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纳 · 卡尔 · 鲍令，唯一的两次非共享诺贝尔奖（1954年化学奖和1962年和平奖）获得者，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人道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新科学家》杂志把他列为“二十个最伟大的，与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齐名的科学家”之一。

鲍令通过应用一门科学（物理学）来解释另一门科学（化学），使化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发表的著作不下千篇，对化学以外的其他一些领域，包括量子力学、X射线晶体学、矿物学、核物理学和免疫学等学科也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被认为是分子生物学以及由他命名的分子调整医学的莫基者。

鲍令于1901年2月28日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今年8月19日因患前列腺癌去世，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州林纳 · 鲍令科学研究所主任。他晚年虽然身体衰弱，但在事业上仍然十分活跃，直至临终。

鲍令一生中曾引起过许多争议 :他大声疾呼唤起人们注意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危险性；他积极鼓吹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来防治感冒、癌症和其他疾病。

今年4月1日他与加州大学化学教授G · B · 考夫曼等的会见，是人们与他最后的会见之一。考夫曼说。在这次会见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位科学家“视野无限宽广的求如欲、自信心，反对传统偏见的直言不讳、幽默、无畏，以及对于应用理性来解决科学和人类社会问题的坚强信念。”以下是会见时鲍令的谈话片段。]

关于科研选题

我一直在这些地方，即在某些人的观察结果与我的宇宙图像不相容的地方寻找问题。如果它们不能相容，我就要找到使之相容的途径。

关于多产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而成为多产的。有的是具有设计和进行实验的能力，有的则能用公式表述新的观点，指明依靠正确的计算，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每一个事业有成的科学家之所以获得成功，其原因是不同的。

关于“小科学”和“大科学”

我特别对一个人解决一个问题的研究感兴趣。1922~1923年间，当我最早的论文发表之时，所做的研究工作多数都只有一、二个人——一个教授和一个学生参加。如今则是大物理学一百万美元或十亿美元的物理学。刊登在《物理学通讯》上的论文作者多达百人以上……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继续沿用过去个体作业的老方法，来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今天的聪明人可能要比过去多。因为今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人数超过以往。其中一部分人可说是异常聪明的。他们就适宜于继续用老方法从事创造发明。

关于理论构思

（鲍令曾提出过好多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1961年。他又提出一个设想，认为医学上的麻醉，可通过形成能干扰脑电活动的水合物晶体来实现。这件事反映了这位科学家是如何进行他的创造性思维的）

约在1952年。当我听到麻醉学教授H · K · 皮其尔在一次报告中说，氙是一种良好的麻醉剂时，我立即竖起了耳朵，并寻思 :氙不能形成任何化合物。怎能成为常用的麻醉剂呢？常用麻醉剂究竟是怎样作用的？

……当晚我有几分钟不能入睡。以后几个星期中则每晚都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把它忘了，但我的潜意识里仍保存着这个问题，并会在一种可能与麻醉问题有关的新想法突然在头脑中出现时重新唤起我的思考。

这样过去了7年。大约是在1959年，有一天我来到帕萨迪纳的实验室，把脚搁到桌上开始拆阅邮件，这时看到一封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晶体学家乔治 · 杰弗瑞的信，其中讲到他对水合物晶体结构的测定。我立即把脚从桌上缩回，正襟危坐地说道：“我懂得麻醉了！”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阅读有关麻醉的材料，同时检验曾由马希和我测定的氯仿的结构，然后就写出了发表于1961年6月的论文。

关于化学键

（鲍令认为他的最大成就是弄清楚了分子可以用一种中间结构来描述，这种中间结构是别的结构的共振联合或杂合体。）

我在1931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化学键轨道杂交结合的观点。在1928年发表于《国立科学院会刊》的论文中，我已曾不很清楚地谈到可以应用量子力学来对碳原子周围4根单键的安排等问题作出解释。我说，我将在以后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详述。

问题在于，应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分子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我在1928年撰文时对人们是否会相信这种解释没有把握。因此直到1931年，我才能用简明的量子力学方程式给出清晰的概念，并导致了飞速的发展。

关于化学结构之间对称和反对称结合的共振观点是我本人将它引入化学的，当时，我用了更简明的例子。这原本是海森堡的观点，但他仅限于用它来解释氨原子光谱。

我想，我当时是为难了《美国化学学会会刊》的编者了……他想：“我该把这篇文章送给谁去审定呢？这个审定者不但要有丰富的化学知识，而且要对量子力学有透彻的了解。”他想。“好吧，反正这位作者是懂得他自己的作品的，我还是抢先一步把文章发表吧。”

（论文于1931年1月28日送出，发表时间为3月21日，即在7个多星期以后。）

关于苏联的共振观点

在50年代，我被指责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软弱。“出国护照部”说我反对共产主义的陈述不够有力。因此他们取消了我的护照。

那时在苏联，有800位化学家正在开一个大会，会上他们说我关于共振的观点与辩证唯物论不相容，没有一个爱国的苏联科学家会应用这些观点。

5年以后，那里的化学家又开了一次大会，并且发表了一篇关于理论生物化学的修正报告，认为“应用鲍令称之为共振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共振论这个名词应该用‘中介论’来代替”，我记得，中介论是C · K · Ingold或R · Robinson提出的。苏联人为纠正那个小小的偏见花费了5年时间。

关于DNA双螺旋结构

（由于不愿说出他在“禁止原子弹”运动中的合作者的名字，鲍令拒绝接受出席1952年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护照。许多人请想，如果他那次去了并看到了R · 弗兰克淋的X射线衍射照片，他可能会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

我不能肯定那时会发生什么……我认识R · 弗兰克琳，我也可能看到她并产生一种可使我走上正确道路的观点。我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基因是由两根互补的线状体构成的，其中一根是另一根的模板。华生和克里克都听到我讲这个观点的。

我的妻子对此作了我认为较中肯的评论。她说：“如果这个问题是那样重要，为什么你不对它下更大的功夫呢？”我想我能够说，“如果我下了更大的功夫，我也不必要去伦敦看R · 弗兰克琳了，我也会发现双螺旋结构的。事实上，我对核酸结构的问题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观点和方程式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理论物理学家的时候，J · 范弗来克已是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如果我不能编成方程式，我就不会对物理学作出任何贡献。”而我却说，“如果我没有什么新观点，我就不会作出贡献。有了新观点，我才编出方程式来支持它。”你可以认为，范弗来克实质上一个数学物理学家，而我则实质上是一个思想家。我不认为我生来就有数学头脑……我对自然界的整体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我的观点大多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关于自豪感的来源

有时候，我说我最感自豪的是1931年的论文，因为它意义深远地改变了化学的性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是由于致力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阻止放射性尘埃危害的扩散，从而对人类福祉作出了贡献。

关于和平奖和加州理工学院

（鲍令因他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试验的活动而接受了196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辞去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结束了他与该校40年的合作生涯。）

一般说来，我的同事们都为我获奖而高兴，但校董们却对我努力去干预冷战和防止核战争感到不快。我是为世界和平而工作着的，而我觉得右翼集团中的许多人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苏联施加军事压力，即使这样要使我们和苏联都承受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花费……令我吃惊的是，我竟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时我在沙尔门湾我的老家，一二天后回到帕萨迪纳，就有人给我看一份《洛杉矶时报》，上面有校长李 · 杜布里奇的文章写道 :“任何一个人能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真是异乎寻常的，但对于鲍令教授所做工作的价值，则有很多不同意见。”你知道，那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工作，咳，我想，那对我已经有一点儿过奖了），所以我决定辞去职务。

关于维生素C

我收到一些来自科学家的报告，说“咳，我对维生素C和其他维生素都一无所知，但过去鲍令做的常常是对的，所以我接受他的说法。”

当然，医生们有更多一点儿怀疑和坦率的意见……他们对我不会知道得那样多，以致能说出因为他过去常是对的，所以现在可能也对那样的话。医生是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他们只是根据医学权威的说法行事。在所有的职业中，医生的职业是最少独立思考的职业之一。

关于科研工作的未来

我不想评论任何事情的未来。

关于人生观

喔，我猜想，我的工作能获得成功，可能部分地有遗传上的原因……当然，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

（American Scientist，1994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