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0日，随着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关于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最终调查结论的公布，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得到确认。这一事件不仅在科学界，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都激起了强烈反响。在怀疑、震惊和惋惜之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防止下一个“黄禹锡事件”的发生。在不久前召开的沪上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如何从教育、文化观念上加强引导，在监管制度上加强管理，以防中国出现类似事件，提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意见。
黄禹锡事件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人胚胎干细胞可以代表一个早期人体胚胎细胞的状态，可以用于研究人类胚胎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可以实验药物的有效性、毒理性，其研究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也不会因黄禹锡事件而受影响。
金颖（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健康科学中心研究员）：黄禹锡的工作在2004年第一次论文发表后，当时大家的感觉是很兴奋，觉得通过人体细胞核转移建立人胚胎干细胞系这一步终于迈出来了，兴奋之余也为这种突破没有在中国发生感到一点遗憾。中国的科学家做这个工作也有相当时间了，但还不能利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的胚胎建立人胚胎干细胞系。后来传出来说这件事是假的，真让人有点又痛恨又惋惜，太可惜了。一开始不相信黄禹锡会造假。但是后来的审查结论表明，他们迄今做的工作和通过体外受精得到人胚胎干细胞系没有差别，这就使这个科学实验一下子又回到1998年底的水平了。一开始很难接受这一点，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根据一些报道，我觉得黄禹锡还是很努力的一个人，多年来一直都在很艰辛地做，而且他的克隆狗被证实还是真的。
我想黄禹锡造假事件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可能与压力有关，拿了政府那么多钱，做不出东西来。当然压力再大也不能成为造假的理由。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做科学的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学生，做科学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东西决不能说有。而从政府来讲，不应该觉得我给你钱就一定马上要见到成效、政绩，因为很多时候还有待技术的成熟。
傅继梁：韩国大概从经济起飞以后，整个民族就有一种希望，要在全世界改变其以前落后的局面，这些年黄禹锡在韩国受到明星般的拥戴，有大批他的偶像组成的俱乐部，这可能也是黄禹锡事件得以产生的土壤，所以说这个民族有这个土壤，中国的情况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社会对科学家的这种压力在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是在韩国、中国等一些经济上从原来不发达到将要进入发达的这些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心态上就有这种意识，要把这种压力变成经济上、科学上翻身的强烈心愿。黄禹锡适应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的要求，所以就有黄禹锡迷的协会、俱乐部，大家一起支持他，一直到最后骗局被揭露后还有人支持他。
我觉得这件事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要从社会大环境来考虑。中国和韩国一样，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进入到世界的前几位，那么每年的一定时候就要提下一步的目标，实际上这种民族、社会的心态对科学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比如说人家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就要想怎么办了。这样的压力之下就可能出现不正常的情况。
还有一点，在对学生、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教育中，应该把青年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科学工作者责任心教育的主要内容。因为现在全社会对科学家还是很信任，但这个信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工作是真实的、不掺假的。科研工作一旦缺失真实性，科学和科学家最本质的东西就动摇了。假如我们的研究生、青年科学工作者，在他们成为科学家以前得不到这样的教育，是很危险的。
科学研究具有不可预测性
黄禹锡这件事从根上讲也是个教育问题，是在某种社会文化生态当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基础不解决，即使不发生黄禹锡事件，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事情。
傅继梁（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有些东西是可以预测的，如一年里盖多少楼、造多少桥，桥的结构如何等，都是可以预测的。但是我这一年要完成十项重大的科学发现，这种话一说出来人家就知道你是在撒谎。科学发现的不可预测性告诉我们，不能太着急，不能太规定时间、地点、任务，这不叫科学，这叫工程。比如说前些天美国“星尘”号飞船的返回舱返回地球，但是它当年发射时，对这一飞船能不能回来，回来以后能带回来什么，科学家们确实一点都不知道。即使它回来了，科学家拿到了它，但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应用等还是不知道。科学往往就是这样，你现在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但它迟早会造福人类。
沈铭贤：特别是和公众生老病死有关的科研成果的宣传要适当，如果不当宣传，我这个成果出来之后能够怎么样，那公众就寄予很大的希望。人类基因组序列公布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不少老百姓以为人的寿命大大延长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就造成了误导。
金颖：现在核转移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卵母细胞不够，现在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怎么样把胚胎细胞变成生殖细胞。这还是一个非常长的路，即便是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实现。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还是要培养研究生对科学的兴趣。科学问题的结论只能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产生。科学成果的产生也有一个积累过程，过于强调亮点，几年内要出多少文章，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从制度上加强对科研的监管
遗传学正反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科学家不要追求一时的风光。从科学家本身来说，要自律，要慎独，做学问、做科学不光要踏踏实实，而且要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走歪门邪道。
赵寿元（复旦大学教授）：我认为应该注意加强科学研究领域当中的监督、核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的数据核查。因为从黄禹锡的情况看，他做假还是有据可查的，他的揭发首先是靠课题组里面人的举报。对于怎么加强监督和核查，总是有据可查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从黄禹锡来看他们是卵细胞的来源出了问题，材料里面说黄禹锡陪他的一个女研究生到医院去采卵，他说是自愿的等等。另外他报的11个卵子组当中有9个是来自于病人的，但是他们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核实这些数据以后，发觉跟病人的实际情况根本就对不上，所以这个来源就成了问题，根本就不是胚胎的干细胞。
另外报告里面讲的从他2004年到2005年一共是用了427个卵细胞，但是实际上查下来要用到至少1600个以上，这样一来，他所宣称的成功率要比人家高出10倍以上，就完全是虚假的。所以说像这样都是在他们实验室课题组内部知道的情况，是可以查出来的，而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出来呢？可能就是管理体制上面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来考虑的。报道里面讲考虑到他是什么英雄、伟大的科学家等等，有的人不敢怀疑他，有的也不敢去揭露他，所以从黄禹锡的事件可以引出对科学研究的成果如何有效地监督与审核的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当中也涉及到一个课题组管理中的民主讨论的气氛，而不是压制人家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有一种允许提不同意见的氛围，早一点发现问题的话，也许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
傅继梁：黄禹锡2004年论文的发布程序也有问题。通常科学论文都是以文章形式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但他不是这样，而是先在美国AAAS（科学促进会）年会的一次媒体记者会上首次公布。公布的时候大概有数百家报纸、电视台记者在场，以这种方式公布，如果是说假话的话，这个假话的放大效应就很厉害。以后这篇文章先在网上发，然后才在杂志上发表，2005年的文章也是这样。这种力图借助媒体来传播弥天大谎，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这更使得他不可原谅。
我觉得实际上这次打击的不仅是韩国科学家，全世界的干细胞科学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又回到1998年的研究水平。由于科学上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你发表了我就不用发表了，就不能再做了。即使你再在做也是重复别人的工作。但如果我没有做出来，但欺骗说做出来了，这实际上是把人家的路都堵死了。我觉得一方面对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要谴责他。另外一方面还要建立一套公认的程序来保护科学家，这是问题的两方面。
这一事件凸现了伦理问题的重要性
诚实创造了科学。科学品质、科学道德素养对于高层科学家、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来讲特别重要。越是成名的人，越是要守住这个底线。过了这个底线就会身败名裂，不管是谁。
沈铭贤（上海社科院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黄禹锡这件事首先是因为伦理规范方面的问题而受到质疑，继而被揭露出来的。2004年他们的文章不规范地采集卵子已经早就有人揭发。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伦理学家叫宋相慈，他是韩国技术与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他跟其他的一些人就给《科学》杂志写信，指出黄禹锡的成果有悖伦理规范，因为他采集了他的研究生的卵子。然后英国的《自然》杂志就把它披露出来。当时黄禹锡坚决否认这件事，他说他做的事情都是符合伦理规范的。
我觉得这一事件凸现了伦理问题的重要性。现在看来比较严格的伦理规范，是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对我们科学家的一种支持和保护。譬如进行人体实验要有很多规范，研究要和实验分开，要回避利益冲突和防止商业化等等。如果黄禹锡有一种比较好的科学伦理意识，而不是如他现在所讲的“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赫尔辛基宣言’”，那么事情的结局可能不会是这样了。
现在搞生命科学、搞人体科学的研究人员可能会逐步了解到生命伦理这件事情是很需要的，但是还会有人觉得这些规则都是西方人制定的，我们东方人不一定要遵守这种规矩。现在看来，尊重人的权利、尊严、隐私，这些事情不能够说成都是西方的。我们要建立并遵守符合国际规范的生命伦理规范，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领军人物的科学素养尤为重要
沈铭贤：我觉得科学家的个人品质不可小视。当然说黄禹锡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也是很用功，很有才能的，但是他到了这样一个地位、这样一个时刻，他如此地急功近利，最后的底线都不顾了，去造假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科学家个人诚信这样一种底线一定要守住，因为诚实创造了科学。我认为，科学品质，科学道德的素养对于高层科学家、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来讲特别重要。黄禹锡事件证明每个人都要遵守，没有人可以有例外。越是成名的人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不能过了这个底线，你过了这个底线就要身败名裂，不管是谁。
傅继梁：在科技界受人尊敬的邹承鲁院士不久前在《科学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首尔大学能够自己出来调查揭发这件事情，是首尔大学有希望的标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譬如说某老师是我们一个单位的领导，我们出了问题要瞒着他。因为我出了事情他也不好看。但是首尔大学马上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彻底调查这个事情，对社会作出一个回答。这件事情表明韩国的科学家、韩国的大学、韩国的政府还是有自信、有希望的。邹先生的文章提到，我们经常说家丑不可外扬，他说家丑就要外扬，你这个家才有希望。不断把家里丑陋的东西暴露出来，剔除这些腐败的东西，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好。
做科研必须踏踏实实，老老实实
赵寿元：黄禹锡事件发生后国内外都在讨论，我想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带来几方面的思考。首先从科学家本身来说，要自律、要慎独，做学问、做科学要踏踏实实，不光是踏踏实实而且要老老实实地做。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走歪门邪道。
科学史上这种事情很多，譬如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的工作在1865年就完成了实验，但是他在世时并未得到承认，而是到了35年以后的1900年被3位科学家同时发现，由此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孟德尔是去世后才成为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是靠吹捧，不是靠各种不当的手段而站住，而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是李森科，他依仗权威炮制了很多的伪科学，在当时显赫一时，但是他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遗传学正反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科学家要追求的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工作，而不要追求一时的风光。在这其中也涉及到社会的环境、社会的文化背景等各个方面，包括社会行政权利部门等等，对科学家的科学成就评价应该来自学术上的评价，而不是通过作不适当的报告，也不要像明星、歌星一样地追捧，更不要炒作，这对科学家成长都是不利的。
我还希望一些年轻的科学家适当地读一些科学史著作，科学史当中多有一些正面的例子，这样可以提高科学家的素养。
还有一点，现在调查下来，黄禹锡的克隆狗是成功的，另外他也说到了，他的工作是掌握了体细胞克隆的技术，而很可能是被他合作的医院调包了，他希望给他6个月的时间能够重复这个实验，当然这是韩国的事情不用去管他，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犯了错误，他如果意识到，而且愿意重新改正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机会，特别是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科学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应该实事求是。
黄禹锡公开承认造假后，他的研究室被封闭，接受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