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来到了COVID-19大流行的第三个年头。回顾过去两年，过去半年，过去三个月，甚至是过去两周，我们看到了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部分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特别是新冠疫苗和某些疗法的研发，但有很多方面仍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多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和讨论小组来总结这场大流行的教训，以便人类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基于这些讨论，来自STAT的资深记者海伦 · 布兰斯韦尔（Helen Branswell）从九个方面提出建议和思考。
行动需迅速
在2020年的1月和2月，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似乎都没意识到，首现于中国的新冠病毒会如此迅速地蔓延全球。
我早些时候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新冠会得到控制，因为冠状病毒家族里的另外两种——2003年的非典（SARS）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窘迫综合征（MERS）——没有造成长期大规模的流行。但2020年1月底至2月初，其他一些国家也发现了新冠病毒。从那时起，人类就已彻底失去了扑灭这场疫情的机会。
应对疫情的指导原则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而在COVID-19大流行中，人们似乎记不起这条原则的下半部分。
诚然，当局就某些紧急情况发出警报，可之后如果事实又证明这些情况不值得大动干戈，他们的声誉可能会严重受损。例如，2009年的H1N1流感最终被证明并不特别致命，世界卫生组织（WHO）因此受到欧洲议会（EP）的批评。
但要是你眼睁睁看着疫情迅速发展，直到确认它即将造成灾难，才开始尽全力阻止它，那么好的时机早就过去了，情况早就变得很糟了，而且后续变得更糟。
一切应从简
2020年的夏季和初秋，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仍在进行中，美国的两个研究小组着手确定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成立专家小组，制定了一份优先名单。为美国疾控中心（CDC）提供疫苗政策建议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也设计了自己的方案。
两组专家的方案略有差异，但都优先考虑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群。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感染风险以及感染后的重症或死亡风险最高。
不过这些优先人群内部似乎还有优先级之分，用于指导接种工作的章程和方案似乎也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例如：哪些人是更加不可或缺的医疗工作者？每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都可以被归为医护人员吗？接种工作的执行者会不会（或者说能不能）检查自己眼前这些“健康状况不好”的优先人群是否真的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教人练动感单车的健身教练会不会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接种疫苗？
如果执行方案如上述问题那般细致复杂（尽管是出于善意），最后的结果便可能是原地踏步。事实上，美国许多州政府在完成对医护人员的接种后，就直接忽略所有方案细则，按照年龄段给民众打针。
2021年秋天推出的疫苗加强针计划也面对着“细分”问题——居民的年龄、健康状况、受居住或工作地影响的感染风险，都是决定其加强针资格的因素。最终，美国州及地方卫生官员协会（ASTHO）主席尼拉夫 · 沙阿（Nirav Shah）恳求ACIP简化筛选体系，称这阻碍了加强针计划，因为人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条件。
有时政治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
或许是我过于天真，但在此次大流行之前，我确实从未想过美国政府官员会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在疫情问题上对民众花式扯谎，置他们的生命安危于不顾。
我从未想过，美国政治领导人会反对旨在挽救公民生命和减轻疫情造成的个人和经济损失的政策，比如关于佩戴口罩或接种疫苗的规定。这些于他们而言的权宜之计毫无疑问将导致数万人丧生。更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追随者选择了糟糕的建议并拒绝公共卫生指导。
而我以为每个人都怀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应尽可能避免让更多人死亡。
民众科学素养有待提高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众都缺乏科学素养，不理解科学的迭代本质。
对于一种全新的病原体，我们需要时间来弄清楚它的传染性和传播方式。当疫苗被开发并首次投入使用后，我们需要时间来观察它们的效果以及保护期。有的疫苗能维持数年效力，有些却只提供数月保护。得到准确答案的唯一方法是接种它们，然后观察突破性感染始于何时。但人们并不接受“需要时间”的科学。
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科学的运作方式缺乏了解，有的甚至选择在原型疫苗尚未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前就使用它们。（这样的行为将带来巨大风险，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当我们获得关于COVID-19的新知识，看到WHO或CDC修正健康指南，许多人并不将这些变化视为认知的进阶，反而觉得自己被早期的建议误导了。当权威专家和机构得不到大众信任，他们针对防疫所提出的建议也就得不到支持。
防疫并非朝夕之功
2020年初，众多国家效仿中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封锁”措施，试图减缓病毒传播。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于2020年3月16日宣称，如果人们在家里待上15天，病毒传播将得以减缓。到了4月上旬，各项活动就又都恢复原样了。
控制病毒传播并非朝夕之功——暂停15天带不来什么奇迹，如果人们马上恢复正常生活，那15天的收益将很快不复存在。但美国就在做这样的无用功。大家以为自己尽了力，吃了苦，结果却发现前方还有更大的牺牲。
疫苗竞赛比拼的不只是技术
辉瑞和BioNTech是欧美第一家生产出有效COVID-19疫苗的制药公司。2020年12 月11日，也就是新冠病毒的遗传序列公布11个月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授予其紧急使用授权（EUA）。
紧随其后的是莫德纳（Moderna）公司。他们高效产出的杰作同样是mRNA疫苗，于2020年12月18日得到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辉瑞在疫苗竞赛中攻势更猛，速度更快，击败竞争对手脱颖而出。他们的mRNA疫苗不仅是第一款获批的疫苗，第一个得到EUA授权的加强针疫苗，还是2022年以前美国唯一一款得到完全许可的、可用于18岁以下青少年的疫苗。此外，它现在还成为首个被授权用于5岁及以上儿童的疫苗。
凭借其诸多首创和令人惊叹的疫苗效力，辉瑞公司的产品似乎已经奠定了标杆地位，即便说莫德纳疫苗的抗原用量3倍于辉瑞，且最终辉瑞可能成为更好的疫苗。
辉瑞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成为第一。这家公司在商业级生产和监管流程导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这是以往从未有过产品商业化实践的莫德纳所缺乏的。监管经验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辉瑞在开始申请疫苗批准后3.5个月就获得了完全许可，而Moderna却耗费2.8个月才完成申请环节，直到2022年1月底才等来完全许可。
疫苗民族主义盛行
发达国家购买了大部分可用的疫苗，制药公司拒绝分享疫苗配方和生产技术，有些国家阻止医用氧气和个人防护设备的出口——所有这一切都助推了流行病蔓延肆虐。
关闭与疫情严重国家的往来通道等做法通常基于在科学上并不成立的理由，但这并不奇怪。例如，尽管奥密克戎变种已在美国横行无阻，拜登政府却仍下达了针对8个非洲南部国家长达一个月的旅行禁令。以后此类情况还将更糟。政府会更快地关闭国界，把人员和关键物资拒之门外。
临床试验进展值得肯定，但需要做得更多
在流行病危机期间计划和开展临床试验——尤其是那些规模大到足以得出测试药物或疫苗是否有效的可靠结论的试验——是一项巨大挑战。在此前疫情暴发期间开展的很多试验规模太小，且缺乏对照组，其中一部分甚至到疫情结束的时候都没有结果。
不过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有所不同。
英国的康复（Recovery）试验团队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类固醇地塞米松确实能提高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存率，而两种HIV药物，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则难以有效治疗COVID-19。此外，他们已有大量证据表明抗疟疾药物羟氯喹不具备抗击新病毒的效用。
Recovery试验利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之力，于大流行初期招募了足够数量的COVID-19患者，以期尽可能快地找到诸多问题的答案。WHO的“团结”疗法试验基于国际合作，以多中心研究与共享整合数据的方式高效解决问题。美国的曲速行动（OWS）项目帮助设计和运营了一些临床试验。它们快速测试了项目资助的新冠疫苗的功效。
然而，美国在测试现有药物能否用于治疗COVID-19方面的大部分努力都失败了。很多研究都得到了不确定的结果。如果缺乏沟通、协调和调度，我们在临床研究上的努力可能事倍功半，就好像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羟氯喹对新冠患者无益，但还是会有研究项目继续考查它的有效性。
美国似乎愿意承受大量死亡
截至2021年底，美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接近82万。这个数字必然是被低估的，具体多少仍不清楚。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这82万人中，死于2021年的病例多过2020年。在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的新冠疫苗供不应求；不过此后不久，任何想要注射疫苗的人都能获得接种；到2021年秋天，每一个16岁及以上的人都有资格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2021年，美国大部分地区反对口罩强制令，反对疫苗接种强制令，反对任何旨在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因为大家认为阻挡疫情的各种措施也阻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这种对恢复正常生活的执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可尽管已有百万美国人因新冠病毒失去生命，仍存在相当一部分民众拒绝接种疫苗或佩戴口罩，坚称COVID-19是骗局，或者并不比流感危险多少。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 · 福奇（Anthony Fauci）疾言道：“这简直莫名其妙。”
资料来源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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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海伦·布兰斯韦尔（Helen Branswell）是STAT的资深记者，写作内容主要围绕传染病展开，包括传染病的暴发、准备、研究和疫苗开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