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布莱恩·麦奎因（Brian McQuinn）从马耳他出发，经过18小时的航程后抵达了利比亚米苏拉塔港。其时，反对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起义已经进行了五个月之久。

 

　　“整个城市都被包围了，到处都是卡扎菲政权的武装力量。”麦奎因回忆道。麦奎因出生于加拿大，过去十年间供职于和平组织，游走于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等国，对利比亚这样的动乱形势并不陌生。但这一次，麦奎因是以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利比亚的。冒着生命危险，他计划接近反对派并跟踪他们的斗争，以此研究他们是如何利用仪式活动，在持久的战争中建立团结和忠诚。

 

　　他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在与反对派一同生活的七个月里，麦奎因仔细观察了仪式是如何随着战争的开始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逐步演变，并收集到一份详尽的个案研究资料。而他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个学术项目的组成部分：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决定，在2016年前，他们将为麦奎因的导师、牛津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提供320万欧元的资助，进行对仪式活动、社群和武装冲突等方面的研究。

 

　　仪式活动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根据怀特豪斯的阐述，仪式“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凝聚剂”。怀特豪斯与一组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12所高校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仪式活动的内容大不相同：可以是祷告者在教堂中诵诗；可以是美国大学兄弟会起誓中略带暴力和羞辱性的行为；也可以是新几内亚阿拉佩什（Ilahita Arapesh）族人以竹片和猪门牙在男子生殖器上穿孔的做法；等等。但怀特豪斯相信，无论仪式的内容如何多样，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社群。为理解文明的起源问题，仪式是一项十分关键的内容。

 

　　为探索这些问题，以及解析仪式是如何将人们凝聚起来从而形成社群，怀特豪斯的课题将会把实地考察（如麦奎因的研究）、考古发掘和实验室研究结合在一起，并在全球范围包括加拿大温哥华、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群岛等地进行取材。项目指导、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主任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评价这个课题是“迄今为止对仪式最为广泛深入的科学研究”。

 

　　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检验怀特豪斯的理论，即仪式活动是否能分为两大类型，并且对社群结合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一种，诸如基督教堂、清真寺或犹太教堂的祷告，或是美国小学里每日的效忠宣誓等例行活动，怀特豪斯称之为“教条式”（doctrinal mode）的仪式活动。儿童和陌生人很容易便能学会这种仪式，因此有利于宗教、部落、城市和国家――不依赖于面对面接触的广泛社群――的形成。

 

　　第二种，较为少见并带有伤害性的，如殴打、流血结疤或自残等行为，怀特豪斯则称之为“意象式”（imagistic mode）的仪式活动。根据他的解释：“人们在共同经历过带有伤害性的仪式活动后，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这尤其有利于形成小型的、带有强烈承诺的社群，如邪教、军事或恐怖组织等。

 

　　怀特豪斯进一步解释道：“通过‘意象式’仪式和‘教条式’仪式分别形成的社群，其规模、统一性、集中度或阶层结构都不相同。”

 

　　早在1980年代晚期，怀特豪斯就基于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的调查，提出了“仪式和宗教分别具有不同形式”的观点，引起了心理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

 

　　然而直到最近，这一理论的主要证据依然是一些民族学和历史学的案例研究，其片面性一直受到学者的批判。现在，怀特豪斯和他的同事则要通过这个课题，利用更深刻、更系统化的资料来对这些批判作出回应。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资料，麦奎因只身前往利比亚。他采取的策略是，观察为小群体带来强烈情感经历的“意象式”仪式，和需要多数人参加日常例行活动的“教条式”仪式，得出它们是怎样分别促成反对派由少数武装分子逐渐地演变为大型军队的。

 

　　据麦奎因介绍，在利比亚，最初是邻里朋友们形成小团体，以“正好坐满一辆车”的人数开始反对活动；随后，战士们开始以25至40人的规模聚居在废弃大厦或者支持者中富裕人士提供的公寓中；最后，在卡扎菲的势力被迫撤出米苏拉塔市后，反对派组成了规模更大、等级更分明的部队，在米市边防线巡逻。2011年11月，反对派甚至成立了米苏拉塔市革命联盟，组成了236支反对派部队。

 

　　麦奎因访问了来自21个反对派团体的300名战士，这些团体的规模不等，少则12人，多则超过1000人。麦奎因发现，早期小规模的反对派成员多是相互认识的，当共同经历过对卡扎菲政权的恐惧，并在米苏拉塔市的街上一起战斗，尝到了战斗的刺激后，变得更为团结。

 

　　在这些反对派团体当中，有6个演化成了拥有超过750名战士的超级部队，变成了“某种带有自身组织仪式的团体”，麦奎因说道。团体内的一些领导者经营着成功的生意，每天召集所有人集训，发出作战指示，并强化成员们的道德行为准则――这反映了“教条式”仪式活动的例行集体行为特征。“这些日常例行的活动让人们从‘我们的小团体’的概念发展成为‘在这里训练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成员’的认知。”麦奎因说。

 

　　麦奎因和怀特豪斯对利比亚战士的观察研究，探明了小群体是如何在共同经历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后，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过程，正如“意象式”仪式活动中恐惧效应一样。怀特豪斯称，他正试图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中惊悚、痛苦和带有侮辱性的仪式，以及战争的伤害使得越南老兵更为团结的案例中找出同样的效应。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仪式活动的案例，怀特豪斯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学家，同时也是项目成员的昆廷·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一同，从一个存储了大量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数据库中，选取了74个文化中的645个仪式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仪式的发生频率、情绪激发峰值与平均社群规模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仪式活动可被分为两种类型：在规模较小的社群中，仪式活动属于低频率但极易激发人们情绪的“意象式”类型；而在较大规模的社群中，仪式活动则属于高频率但不太容易激发人们情绪的“教条式”类型。

 

　　鉴于这些资料来自现代文明，研究者们很难据此推测仪式在历史中的角色：从“意象式”转变为“教条式”，同时以日常例行活动强化群体身份的仪式，是否在10 000年前大型复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怀特豪斯、阿特金森和来自牛津大学的卡米拉·马祖卡托（Camilla Mazzucato）一道，检视恰塔霍裕克（Catalhoyük）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该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现今已知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城镇遗址之一，其年代约为9 500年前农业起源阶段，最繁荣时曾有超过8 000人居住在此。

 

　　恰塔霍裕克遗址的早期地层显示，当地居民常常将亲属葬于住宅地底下，有时还会分离死者的身首。壁画也描绘了居民一起追逐猎杀大型野牛，以供宴享的场景。“人们在捕杀这些动物的整个过程中需要高度集中的精神，因此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负责考古发掘、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伊恩·霍德（Ian Hodde）表示。而居民会在住宅内堆积野牛头骨和牛角，用以纪念这些偶尔的宴享；并且会把其余的骨头埋在住宅地下，以纪念他们建成或丢弃了一所房子。霍德表示，这些活动都属于高度仪式化的行为。

 

　　恰塔霍裕克遗址晚期，这种具有意象式风格的仪式活动的证据逐渐减少。霍德表示，随着绵羊、山羊和家畜的逐渐驯化，捕杀野牛的仪式和装饰牛角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居址内的人类墓葬逐渐消失，出现了标准化、带有象征性的人工制品，如彩绘陶器和印章印纹。怀特豪斯和霍德认为，这些转变表示，随着人们为了发展农业和驯化动物而聚合成更大、合作性更强的社群，仪式活动也向“教条式”转化。尽管这个立论尚未经过严密的证明，但这与怀特豪斯和阿特金森的跨文化研究成果一致，即在农业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会建立起“教条式”的仪式活动。

 

　　除了恰塔霍裕克遗址，怀特豪斯、阿特肯森和马祖卡托等学者正在建造一个地区数据库，收集中东另外60个自约10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至7 000年前铜器时代遗址当中，具有相似变化的仪式活动的资料。这个数据库将补充另一个收录了全世界过去5 000年人类文化、宗教和仪式活动的数据库，并与社会复杂性因素――例如，某个政府有多少层级的行政单位，或是不同职业分工的数量等――以及战争强度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者们计划利用这个数据库探索仪式活动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某些仪式形成、社会趋向复杂的过程中战争和竞争的作用。

 

　　项目成员们同时也试图探究人们是如何看待仪式的作用。举例而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克里斯汀·勒加雷（Cristine Legare）曾研究巴西一种名为“有求必应”的仪式，这种仪式活动的内容一般是解决一些日常问题，比如遭逢厄运、哮喘发作和心情沮丧等。如果某人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么他可以通过完成“有求必应”的仪式来达成愿望：在月圆之夜，把报刊中的求职专页折叠四次，和一支小白蜡烛一起放在地上，并用蜂蜜和肉桂将其包围；然后求职者想象自己获得高报酬工作的场景；将蜡烛烧尽后的蜡灺和报纸一同埋在土里，种上植物，每日浇水，这样求职者便能很快找到理想的工作。

 

　　勒加雷举出了不同的例子来说明流传在巴西人之间的各种“有求必应”仪式，并且发现当许多人都在特定的时间，用带有宗教色彩的图像，反复地执行这种仪式的各个步骤时，人们会认为这种仪式的作用将更为显著。勒加雷表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学习他人”，这会使得我们不断地重复对他人有效的行为――“即使我们不明白这种行为是如何起作用的。”

 

　　与此同时，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心理学家瑞安·麦凯（Ryan McKay），与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认知人类学家乔纳森·兰曼（Jonathan Lanman）一同研究仪式是如何被分成不同的部分，而每个部分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军队中那种踢正步的动作，即同步肢体动作，便属于仪式的一个部分。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这种行为会在个人之间建立起团结感和信任感。

 

　　麦凯和兰曼的这一研究是基于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索西斯提出，集体化的仪式活动，如以色列人的集体祈祷，会增加经济博弈当中的合作行为――但只限于同属某一集体成员之间的合作。

 

　　仪式必然也有消极的一面。项目顾问、来自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拉·诺伦兹恩（Ara Norenzyan）认为，以个人祷告的频率作为衡量标准，巴勒斯坦自杀式恐怖袭击，其驱动根源并非宗教献身精神，而是这种集体仪式活动。

 

　　阿特兰认为，仪式也可以通过把某种观点和社群偏好转变成“神圣的价值观”――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不为物质金钱而出卖的信念――进而导致战争冲突的发生。如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就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而巴勒斯坦人则认为，他们有权回到当初被驱逐出的村庄。事实上，阿特兰发现，用金钱来解决这类因“神圣的价值观”而引起的纷争，只会让这种信念愈发根深蒂固。

 

　　阿特兰指出，经常上教堂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持有武器的权利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观”。这个例子证明了某些价值观和偏好是如何通过仪式，变得高高在上和不容侵犯。

 

　　怀特豪斯表示，“纵观人类历史，为情感带来强烈冲击的仪式将我们连结在一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对抗敌人”，“直到游牧民族定居下来，我们才发现通过不断重复信条和仪式，有可能建立起大型社会。”

 

　　而重要的问题是，怀特豪斯也说到，这种团结能否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怀特豪斯认为，要探明如何通过管理仪式来消解不同社群之间的战争冲突，首先必须理解社群行为是如何通过仪式形成的。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帮助政府决策者“建立和平合作的新形势，并减少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