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巴马总统确定新的继任者之际，美国能源部（DOE）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于2013年2月1日宣布将正式辞任。他在给能源部全体成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将重新回归以教学和研究为主的学术生活中去。”

 

　　作为上一届内阁成员，朱棣文在任期内的四年时间里，大力推动开发新能源技术的应用研究，以减少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然而，他的努力同时也引来了一些争议，包括一些大规模政府投资失败而遭到诟病，导致纳税人数亿美元的潜在损失。

 

　　在公开信中，朱棣文列举了其任期内取得的一些成就。例如，“能源部在突破横亘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在信中写道，这一突破的受惠者之一是2007年建立的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能源技术领域的现状。”早在来华盛顿任职之前他就表示了支持的立场，但“从没有想到会在自己任期内得到实现。”

 

　　朱棣文是保障ARPA-E获得所需资金的第一任能源部长。然而，朱棣文提出的有关基础科研项目的一些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得到了奥巴马的承诺，2010年的一项立法也承诺给予基础物理研究的拨款增加一倍，但国会却未能拨出所需的资金。

 

　　在能源部35年的历史上，朱棣文以首位诺贝尔奖得主、任职时间最长，并领导能源部掌控270亿美元年度预算而载入史册。朱棣文表示，一旦他的继任者被提名，他将返回加州。朱棣文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7年，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其间任职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2009年1月任美国能源部部长。以下为朱棣文写给能源部全体成员的公开信：

 

　　在我担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能与这个杰出团队的同仁一起共事，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荣幸。虽然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无论是对于能源部，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激动人心的经历。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一直在激励着我，他的梦想是要实现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内涵”来判断个人价值的美国。在科学界，对个人价值的评判是他们的创新思想。新的见解将带来科技进步，最后仲裁者则是寻求真理的科学实验，而激励我们的力量就源自于这一基础。

 

　　我将这一做法带到了能源部。我认为，对能源部工作的评判并非取决于我们拨给了某个州、某个地区、某个公司、某个大学或某个实验室多少资金，而是取决于我们所作决定的性质。作为为整个国家服务的部门，能源部是一个科学部门、一个创新部门，以及一个保障核安全的部门。

 

　　来的时候，我带着缤纷的理想；离开的时候，我拥有了我们大家都引以为豪的一些成就，一些归功于你们的奉献和努力工作的成就。

 

　　四年前，ARPA-E还只是美国科学院发布的咨询报告《在风暴中崛起》（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中所提出的一个想法，但我从没想过它会变为现实。ARPA-E的宗旨是改变以往的“游戏规则”，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开发，从根本上改变能源技术的现状，并以其杰出的融资选择、深思熟虑的计划管理获得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尊重。

 

　　美国联邦快递（FedEx）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ARPA-E能源创新峰会上曾说过，ARPA-E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资助计划。在最初的几年里，获得4 000万美元资助的11家公司已经吸引了超过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ARPA-E的精神如今已传播到能源部其他部门。第一个成功“移植”这种精神的是一个全新的被称为SunShot的太阳能光伏项目，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担纲，并获得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好评。《福布斯》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能源部的清洁能源创新革命在悄然进行之中，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于实现能源部更灵活的、专注于创新的使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对工业界的创新者提出了两大挑战。SunShot的挑战被要求将太阳能效利用率的总成本减至1美元/瓦，大致相当于电力平准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LCOE）的6美分/千瓦时（不予太阳能行业以额外补贴），接近于电子工业联合会（ELA）十年内天然气成本和电力平准成本的计划。记得第一次讨论这个目标时，电力行业很有些不以为然，如今他们认为，挑战让他们重新思考未来的道路，并认同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012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一项“普及电动汽车挑战”（EV - Everywhere Challenge ）的举措，以实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或额定范围为100英里电动汽车的开发目标――开发用于插件电动汽车的电池将彻底改变电分布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风能有望在十年内达到电网平价，除非与公用事业公司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否则我们将无法充分利用快速技术发展带来的益处。

 

　　我们已经介入了材料、计算机、太阳能光伏、电动车辆等许多领域，以帮助一些公司更好地利用能源部的资源――从我们先进的设备设施到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此外，许多行业领导人对我们在能源创新等领域起到的“召集”作用表示了感激之情。未来，能源部所起的“召集”和“智囊”作用将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其价值。

 

　　能源部在打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壁垒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科技团队”的合作包括了太阳能、电力传输和分配以及生物燃料等领域，并鼓励年轻科学家与能源部经验丰富的科技人员分享想法并展开竞争。

 

　　在过去四年里，清洁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的产量已翻了一番，部分归功于政府对新技术开发的投资。在过去三年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安装几乎每年翻一番，2011年已超过1.8千兆瓦。据美国风能协会（AWEA）公布的数据，2012年美国42%的新能源来自风能，其比例高于任何其他能源。

 

　　除了约25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我们受国会委托，通过回收法案以360亿美元的投资来确保美国清洁能源的明天。我们已帮助100万低收入住户增强了其房屋的越冬御寒性能，我们还积极响应了总统提出的“更好建筑的挑战”计划，将在2020年前对20亿平方英尺的商业和工业建筑进行升级改造。

 

　　在国会授权下，我们还管理了一项上届政府通过的贷款计划，该计划包括了对33个清洁能源和先进汽车制造项目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的投资组合，将支持6万个就业岗位，产生550亿美元的经济投资。能源和基础设施贷款项目在过去四年里首次付诸实施，这一模式被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所复制。

 

　　这个投资组合包括：建立或改组十几家汽车制造工厂（密歇根州、加州和田纳西州），以帮助提高美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新一代美国汽车将为消费者每年节省10亿美元的汽油费，包括在田纳西州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全电动汽车制造工厂；第一个全国规模的屋顶太阳能项目，该项目包括多达28个州的商业建筑；三十年来的第一座核电站；世界最大的大型风电场、太阳能光伏和聚光太阳能发电站。

 

　　通过“复兴法案”，我们为1 300多家公司提供了拨款和贷款，尽管有人对此多有置疑和批评。事实是，这些资助的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遭遇破产，批评者关注的是这百分之一，而不是获得成功的99%。

 

　　是否愿意以少数失败来换取更多的成功，这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潮流的美国企业家和创新者们明白，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够――或者说应该――避免的。米开朗基罗曾说过：“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更大的危险不在于我们设定了难以达到的高目标，而在于我们设定了能够实现却过低的目标。”

 

　　为了加快科学进步的进程，能源部科学办公室2009年建立了46个能源前沿研究中心（ERCs），这些中心发表了2 400篇以上同行评审论文，提出了55项专利申请，整理归档了125项附加的专利或发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先进电池技术、太阳能技术、固态照明和核能源领域内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科学突破。

 

　　在致力于能源挑战方面，我们在推出的一系列能源创新中心建立了由众多科学家、工程师和行业合作伙伴组成的多学科小组，进行利用超级计算机以提高核反应堆安全性能的集成复合材料研究、经济节能型建筑设计，以及直接将太阳能转换为运能的研究等。在过去两年里，能源创新中心还大幅提高了能源存储系统的能力。

 

　　过去几年里，能源部在与行业的合作中，淘汰了一些昂贵并耗时的软件工程应用原型系统，如用于优化柴油和喷气发动机、轮胎履带和核反应堆燃料装置安全性的模拟软件。这项工作直接提高了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和就业率，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几个用于促进与工业行业合作关系的实验工场。

 

　　在针对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中，总统责成我协助英国石油公司（BP）对海底石油泄漏范围及设施损坏情况进行评估。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包括100多名实验室员工夜以继日地对数据进行分析，能源部最终为控制失控油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泄漏到墨西哥湾的油量评估中，两年半之后，之前做出的评估被证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发起召开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lean Energy Ministerial）的过程中，美国能源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参会的20多个国家（占全球GDP80%以上）聚集在一起，交流和讨论了一些最佳的实践，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动员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来推动清洁能源革命。

 

　　根据拟定的一些合作协议，美国和中国宣布成立了三个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内容主要集中于（i）开发低成本高能效建筑；（ii）发展清洁采煤技术，如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等；（iii）开发清洁能源汽车。该计划的1.5亿美元投资由中美双方平均分摊，其中一半由所在国的行业企业承担。

 

　　根据国会的家电能效标准，我们制定并最后确定了40多个家用和商业产品的标准，保守估计，到2030年，这些标准将为消费者节省3 500亿美元。包括我们的核安全小组，已从世界各地有安全隐患的地点转移了1 340公斤高浓缩铀和35公斤钚，其中清除了8个国家中所有的高浓缩铀。

 

　　过去四年来，我们一直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对来自前苏联的10万公斤以上的武器级铀进行了处理，降低其浓度，将其转化为和平用途，用于美国的民用核反应堆。事实上，大约10%的美国的电力来自于曾经威胁到美国的前苏联核武器库中的铀。包括在清理冷战时期遗留的核污染工作中，我们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将核污染危害降低了将近75%，永久性清理受污染土地达690平方英里（相当于曼哈顿面积的30倍以上）。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能源部所承担的使命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美国2012年在进口石油上花费了大约4 300亿美元，包括每年为保证航线安全要多花费好几十亿美元的石油，而石油地缘政治也给我们增加了相当大的额外负担。虽然明年我们的石油进口量预计将降至25年来的最低点，但我们仍然要为对石油的依赖在经济、国家安全及人力成本上付出沉重的代价。

 

　　地球的平均温度正在上升（气温升高大多发生在过去三十年里）。根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统计，1980年至2011年的三十年间，风暴、洪水、干旱、热浪、火灾等自然灾害增加了三倍以上，保险公司的年损失从400亿美元激增到了1 700亿美元（不包括大多数未投保的损失），其中遭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总统在最近的就职演说中说道：“一些人可能仍然否认科学的判断，但在严重的干旱、肆虐的大火，以及猛烈的风暴面前，谁也无法躲避开大自然的破坏性冲击力量。”

 

　　压倒性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活动在地球气候变化中起着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主导性的作用。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最近三十年间出现的一些极端天气现象是因地球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几乎所有经合组织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气候科学家关于地球气候变化的判断。

 

　　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意识到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为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国对清洁能源开发的部署以及进一步开发相关技术的步子如今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几十年的气候变化，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所改变，那么我们面临的风险将会是巨大的。

 

　　我们寻找和提取化石燃料的能力在得到持续地改善，世界各地经济上可开采化石燃料的储量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跟得上需求的增长。但正如俗话所说的，石器时代的结束并非是因为我们将所有的石头消耗殆尽，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替代方案。

 

　　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类似的机会。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性正在迅速接近其他能源，能源部在加速过渡到经济的、易获得的和可持续发展能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终，对于遭受不利气候变化影响的最无辜的受害者，我们还承担有道义上的责任，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们往往是最无辜的――世界上最贫穷的公民和那些尚未出生的后代子孙。一位年长的美国原住民说得好：“我们继承的土地不是来自我们的祖先，而是从我们的后代子孙那里借来的。”我们不希望，在短短几十年后，我们的孩子们会这样来责问我们：“我们的父辈们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就没有为我们想过？”

 

　　在这样一个发生着重大变化的重要时刻担任能源部长，我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获益匪浅。尽管我仍将永远致力于能源部的使命，但在总统大选后的几天里，我已将我的辞职决定通知了总统。我想重新回到教学和研究的学术生活中去，但我仍将继续致力于过去四年里与大家一起工作时承担过的那些使命。

 

　　四年前我与诸位一起开始的旅程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下去，上面谈及的自己在能源部要做的许多事情中，其中一些目标已经实现，我们一起还播下了许多种子。正如今天蓬勃发展的页岩天然气生产，要归功于能源部从1978年到1991年的研究，一些重要的工作可能需要几十年默默无闻的研究。但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播下了种子，我们的国家终有一天会收获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