诸如地震和飓风的潜在影响是十分罕见的。一次6.2级的地震对你的生活、城市的街道、孩子就读学校以及住房而言将意味着什么？
传统观点告诉人们，数字或将是最可怕的。在一项费斯科霍夫与他人合作的研究中，人们很难理解降雨概率为30％这一说法。让人们困惑的并不是概率而是雨，是毛毛细雨还是倾盆大雨？是一天中的某个时段下雨还是整天都有雨？（在英语中，我们可以使用预测而不是预言来表达不确定性。在意大利语中，只有预测这个单词，它具有强烈确定性的内涵）。
在拉奎拉，博斯基认为发生大地震“不大可能，”他曾是――并仍然是――正确的。但专业人士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知道这种鲜见的事情的确会发生；而非专业人士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会将其简略成不会发生，因为“不大可能”干扰着我们的大脑。
包括即使我们理解降雨概率为30％，或者短期赔率像抛硬币一样不确定，然而，低概率事件对人们有着“扑朔迷离”的影响。纽约州立石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霍华德·瑞克林（Howard Rachlin）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买彩票，尽管中奖概率远比在一个地震频发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要小的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求生的愿望会对概率的敏感性越来越高。不幸的是，大部分人的思维很难跟上这个节奏。
“当你一遍又一遍地做一些小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概率积累是如何积少成多的。”费斯科霍夫说。在研究中，针对洪水、地震等灾害中的不系安全带等不安全行为，我们理解了这种累积效应。也许，将这种行为称为“风险失明”比较妥帖。
那我们应该如何警惕这种“失明”效应呢？当风险不存在的时候――比如，在一个关于推销平底锅会议上――没有任何理由把我们的思想引入歧途。但是，当风险很高的时候，例如在传递地震风险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人们了解特定的障碍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应对。”费斯科霍夫说。
这就是SRC出现的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SRC的任务是给予民事保护机构建议，而不是公众。但是，一旦麦克风和摄像机参与中，一切都变了：媒体变成了风险沟通者，无论他们是否了解真实情况，或者他们对于事件的感觉是什么，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不幸的是，费斯科霍夫说，社会科学中的另一个强有力结果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夸大他们的沟通方式”）。
“科学家没有凭空捏造声明”
朱利安尼置于地下室中的铅箱
现年67岁的朱利安尼，在2009年的冬季和春季，每隔几天都会准时来到他的地下“实验室”。约20英寸高的“地震仪”被按放在房间的角落，另一边，有一台10年来一直使用的电脑显示器，桌上有一本写满数据的笔记本，右侧的地板上放置了一个约两个鞋盒大小的铅箱。朱利安尼声称，这个铅箱要比地震学家使用的检测设备更加敏感。
不同于其他占卜者，朱利安尼是依据自己的逻辑持续对可能要发生的地震进行观测，即地震涉及到巨大的能量，可以想象其活动过程中自下而上气体之间的变化和联系（一种地球化学的警示信息）。其间，朱利安尼一直专注于一种放射性气体――氡气――的观测，它在整个地质断层中有着较高的浓度。尽管若干代地震学家试图通过观测氡气的变化与即将到来的地震是否有关联，但都未果。《不可预测的预测：混乱的地震预报学》一书作者、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的地震学家苏珊·霍夫（Susan Hough）说：“氡气异常与地震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证据。”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朱利安尼成为媒体专注的焦点。
“我的电话号码只有几个人知道，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几乎所有意大利人都有了我的电话。”他说。作为一名在粒子物理研究机构工作的技术人员，朱利安尼的预测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包括一些技术人员、物理学家、科学家等都相信他，《纽约时报》甚至认为他是一位地震学家。
2009年3月29日，距离拉奎拉大约30英里的苏尔摩纳小镇发生了3.9级的地震。朱利安尼随后在他的网站上预测，这次震后的一两天内或将会发生一次大地震。当地很多居民选择了撤离。然而，地震却没有发生，尽管这对公众来说是件好事，但当地官员却非常不满，认为他在制造恐慌气氛，朱利安尼的网站因此被封杀。
针对拉奎拉地震引发的这场对科学家的诉讼，霍夫在一次邮件中称：“坦率地说，我有想给朱利安尼一巴掌的冲动。”她说，“科学家没有凭空捏造声明，相反，他们大声回答了一位非常不负责任的人的言论。”或许，没有朱利安尼和他的预言，就不存在关于震颤是否会引发大地震的辩论，也不会有阿布鲁佐官方的愚蠢说明，更没有后续的审判。这一切似乎都应该追溯到朱利安尼地下室的那个铅箱。
即使申诉成功，至少还需花费多年的时间，其中的一些人届时可能已经离世。与此同时，来自于有罪判决的影响仍在继续。从波士顿到雅加达，科学家担心这个案件会对那些决策专家产生影响。而在意大利本土，情况近乎滑稽，重新组建的SRC警告称仍存在“显著概率”的一场大地震。那么，如果地震没有发生，就会出现困惑：“显著概率”究竟意味着什么？
目前，塞尔瓦吉试图保持健康的心态，他戒了烟，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案子，在家里也尽量避免与孩子们谈论此事，以此减轻这场诉讼带给他的烦恼。有一天晚上在谈及关于受害者的证词时，他认为那些日子里他选择尽可能不出席听证会是尊重对方，他担心当听到亲人死亡的叙述时，如果他哭了，他的表现可能被误解为自责或内疚。
不过，塞尔瓦吉知道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尤其是帕里希，这位记者的亲人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了。他无法想象如果他失去了孩子会怎么样？他说：“也许我会自杀？我不知道。”
塞尔瓦吉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远不及帕里希遭受的痛苦。然而，他感觉到一种关系似乎在消失。在他的办公室，有两个挂钟的时间永远定格在凌晨3:32分――几年前他取出挂钟中的电池并把指针设置在这个时间点上――正是这个时间，拉奎拉发生了大地震；正是这个时间，许多人遇难，也正是这个时间，塞尔瓦吉快乐无忧的生活就此停止。
“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我已经花费了毕生时间试图了解地震，”他说，“而现在，当我认为我们应当同舟共济的时候，这些人却反对我。”
资料来源 med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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