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川健一（Kenichi Togawa）下班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游戏机。这位39岁已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每晚都会花数小时边打游戏边喝烧酒，他常常在电视机前睡着，醒后再浑身发抖地爬到妻子由香（Yuka)的床上。

 

　　由于受到25年来最严重的核辐射的影响，户川健一和他的家人沦为难民已近两年。2011年3月11日，一场强烈的地震袭击了日本东北海岸，引发13米高的海浪，巨浪将海水卷入福岛核电站并摧毁了其6个核反应堆中的3个。事发后第二天，在1号核反应堆爆炸之前的几小时，户川健一全家逃离了距核电站10公里远的家园。现在，他们住在疏散区以外的一所青灰色小公寓里，这种公寓是在福岛东北部搭建的一长排临时住房。户川健一全家5口就挤在这个总面积仅30平米的三居室公寓中，这种临时住房的窗户很难抵挡冬日寒风的吹打。

 

　　由香很容易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脾气，在相对传统的福岛地区，妇女的这种表现并不常见。想到每天的生活她会很开心，但思绪一转到未来，她又感到失落。她说：“这都是暂时的”。“我们早晨离家去上班，然后回到这临时搭建的家里，心里的感觉总是不踏实。”

 

　　他们所认识的人有的比他们更不幸。目前跟他们同住这种临时房屋的许多邻居都失了业，整日呆在家里。户川健一以前的一些同事由于害怕核辐射的污染，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送到了别的地方，而他们自己则留下来工作。

 

　　面对核泄漏事件带来的影响，公共卫生专家对核辐射可能造成的威胁感到担忧。随后的分析表明，仓促或者说不顾一切地从反应堆附近撤离或许能把核辐射对民众的影响降低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程度。但是对核辐射的潜在威胁所产生的彷徨、孤独以及恐惧，正在危害着从核灾难中撤离出来的21万民众。

 

　　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正在试图评估和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日本政府是否有决心或资金予以必要的支持尚不清楚。另外，鉴于灾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他们不愿意讨论有关的心理问题，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心理上的帮助也不太清楚。研究人员担心，这种复杂的情绪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和沮丧感，促使他们滥用药物。

 

　　核辐射灾民比海啸幸存者面临更加困难的未来。海啸使近2万人死亡或失踪，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正在两个救援小组工作的福岛医科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矢部（Hirooki Yabe）说：“海啸灾区民众的情绪已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核辐射的受害者却变得越来越消沉。

 

　　福岛地区盛产水果、稻米和鱼类。早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沿海居民曾非常赞成建核电站，后来建立了两个核电站为东京供电。户川健一1994年就开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妻子由香则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户川健一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分别9岁、12岁和15岁）生活在一个名叫浪江的海滨小镇，居住在一套4居室的公寓里。

 

　　全家人的生活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巨变。户川健一当时正在核电站的吸烟室里吸烟，这时他感到地板颤动了几分钟。于是他跑回办公室，从横七竖八的办公桌和掉下来的天花板中穿过，抓起驾照和车钥匙就走。但他很快发现由于地震和海啸已经摧毁了桥梁和道路，车辆已经堵塞了核电站外面的道路。于是户川健一扔下车，步行8公里回到了家。

 

　　回到家后，他发现家人全都安然无恙。但他开始担心核电站的安全。在核电站，他的工作是维护紧急情况下冷却反应堆的系统。如果系统出了问题，那么灾难将会马上降临，辐射会扩散到附近的村镇。那天晚上，当余震还在不断发生的时候，他的家人彻夜开着灯和电视在惶惶不安中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警笛响彻整个浪江，警告人们紧急疏散。户川健一一家接到通知，往西北方向30公里的对马岛撤离。取回车子后，一家人就出发了，但道路上挤满了恐慌的人们，户川健一一家最终在另外一个疏散中心安顿下来。当户川健一得知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动机也损坏了之后，他们全家再一次上路，希望能到达对马岛。“我们必须逃走”，他记得曾经在恐慌中这样想。

 

　　在路上，户川健一收到了在东京电力公司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朋友的短信。1号核电站爆炸了，核辐射正在整个福岛蔓延。得知这个消息后，全家人从一个挤得满满的疏散中心驱车到了另一个中心，最后到达了位于核电站西北部40公里远的川俣，在一个漆黑狭窄的体育馆里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分到一小块地方作为临时的家。但是他们仍然担心核辐射。妻子由香说：“我们对核辐射的影响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川俣是否安全。”

 

　　日本已经习惯了自然灾害。在海啸发生后不久，国家应急服务机构就开始了行动。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救援人员赶往东北部海岸，开始搜救及护理工作。位于福岛市的医科大学成立了救助中心。在灾难后的几天至几个星期里，大学的医院接受了来自沿海的重病病人。医科大学医护人员的身影也出现在核危机的最前线：医生们用盖革计数器检测疏散人员的甲状腺腺体（这种腺体对辐射尤其敏感），并且对受到严重核辐射的几名核电站人员进行了治疗。

 

　　心理健康专家是首批救援者之一，这反映了日本国民对心理健康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日本规模虽小但颇具现代化的心理健康机构仅仅是帮助那些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传统上，社会对诸如抑郁症这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关注很少。然而最近几年，日本医学会开始对医生进行抑郁症和自杀方面知识的培训。政府也开展了预防自杀的群众运动。

 

　　尽管如此，心理健康服务还是不尽人意。核灾难发生不久，福岛地区的大部分医疗资源主要用来帮助那些已经确诊患有精神病的病人。举例来说。矢部的车上装满了安定药和抗惊厥药，它们都被运到众多疏散人员居住的相马市。虽然心理健康专家也看望别处的灾民，但他们往往只治疗最严重的病例，例如震颤性谵妄和外伤后的应激失调。

 

　　户川健一一家属于被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忽略的成千上万灾民中的一员。妻子由香说全家人现在很难回忆起在拥挤的临时避难所里度过的最初几天。但是她始终记得一幅令人不快的场景：地板上躺满了患病的老人，对核辐射的恐惧弥漫着整个避难场所，灾民们插队领取食物。由香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我们就像没有拴链子的猫狗一样。”

 

　　由于几乎得不到外界的指导，避难所的居民试图进行自救。由香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护士，但是工作了4天之后，她感到非常气恼，她心想为什么自己作为一名受害者要花费所有时间帮助别人？由香把自己锁在了避难所外面的车里，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不断尖叫哭喊。

 

　　在灾民不断地调整自己努力适应灾后生活的同时，福岛医科大学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到5月份，紧急救助工作几乎结束的时候，医院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测量公众的辐射剂量。主持福岛健康调查项目的长崎大学辐射健康专家山下俊（Shunichi Yamashita）说，这项任务非常棘手，1号核电站附近的辐射检测器已经被地震和海啸摧毁，而疏散后的混乱状态使得他们很难评估出每个人被辐射的时间和程度。

 

　　然而，目前有限的检测结果显示，灾民受到的辐射剂量很小。健康调查的最新评估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灾民受到的核辐射剂量都非常小，最大量仅为25毫西弗特，远远低于100毫西弗特。因为在对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幸存者的研究中发现，100毫西弗特的辐射量与患癌风险的增加相关。世界卫生组织5月份也发布了报告，声称诸如浪江这类地方的大部分灾民受到的辐射量只在10到50毫西弗特之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婴儿受到的辐射量可能会对他们正在发育的甲状腺带来癌变的风险。

 

　　辐射专家指出，如此低的辐射剂量很难预测对健康的影响。一名研究原子弹幸存者的独立统计学家戴尔·普雷斯顿说：“我想癌症增加的风险会有，但是这种风险非常非常小”。

 

　　基于这样的观点，健康调查决定不再跟踪固定的大批人群来研究癌症的发生几率。相反，他们本着自愿的原则给那些灾民提供甲状腺筛查和其他的健康检查，山下希望通过这些筛查结果，连同搜集来的数据一起，能够安抚民众，让他们相信患癌症的风险很低。

 

　　心理健康已经成为该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12年1月，研究人员在21万灾民中发放了问卷调查，来评估他们的紧张和焦虑程度。在东京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工作的精神病专家铃木百合子（Yuriko Suzuki）说，回收到的91 000多份问卷调查表显示的数值“相当高”。大约15%的成年人显示出了极度紧张的迹象，是正常值的5倍。20%的人表现出心灵创伤的迹象。这个调查结果跟美国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中的首批反应者的数值接近。由家长们填写的对儿童的调查显示，儿童的紧张程度是成年日本人的2倍。

 

　　紧张情绪已经把一些灾民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2011年11月的一天，大久保贤治（Kenji Ookubo）在核电站西北40公里的叫做Iitate的村庄游荡，在空旷的大街上练习着高尔夫挥杆动作。这个小镇在灾难之后，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因为从核电站吹来的羽流辐射正好经过它。然而大久保无法忍受临时住所，在那里他开始酗酒，并遭受胃痛的折磨。他在川俣租了一间房子，但他会经常回来蹲坐在父母丢弃的房子里。他说：“我回来就是想摆脱压力，没工作，也没有希望，我看不到未来。”

 

　　哈佛医学院的卫生保健政策学教授罗纳德·凯斯勒（Ronald Kessler）说,这是大灾难发生后的一种常见现象。“短期内，人们还有干劲”，但是当大范围的破坏或者健康问题让他们无法再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时，他们就会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他接着说：“当这种大的灾难降临时，它会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到达某一时间段后，人们就会心力憔瘁。”

 

　　人们之所以对恐惧的长期影响知之甚少，部分原因是核灾难很少见。但是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灾难显示，辐射恐惧可能引发持续的心理伤害。在那次灾难发生20年以后，那些当时还是孩子的被疏散人员会比同龄人更多地抱怨身体上的不适，即使健康状况没有区别。纽约州立大学的精神病专家伊芙琳·布罗米特（Evelyn Bromet）说,这些孩子们的母亲患外伤后应激失调症的几率是普通人群的2倍。研究还发现核电站灾难后的疏散人员中患抑郁症的几率也有所提高，而且清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物人员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1.5倍。

 

　　布罗米特说，对福岛的灾民而言，“将会有大量与健康有关的焦虑，这种焦虑将不会轻易消除”。

 

　　由香讲述了她的一些担忧。她和户川健一已经通过自学，并从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甲状腺筛查中解除了焦虑。孩子们提着由健康调查小组提供的计量仪收集辐射数据，安抚民众。但是由香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一天会得癌症。

 

　　然而眼下，全家人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际工作当中。政府已经承诺，户川健一全家在他们的小公寓里可以一直住到2014年8月。但由香说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不得而知。政府官员说他们正在想办法，试图为那些必须撤离的人们建造公共住宅。但是建在哪里呢？一切都是未知数。每当她和户川健一构想未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的沮丧。

 

　　参与福岛健康调查的科学家们，已经安排一组精神病专家和护士对在心理健康问卷表上数值高的个人，进行后续的电话采访。但是仅有大约40%的成年人对问卷调查表做出了回应。研究人员怀疑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没有参与。即使当精神病专家跟他们电话联络上，这些人在电话上的回答通常也超不过5到10分钟。矢部说“日本北方人是很保守的群体，他们不怎么谈他们的私事，特别是对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人”。

 

　　即使精神病专家查明了问题，也不知道对此该采取什么措施。大多数灾民，像户川健一一家一样，遭受着非临床的问题――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不要求住院或者治疗的精神焦虑和紧张。铃木说，对大灾难的幸存者没有现成的治疗体系。

 

　　矢部建议，应该在整个福岛地区设立一些专门治疗心理疾病的无需提前预约的诊所，方便社区和家庭成员就诊。铃木说，服务大部分人群的集体治疗机构可能是未来发展之路。许多人说，这样做能帮助灾民培养一种集体感，但目前政府还没有对这种项目进行扶持。布罗米特说，临时住所建得像铁路一样，长长的一排。政府本可以把这些临时住宅建成环形，中间建一个运动场，方便人们聚在一起，可惜政府没有这样做。

 

　　凯斯勒说，海啸幸存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会有所减轻，但核灾难的灾民反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焦虑，特别是有关核辐射的焦虑。他预测：“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如何消除这些灾民的焦虑情绪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巨大问题”。现在正是抢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机会之窗正等待我们去开启。

 

　　但是健康调查项目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项目主持人之一，福岛医科大学流行病学家小泽征安邑（Seiji Yasumura）说，政府每年给这个项目30亿日圆（3400万美元）的资金，但项目目前正在花掉这个数额的两倍，所以调查项目背负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到目前为止，21万灾民中仅有100人接受了心理健康专家面对面的咨询。

 

　　户川健一一家的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孩子们似乎很满意他们的新学校，在2011年9月，户川健一从当地政府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处理从社区住户里清理出来的污染土壤。他经常超时工作，以至于他所在的公司要求他必须休息。由香也在当地一家诊所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兼职工作。她偶尔发脾气会导致跟同事的紧张关系，但她很享受这种直言不讳的习惯，用她的话说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在去年填完了健康问卷调查之后，由香收到了一份宣传单，邀请她在电话上与人交谈。她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放弃。她说：“我不喜欢打电话。都快2年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