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界的人们总喜欢把联邦科学政策看作是和税收、贸易政策相同的协调政策。更确切地说，民间产业界只用一个标准来判断联邦科学政策，即看它是否能把握住总统产业竞争委员会所指出的基本经济问题。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联邦科学政策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最近几年中，联邦科学政策中有三项引人注目的进展：提出了几项庞大的研究与发展计划；重新强调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支持；越来越强调促进政府、产业界和大学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这三项进展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不可轻视的前景，它们能够极大地影响美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是它们也可能会对美国的研究与发展体系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政府应该放弃对这个体系的一样或几样要求，但这还不够。它应该在提出了计划以后，采取强有力的步骤强化研究与发展体系，使之能够不负众望。尽管联邦预算存在赤字，联邦各部仍必须做出计划来保证这个国家对新知识与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双重需求，维持技术基础。

同时还需要使这个体系多元化，增加其灵活性。美国研究与发展体系是极富创造力的，联邦的倡议可以增加这种创造力。但是这种巨大的能力发挥到极点时，也会变为一种全国性的弱点。例如，我们在建立使用研究与发展成果的新公司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公司在最初的技术成功以后往往无力进展。这些公司无论大小，在将研究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时候，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都踌躇不前。人们不止一次指出这一点，然而至今我们仍没吸取教训。

大项目

人们对联邦研究与发展的大项目议论特多。最初，官方科学政策强调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削减民间发展项目，尤其是能源项目。可是以后出现了所谓大项目，随之是从强调纯科学转变为强调我所谓的纯技术。

这些项目中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战略防御计划（SDI）了。其他还有国家航天与空间局的空间站；相当于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美国项目，即国防部围绕高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耗资十亿美元的计划。不可以忘记粒子物理学界提出的超导超级碰撞仪。这些研究与发展计划的总费用约为25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需要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努力。如果我们想保持国际竞争能力，我们最好从中得到某些超乎纯科学与纯技术的东西。

撇开它们的特定目的不谈，这些计划中至少有一些被认为对科技进步是很重要的。让我从一个多少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谈一谈战略防御计划，先不考虑批评者和拥护者关注的战略问题。1973年，尼克松总统废除了白宫科学顾问这一职位，解散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因为我是当时的科学顾问，所以此事记忆犹深。福特总统恢复了科学顾问的职位，但PSAC再也没有恢复。有些科学政策专家认为这是国家的一大损失。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当战略防御计划仍处于决策阶段时我们有一个PSAC，它对“星球大战”会说些什么呢？

我猜想，这个PSAC会支持战略防御计划，就像它在1971年支持所谓“治疗癌症”计划一样，尽管当时国立健康研究所的主任和副主任提出了科学上的怀疑和明确的反对。对待战略防御计划，PSAC也会根据其纯粹科学与工程上的重要性而作出决策。当然，PSAC曾经反对六十年代末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和超音速运输计划。不过，当时联邦研究与发展的经费状况和相应的能力水平以及美国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同于今天的。

不管战略防御计划是否产生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它将产生某些具有科学与工程重要性的东西。你可以进一步问，战略防御计划是不是政府制造这些活动的最好方式。答案几乎很明显是否定的。不存在更好的、政治上可行的办法大规模地把资金输入研究与发展界。但是，尽管如此，一个真正的问题是，科学与工程活动是否可以作为大项目的唯一的、充足的理由呢？不管我对PSAC的意见的猜测是否对头，这个问题尽管不新鲜，却是科学界及其政治盟友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些大项目是自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以后为大政府所提供的一种机会，一种诱惑，一种使人昏昏然的灵丹妙药。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上权衡战略防御计划和其他大项目本身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普遍性问题——联邦大项目有一种类似于经济学中格雷沙姆法则的特殊作用（根据这一法则，贬值货币会把未贬值货币逐出流通）。在联邦范围内，大科学大工程会把小科学小工程驱除出去。它们会把资源，尤其是优秀人才，从规模较小的、商业性的研究与发展项目以及相关的筮础科学中吸出来。六十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和七十年代的航天飞机计划都产生过这样的事。

针对大项目的这种影响，有一个办法是对它们收取某种“什一税”，将它们从研究与发展体系中得到的东西偿还。我认为这个办法就是从战略防御计划预算中扣除5%用于基础研究。今后五年中汉这一项就超过10亿美元。这项什一税最好是像所有自尊的什一税一样是10%。不过5%是方向对头的一步。下一步应该是战略防御计划为小单位提供研究员职位和资助，这将大有利于战略防御计划和美国产业界。例如，战略防御计划应该考虑资助经费很不足的小学科，如数学，它持续不断地作出对计算、通讯、工程及其他学科都十分重要的发现。

基础研究

下面的讨论直接针对前述的第二个进展：联邦政府增加了对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视。这一战略是实在而稳定的。联邦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用于大学，在过去四年中增加了50%以上。政府显然在今后几年中将继续这样做，尽管基础研究在总体上只有一个较小的增长。国防部的预算中给基础研究较为可观的增加。但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有一个不安定之处，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要把经费与特定的开发项目捆在一起，这种倾向也存在于产业界。由研究者倡导的研究显然已经不能作为正统模式了。

撇开有关基础研究的传统争论不谈，这儿有一个更新的问题：怎样把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的全过程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日本人和苏联人，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表明他们可以站在他们感兴趣的技术的前沿而不为基础研究付出大代价。我们的由技术推动的企业也显示了同样的力量。

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基础研究也可以活下去。研究活动应该注重商业上重要的领域，研究成果应该更迅速地得到运用、用得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快。我们在这方面的失利部分地应归因于五角大楼在控制科学情报流动方面的努力。类似的失利还由于产业界削减自己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变坏的时候。

联邦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应该比商业性的产业界承担更多的需求，但是事实上它仍没能和产业目标结成联盟。例如，分析一下联邦政府每年给大学研究与发展的60 ~ 70亿美元投资，可以看出，在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国家生产力、增加竞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最多的民间公司认为重要的领域没有得到重视。分析整个联邦研究与发展预算，这种不足更为明显。联邦的优先顺序是国防、空间、能源、卫生和基础科学。产业界的优先顺序大致是：增加生产力、市场产品、教育、培训人员、保健、可靠安全的通讯、高效的工具、安全与环境问题、空中与地面交通。

除非将上述两个顺序表用学科领域来解释，否则相同点只有卫生保健这一项。按学科来分，共同点就多了，例如：数学，计算机科学，陶瓷、复合材料和其他材料，凝聚态物质物理学，基础生物学，检验方法，分子结构、过程和化学反应，如此等等。但是，这种相同点不能掩盖产业界与联邦政府优先目标与功能上的差别，因为在现代科学中，目标深刻地影响着手段与计划。

例如，高性能飞机和导弹头部的复合材料与汽车的复合材料相比，性能更为重要，而经济的大规模生产则不太重要。为国防部所做的研究主要重视性能、因为军用材料比汽车材料生产规模小得多。相反，为商业性企业所做的研究必须重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

比计划内容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联邦的目标影响了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的态度。研究人员和大学生们很快就学会了喜欢研究只受投标与合同约束而不受市场经济制约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产业界很多人特别热衷于将大学里的基础研究拿来做“拼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很多人，不只是激进派，关心着是否可能将学校里的研究“重新武装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阿尔诺 · 本齐亚斯（Arno Penzias），贝尔实验室的科研副主任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声疾呼被高能物理学的声望吸引去的优秀人才太多了。他说，使他恼火的是，科学中有一种价值观念使人认为，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最秘密的，或者是最小的东西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应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产业界可以从相关领域基础研究的成果中得益甚厚。例如，新的基础知识为石油工业开创了机会。石油和石化工业曾长久地处于现在计算机控制中硬产品制造业所走的道路上。虽然石油加工业几十年来实现了水平越来越高的控制和优化，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困难也增加了，因为它对自己的处理过程的知识极不完善，在涉及主反应路线、物质转换效应、诸如焦化、起泡、淤塞、烧结等可操作现象，以及三哩岛事件和包帕尔事件以后甚为突出的现代处理工厂的失效模式等方面，对知识的需求极其迫切。更好的知识是增加产量、效益、选择性和安全性的关键。

此外，石油工业并不充分了解怎样把实验室反应过程扩大到商业性规模，避免走耗费几百万美元的弯路。它并不足够懂得卫星搜索和地震波探测，利用计算机构造地球内部的图像。它也不足够懂得煤与油页岩的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从而设计出能以普通石油燃料相同的代价生产合成燃料的反应过程。

这些仅是从一个产业所举的例子。其他商业性领域也有同样问题。联邦行政官员应该想出更好的办法改善产业界在它们所支持的基础研究中所获得的利益。为此，国家科学基金会关于工程研究中心的计划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产业界、政府和大学的合作

在从事基础研究和技术发展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怎样建立紧密的关系？一种方式是让产业界做更多的基础研究，像贝尔实验室、IBM公司和Exxon公司一样。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新的研究组织，如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半导体研究公司。但是那一大群无力支持基础研究，也不可能诱使它们支持基础研究的小公司怎么办呢？曾经有一度，答案似乎就是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这种想法比起曼哈顿计划与阿波罗计划所提供的旧做法更适合于创造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需要作出努力确保地方需求与能力同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能力相协调。

为确保这种协调，各州已走在联邦政府前头。经常是在州政府的促动下，产业界和大学在催化剂、聚合物、集成电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采取共同研究行动。各州政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不平常的倡议。例如，在新泽西，投票人通过了九千万美元的契约，新泽西大学在陶瓷材料、聚合物、生物技术和有毒废物处理等领域建立了新的或扩充了“高级研究中心”。在教育、关键性科学与工程领域以及为日益增多的新企业改善财务条件等方面，新的设想源源不断地产生。

为了使美国工业更有竞争力，这种地方上的计划属于当今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它们标志着我们社会的主要部门之间现实的伙伴关系的开端，标志着从科学政策转变为革新政策的开端、这儿应该注意到，产业界和各州常常以联邦的计划为基础。例如，在洛特格的新泽西陶瓷中心一开始是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取得开办费的合作性研究中心。国家科学基金会曾帮助建立过20多个类似的中心，它们现在都靠私人公司支持下去了。

国家科学基金会还率先作出努力改善大学的仪器设备，使之可以利用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弥补科学、数学和工程中的教员短缺。但是联邦能提供的资源与大学的需求大不相称。因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无力单独挑起这个重担，只得求助于产业界。有迹象表明，产业界不能或不愿负起这个重任。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出“总统青年研究者计划”（Presidential Young Investigator Program）指望产业界在每个研究者所得到的十万美元中负担37，500美元。产业界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国家科学基金会现在将1986财政年度的奖金数削去了一半。

我要指出一个缓和原因，不必免除产业界的责任。联邦政府提出上述计划时是多少独行其是了一点。产业界若不能控制或积极加入此计划，则总是不乐意提供研究资金的。出于同样原因，国家科学基金会应该注意产业界可能不乐意加人工程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打算建在大学校园里，旨在促进于产业界及大学都很重要的跨学科研究，若果真如此，产业界就不止是支持者和学术研究结果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的人必须完全卷入这些中心的日常活动，而这又会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有些部门引起一些不愉快。

在其他许多地方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进步，当国家从“科学政策”走向“革新政策”时，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放松反托拉斯法，鼓励共同研究，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应该作出更多努力，保证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不受外国竞争者的侵犯。研究与发展的税收优惠应该持久不变，而且应有所扩大，不只是能补偿增加的研究与发展费用，尤其是对学术性机构，'应该修改法令，使产业界不仅愿意像现在法律所允许的向大学捐赠设备，而且可以捐赠资金以维护这些设备。目前，大学有时候不得不谢绝捐赠，因为它们付不起每年相当于设备费用10 ~ 20%的维护费用。

结 论

我对联邦科学政策的看法必定是单方面的。联邦科学政策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它必定反映美国的政治变化。但是我们显然还没有为华盛顿找到一个正确的公式来帮助产业部门。我们还没有使产业界更多地从事它自己的基础研究。

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关心大量的中小公司，使之和大学的研究结成更紧的联系。我们还没有劝使产业界对新技术作出足够的投资，尤其是我们传统的赖以生存的产业，结果，我们最重要的产业中有些技术已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最后，我们没有培养出足够的产品设计与制造工程师，没有给这些领域以足够的名望来吸引优秀人才。这一点再加上技术不足，构成最重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我们有些产品需要日本同类产品两倍的工时。至少我们没有保持目标一致。美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又一次证明是变化多端的。曾经一度为所谓“产业政策”而担忧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操心的是星球大战、贸易战和边境战争。

这些是悲观派强调的东西。乐观派将指出，很多人是了解问题的，正作出共同的努力，实现我前述的关于联邦大项目、基础研究和政府、产业界与大学合作等方面的措施。

谁来协调这些努力，尤其是联邦这一级上？像我们这样多元化的政府和国家要完全协调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这个愿望也没用。但是总统科学顾问和科技政策办公室无疑会受命这样做。例如，总统科学顾问可以被赋以权威保证各部局的预算符合强化产业竞争能力的政策。或者科学顾问可以单纯地授权了解各机构的行动与建议对工业竞争能力的影响。

最终答案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更深思熟虑的建议来改进联邦科学政策，提高产业竞争能力。它应该引起产业界与联邦首脑的注意。但是产业界有些领袖不愿卷入联邦决策。联邦决策者又不愿让产业界影响他们的事务。这样，双方很多人都认为联邦的行动与产业界的行动是完全分离的。

这种观念及其后果对于富有竞争力、生产力的产业界和高效的政府都是相当不利的。必须缩小这些部门之间的鸿沟，寻求共同的目的，支持共同的教育目标，克服双方都常有的一意孤行。

[Science，198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