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4期刊登了“培育下一个爱因斯坦”和“化学还有希望吗？”等文，说明即使在美英这样的发达国家内，也存在着对物理、化学这样的基础学科重视不够和投资不足的问题，它对尚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和反思的呢？应该说，上述问题之于中国，其严重性不会不及美英等发达国家，而只会超过它们。

首先，近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而不在中国。说中国古代有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领先的是技术，如四大发明，而不是科学。中国古代没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亚里士多德的以演绎法为主的形式逻辑体系。中国古代确实有一些超前的对自然界的科学性认识，但缺乏系统性，也缺乏高度的抽象性，大多没有摆脱经验色彩。这与中国治学一贯强调经世致用而不太注重探求自然之奥秘的文化传统有关。近代科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由于与中国主流文化相悖，它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其次，即使在近代科学于中国生根并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以后，急于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观点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仍不容忽视。10年“文化大革命”则使这种文化观点被无限夸大而达到荒谬的极致。在这10年中，科学事业遭到了肆意的摧残。科研院所停办、高校停课、科技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被下放体力劳动，他们从事本职工作的权利被剥夺。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教育也被取消，只剩下不伦不类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

再次，正是由于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如此严重的浩劫，物极必反，一旦“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上就迅速掀起了一股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催生了“科学的春天”。科学普及活动广泛开展，一些科普期刊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以至上百万。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解答的突破性进展，在社会上产生轰动的效应，受到传媒前所未有的青睐。各个科学学会纷纷恢复活动，各地科协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高考恢复后，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成为考生报名的热门。

不过，这样的热潮并没有持续多久。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计划经济体制远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因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仍然严重存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形成人们的共识，但科学技术如何成为现实生产力，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科学，它在现代虽然与技术有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终究有别于技术，它作为生产力是间接的，必须通过技术的中介，才能有效地应用于生产。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其作用不断有所增强，科教也被提升到兴国的战略地位。这是主要的方面。

可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诱使人们追求眼前物质利益的功利性急剧增长。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但它与中国上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相结合，对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的冲击，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基础科学具有公共性，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既不能申请专利，又形不成“Know How”，从而得不到丰厚的物质回报。由此，它就逐渐淡出社会人们的关注。学生报考基础科学学科的比例减少，科普期刊少的只能发行数千份、上万份，几万份就算很不错了。像本刊这样惨淡经营，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体，而且坚持近30年的科学刊物已经愈来愈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基础科学研究则因其没有即时的、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其重大研究成果又往往不是从国家规划的重点课题中产生，而是由科学家自由选题，自行组织研究获得的，从而难以获得国家的强有力支持，成为科学研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情况说明，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和投资不足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较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处境在发达国家尽管差强人意，但终究比在中国有利。一则它们有众多的、颇具财力的民间基金会，可以从多方面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二则它们有推崇科学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为中国所不及。即以斯蒂芬·霍金所著的科普读物《时间简史》而论，居然在它们那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该书在中国的反响则平平。

鉴于中国已经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单靠引进技术已经远远不够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就更具有迫切性和现实的意义。如何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给它以更多的支持和创设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如何有效地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都是需要我们深长思考，缜密分析和认真对待的问题。尽管基础科学研究在整个科学研究体系中，无论从人力配置还是从资金投入来看，都始终是少数，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限于经济和科技实力，更是如此。但是，它毕竟是不可或缺的少数，事关国力的提升和发展的后劲；忽视了它，从长远来说，也是会出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