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关于伪科学之危险的评论中，萨德里·哈萨尼（Sadri Hassani）避而不谈这一事实：心灵被引入到量子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结构中，因为人们发现在被观察的粒子和观察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几位量子物理学巨擘――例如马克思·普朗克、埃德温·薛定谔、约翰·冯·纽曼和尤金·魏格纳――都声称观察者的意识对被观察的物理事件是否存在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心灵事件能够影响物理世界。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魏格纳写道：“不援引意识而完全自洽地构建量子力学定律是不可能的。”

 

　　哈萨尼援引了“后物质主义科学的宣言”，把它视作伪科学扩张的例子。但是，和他所假称的不同的是，这篇文章的编辑压根儿不想把关于超自然能力现象（PSI）和濒死体验的研究等同于量子物理学。实际上，这份宣言的主要目的，是用简洁的方式展现不同研究路径的经验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心灵代表了实在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和物理世界一样原始。

 

　　在宇宙中，心灵是基本的；也就是说，心灵不能从物质衍生出来，也不能还原为任何更基本的东西。心灵和物理世界深深地相互关联着，而心灵――即意志或意图――能影响物理世界的状态，并且能以非定域或扩展的方式运作。换言之，心灵不局限于空间中的特定位点，如大脑和身体；也不局限于时间中的特定位点，如当下这一瞬间。此外，我们在宣言中所建议的是――这一点令哈萨尼和与他一样的其他伪怀疑论者十分不悦――与意识相关的对量子测量问题的解释与测量结论以及新兴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范式是相符合的。这不是伪科学；这是基于证据的、负责任的科学。这种科学受到思想开放的理论家和实验科学家的共同尊重。

 

　　萨德里·哈萨尼在其评论中对很多美国顶级医学院“设立综合健康中心”感到惋惜。他特别批评了由我担任执行主编的同行评议期刊《探索》，理由是我们发表了“后物质主义科学的宣言”，而他认为这份宣言“把超心理学及濒死体验提升到量子理论的地位”。但这篇文章与把上述领域等同于量子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完全无关的。然而，哈萨尼似乎并不熟悉该领域的进展。这些进展表明诸如非定域性和纠缠等量子物理学概念也出现在生物系统中。我们相信，这表明在生物医学科学和量子物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正如物理学家弗拉托克·维德勒在他2011年的文章《生活在量子世界中》所言：“量子力学并不仅仅和微小的粒子有关。它适用于所有尺度的东西：鸟类、植物，甚至人类……直到最近十年，实验者还不确定量子行为在宏观层面是否也能存在，而如今实验者认为确实存在。”

 

　　在意识的起源、表现和本质――科学的最大谜题――被解决之前，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在《探索》期刊上考察这些话题。一些最伟大的现代物理学巨擘，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普朗克在内，都支持这种态度。普朗克说：“我认为意识是基本的，物质从意识中产生。我们无法绕到意识后面去。我们对任何东西的谈论，我们所承认的任何东西的存在，都假定了意识的存在。”而诺贝尔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说：“虽然我认为生命是一起偶然事件的结果，但我不认为意识也如此。意识不能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因为意识是绝对基本的。它不能用任何其他东西来解释。”

 

　　科学共同体必须制定更直接的对策，来应对萨德里·哈萨尼所讨论的伪科学这种“社会精神疾病”。科学家经常给人以居高临下和对别人的观点不屑一顾的印象。为了更有效地洞察伪科学信念的充满激情的声称，我们有责任掸去科学修辞这个被忽视的工具上的灰尘。

 

　　为了更有建设性地对抗伪科学，我建议我们首先不要诋毁或轻视那些伪科学的宣传者和受众，其次要花时间去理解伪科学和反科学受众的看法。

 

　　在哈萨尼所提到的信息网站上，有人用“蠢货”和“怪人”这种侮辱性称呼来轻视别人，这种做法对开展对话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导致伪科学的支持者形成“他们不尊重我们”的说法。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来到我们面前。在双缝实验中，他们可能会问：“一个光子怎么知道那有一条缝隙而不是两条？”如果我们因为他们表面上持有的有知觉光子的概念而暗暗嘲笑他们，那我们就是忘了其实他们正在想象着自己和光子一起奔跑，正如爱因斯坦在他著名的思想实验中所做的那样。把提问视作有智慧对话的催化剂，并且以同理心对待每个人，我们才能作为教育者赢得他们的尊重。

 

　　大多数伪科学受众相信他们已经充分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并因此相信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其实很多人只是被通俗语言的修辞性运用误导了。与其像哈萨尼那样担心“能量”这个词的误用，我反而担心“波函数”这个词。量子理论中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来自这个纯粹的非物理实体，这一事实最终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由于物理世界复杂而难以理解，因此我们的模型和理论不应被粗心地解释。

 

　　让我们微调我们的修辞技巧。我建议阅读柏拉图的欢快对话《高尔吉亚篇》（Gorgias）。在这篇对话中，他总结道，只有修辞是无法起到教育作用的――这样只能说服别人而已。伪科学家是有天分的修辞学家，利用了诸如希望正确这种人类的自然弱点。修辞学切换迅速。在伪科学家的军火库里，修辞打开水闸，释放出危险且有误导性的信念。我们科学家所使用的修辞必须建立在有意义的事实的基础上，必须符合人类的自然本能，例如好奇心。

 

　　2014年，行星学会的“科学男孩”和首席执行官比尔·奈（Bill Nye）和“创世记答案”主席肯·汉姆（Ken Ham）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汉姆使用了包装精美的修辞：“嗯，有本关于那个的书！”汉姆的听众对汉姆报以热情的掌声，却用坚定的沉默回应奈援引的事实。在汉姆的幕布之后是关于科学的错误描述，即科学分为“观察的”和“历史的”两种知识。在它的受众的心目中，如果我们没有第一手的目击经验，就不能知晓过去的事件，而《圣经》则代表了第一手的描述。我们可以叫喊：“嗯，对于那些，有一个宇宙！”但是这能支持什么有说服力的描述呢？

 

　　我们必须将科学的修辞散播到公共空间来抵抗正在上涨的破坏性的伪科学潮流。

 

　　尽管我完全同意萨德里·哈萨尼的警告，但我觉得激励科学家的哲学问题是普世的。作为物理学家，即使当我们指出科学和伪科学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答案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和欢迎提问。

 

　　例如，有意识的光子这一概念拥有长远而有趣的历史。这里有个例子，尽管我们现在可能会嘲笑其中的理性问题和答案，但这个例子正因为其完美魅力而与众不同。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支持古希腊关于不可见、不可分的惰性原子的概念。但是，他合理地指出：“认为在一个无生命的粒子旁边堆砌两个或三个其他无生命的粒子，就能组成一个有生命的身体系统，在我看来，这是公然的谬论，或者是我彻底错了。”

 

　　现代科学家仍然在努力寻找其问题的答案。狄德罗不畏艰难，直接赋予原子自身被他称作敏感性的特性，在这种属性的基础上，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突现的复杂故事。在给情人索菲·芙兰（Sophie Volland）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他的理论的一个后果：

 

　　那些生时相爱、死后并肩下葬的人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愚蠢。也许他们的骨灰会相互接触，融合为一！我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他们并没有失去所有感觉和关于过去状态的记忆；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一丝温暖和生命，并在冰冷的骨灰瓮底享受着这份温暖和生命……哦，亲爱的索菲，我紧紧抓住这份希望，愿我能触摸你、感受你、爱着你、寻找你，和你合二为一，在死后和你融为一体……如果你曾经的爱人的身体分子注定要被你所激励和唤醒，注定要在自然中寻找你的身体分子，那该多好！请允许我的幻想，它对我来说是如此甜蜜；它能让我在你这里找到永恒，和你一起度过永恒。

 

　　在最后这条引述之后，已故的博学者和高尚的量子化学家伯纳德·普尔曼简洁地补充道：“在有生命、敏感和有智力的原子之后，现在又有相爱的原子。确实，为什么不行呢？”哈萨尼回应道：马里奥·博勒加德（Mario Beauregard）、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和娜塔莉·特伦特（Natalie Trent）把几位著名物理学家和意识在量子理论中的整合联系起来。历史上有很多持有非科学、甚至反科学信念的伟大科学家。瑞利勋爵相信鬼魂；J.J.汤姆森相信探测术和通灵；威廉·肖克利和詹姆斯·沃森支持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但是这些意识形态错误（有时也被称作诺贝尔病）并不因为其提出者的科学而成为正确的，而科学也并不因为其发现者的意识形态错误而成为错误的。重要是的被传达的信息本身，而不是传达信息的信使。

 

　　约翰·贝尔是一位能评价心灵在量子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权威人物，正是他证明了非定域性――一个被伪科学家出于个人目的所扭曲的概念。贝尔说：“我认为对公众说有意识的心灵被整合进现代原子物理学是错误的……在正统的实践量子理论中，唯一至关重要的“观察者”是没有生命的设备……一旦设备就位，并且独立运转，无论实验者是否在旁注视或将这种“观察”任务下放给计算机……就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如果实验表明我们的心灵能力会影响物理对象，那它将和表明电子、原子核和引力波存在的实验一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这些作者不把他们的结论提交给主流期刊，使更大共同体内的实验者能验证这些结论呢？是的，主流期刊――这才是所有先前提到的实验得以发表的地方，以及所有科学革命家传播他们思想的地方。

 

　　本质上，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家：主流科学家、改变主流的主流科学家以及那些离开主流并成为伪科学家的科学家。

 

　　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属于第一类。如果他们极其有创造性，他们可能最终能成为第二类。而被主流科学家所拒斥的伪科学家，则误导公众说，“科学革命者也被主流科学家拒斥，就像我们一样。”但真实情况恰好相反。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以及其他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从主流科学家进入第二类科学家的例子。

 

　　劳瑞·铎西（Larry Dossey）把意识称作“科学的最大谜团”。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生命有机体的生命现象，生物学曾是“科学的最大谜团”。许多生物学家曾相信活力论，根据这个理论，某种“生命活力”调控着有生命物体的活动，但它本身不能“从物质中衍生出来或被还原到任何更基本的东西”，就像“后物质主义科学宣言”对心灵所说的那样。然而，随着DNA的发现，人们再也不需要借助“生命活力”来解释发生在亚细胞层面的电化学反应。既然意识的源头是大脑，对意识本质问题的科学回答就只能来自对神经元的分子研究，而不是濒死“实验”。

 

　　科学中总有谜团，而应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等待并且给科学解决问题的机会。另一种长久以来被伪科学所采用的策略则是利用科学的局限，注入臆测性和未经证明的猜想并将其作为答案。尽管生物学家已经放弃了活力论，这种思想却并未消失。它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现代的伪科学家中间：意识正是活力论的新面孔！

 

　　蒂姆·拉法夫（Tim LaFave）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与伪科学之辩的好观点。不幸的是，正如奈和汉姆之间的辩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辩论的结果对伪科学极其有利。当听众缺乏良好的科学教育时，卖蛇油的江湖骗子总是胜利者。这正是我在评论中建议在课堂上挑战伪科学的原因，在课堂上，科学不会被淹没在伪科学的修辞魅力中。

 

　　汉斯·克里斯蒂安·冯·贝耶尔（Hans Christian von Baeyer）指出，哲学尽管“非常有魅力”，但自从与科学分离后就与后者不相容。古代科学家德谟克利特这样评价哲学：“只有原子和虚空是存在的；其他都是观点。”现代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则更直接：“这是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而我们（费曼和他的儿子）在嘲笑他……你可以拿出任意一个斯宾诺莎的命题，然后拿出与之相反的命题，看着这个世界，你将无法判断哪一方命题是正确的。没错，人们对他十分敬畏，因为他有面对这些伟大问题的勇气。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没有一点成就，那么勇气也就没什么用。（哲学家）抓住不存在终极基本粒子这一可能性，并且声称你应该停止工作……（因为）“你想得还不够深入，首先让我来帮你定义这个世界。”好吧，我打算不加定义地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