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正当科学大踏步地前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之际，一种反科学文化悄悄崛起了。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公众中洋溢着对科学的赞誉，其在爱因斯坦身上恐怕达到了顶点。今天，公众的情绪却急转直下，这和过去的态度真有天壤之别。最近《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便是以如下不祥的文字开头的：

科学家似乎正成为西方社会中的新型恶棍……在报纸上我们读到他们伪造和剽窃数据的消息，在国会听证会中我们看到他们为数10亿美元的研究项目辩解。我们还听到他们把宇宙大爆炸和亚原子粒子比附于上帝，以刻薄的言辞践踏着我们的情感。

针对《时代》上的文章，《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评论道：

这反映了一种反科学的情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最近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并未使情况改观。无论原作者还是制片人，都隐含有反科学的倾向。据报道，电影制片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相信科学是“侵略性的”和“危险的”。

批评不仅来自外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空间司的司长乔治·布朗，在最近的演说和文章中，似乎开始质疑科学的价值。布朗注意到，尽管我们在科技上领先了，却仍然面临种种社会弊病，如环境破坏和无力负担的医疗费用。弗里曼·迪松的观点与他有共同之处。最近在普林斯顿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如果未来几年中对科学的攻击更加严厉和普遍，我并不会吃惊。我们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还很严重，而科学仍主要被用来给富人制造玩具。”

科学正在丧失其光环。一个更深刻的信号是美国国会最近否定了超级对撞机计划。虽然公布的主要理由是要削减国家赤字，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已丧失到了何种程度。

在哲学界内部，攻击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领域。第一，从库恩到费耶阿本德，许多科学哲学家论证说，所谓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制度有关，范型（Paradigm）的变换是由于超理性的原因。早期人们的看法是错的，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检验科学论断的客观方法。

这种批评显然言过其实了。不错，科学的功能与其从中诞生的那个社会文化背景有联系；不错，在科学中我们无法做出绝对的断言。然而的确存在可信赖的、检验科学的标准，存在着一些关于客观性的准则，它们是超越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否则怎么解释我们拥有的浩瀚科学知识呢？

第二种哲学的攻击来自海德格尔一脉，特别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如德里达、福科、拉康和利奥塔德，他们争辩说，科学只是诸多神话体系或叙述方式的一种。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人们发现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性标准。海德格尔抱怨说科学和技术是非人化的。福科指出，科学常常被权力结构、官僚体系和国家所支配。对科学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运用，掏空了它自诩的中立性。上述批评无疑是有价值的，只是过分了。如果客观性的替代物就是主观性，如果人人都无权声言拥有真理，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也不能说是真理，无疑我们可以坚信，动力学的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动脉硬化的原因能得到解释并可以采取预防措施，而DNA的结构不是一桩人为的社会事实，胰岛素也不是由文化创造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批评“现代性”，反对对科学的理性主义或基础主义诠释，这种诠释始于16和17世纪。这一批评可能是恰如其分的。科学理论的不断生长和修正表明，在科学内，不能“追求确定性”或“终极的第一原理”。然而，当他们要抛弃全部的现代科学事业时，就走得太远了。科学，作为理解自然和人类生活的途径，是由它的成功所证明了的。

然而，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那些奇迹般壮大的秘术、特异功能和伪科学，尤其是大众媒介为上述非理性、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推波助澜。我们号称生活在“新世纪”，与天文学相伴的是占星术，与心理学共生的有超心理学，超常的想象任意飘荡，科幻小说没边没谱。这是个星际旅行的世纪，包括外星人的绑架和来自其它世界的不明飞行物。超常的世界观补充着科学的世界观，伪科学为公众的思想提供着真实科学未提供的解释，而把因果的解释挤到一边。超常信念的大量增加是深泛的反科学情绪的表现之一。这一情绪又并非孤立，乃是更广阔的一系列情绪与信念的一部分。

近几十年来，最尖刻攻讦科学的人，已开始怀疑它是否有益于社会。这些批评主要基于道德的考虑。它们种类繁多，在此我将举出十类。

1. 二战以来，人们对可能的核灾难极为担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只是它导致了对科学研究的恐惧，甚至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把物理学家视为恶魔之类，在捣鼓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攫得了毁灭这个星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对核辐射的恐惧延及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偶然事故更加强了许多人的恐慌，认为核能危险，核电站应统统关闭。美国已停建核电站，虽然法国和许多其它国家还在建。对核辐射的恐惧，某些当然是有根据的，然而在化石类燃料（煤、石油等）依然污染大气层的同时完全放弃核燃料，则留给我们的解决世界能源需求的办法就不多了。当然我们需要发现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但它们会够用吗？

2. 对科学的恐惧还可追溯到环境运动的某些过火之处。环境主义者强调生态保护，虽然言之成理，但有时也导向了种种恐惧，如担心人类技术已把臭氧层破坏到不能修复，担心温室效应会导致整个星球的退化。恐惧的后果，常常是对一切技术都心惊肉跳。

3. 相当多的人群对所有的化学合成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厌惧。从聚氯联苯到滴滴涕、塑料和化肥，事实上一切化学合成剂都让人害怕中毒。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号召重归自然的运动，重归生物食品和自然方法，无疑，对于那些可能毒害生态系统的未经检测的化学合成剂，我们需要十分小心。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精心使用化肥带来的绿色革命，带来了食物生产的惊人增长，减少了世界上的贫穷和饥饿。

4. 反科学的另一侧面是对基因工程的不信任。基因研究一开始就面临反对。许多人害怕科学家会把一种新的、致命的人造大肠杆菌菌株泄漏到下水道里——然后通过生态循环系统——使无数人丧生。杰拉米 · 里夫金等人曾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基因工程，因为它们有“非人化”的后果。史蒂芬 · 斯皮尔伯格制作的《侏罗纪公园》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极好例子 :一个当代的邪恶科学家在无性繁殖恐龙时，会把不祥的力量释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然而，基因工程尽管有所风险，却给人类提供着巨大的潜在利益——治愈遗传病，创造新产物，例如合成胰岛素。

5. 另一现象是对传统医学的广泛攻击。其中一些批评是值得赞许的。随着科学革命的进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已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只是许多人并不情愿地被延长了生命，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正如医学伦理学家们所指出的：病人的权利常常被医学界和法律界忽视了。死的权利已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关怀。然而现在许多批评家叫嚷说，医生如其说是天使，不如说是魔鬼。流行的对动物试验的抨击，也是反科学的症状之一。一些动物权利促进者要禁止一切动物医学试验，哪怕动物并未受到虐待或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6. 另一现象是对精神病学的反对在增长。其关键人物无疑是托马斯 · 蔡司，由于他的著作，许多心理病人被放了出来。肯 · 凯瑟写的《飞越疯人院》夸张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景象 :精神病医生本人，而不是病人，才是不正常的。许多人，如蔡司这样的，甚至否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然而大量有力的证据表明，一些病人确患有行为紊乱，表现出症状，并能被抗精神病药物所矫治。

7. 当公众瓦解了他们应用精神病学和医学的信心时，“替代疗法”便呈现出兴盛之象。从信念治疗、基督教科学到放松疗法、平衡疗法和草药。医疗科学有效性竟成了问题。

8. 我们关心的另一领域是亚洲神秘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自二战以来，瑜伽冥想术、中国气功、印度教教师和招魂术士们都涌进西方世界，声称这些古老的知识和疗法能带来现代医学所不能带来的精神健康和发展。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精神疗法是奇闻轶事式的材料，它们不足以构成对替代疗法的客观检验。

9. 另一形式的反科学是，甚至在科学和教育都很发达的社会里，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也复活了。原教旨主义者们怀疑科学文化的根本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事实上是宗教而非科学，在以人类之希望的面目出现。投入于宗教和金钱要比投入科学和教育的多得多。特别地，“科学的创世论”在持续发展，学校中讲授进化论遭到广泛的政治上的反对，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

10. 最后一个方面是增长着的、对科学教育的多元文化论和女权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在大学和学院中。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科学不是普适的和超文化的，而与其所产生的文化相关。他们说，在西方世界的科学文化之外，还有同样“真实”和“有效”的非西方的、原始的文化。这一运动赞成把科学知识完全相对化。那些控诉“男性中心”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认为，从牛顿到法拉弟，从拉普拉斯到海森堡，科学已经成为“死了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男人们”的代表。这一运动的极端分子们建议说，我们应该把人性从这种文化的、种族的、性别的知识表达方式中解放出来，亦即获得科学的客观性。上述运动的负面影响在于，文化多元主义者在教育方面提出的要求，将削弱人们对严格的知识准则的理解，而这种严格的准则是使科学探索卓有成效的必要前提。

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那些相信科学的方法和整体立场的人，应该怎样作出反应？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提出一些可能的解答。反科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教育公众、使他们理解科学的本性方面基本上失败了。极有必要开展关于科学之目标的公共教育。要使人们赞赏科学探索的一般方法，它与怀疑的、批评的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证据和理由的要求。最困难的任务是要使人们意识到，科学方法并不局限在应用于专业化的科学中，而应尽可能地推广到人类兴趣与利益的其它领域。

我们还要让人们赞赏科学的整体观点。科学家们利用科学探索的技艺，已经建立了关于宇宙和人类的诸种理论与总结。这些理论常常和那些基本上未经受考验的神学观点相冲突，它们也和神秘的、浪漫的与审美的态度相冲突。因此，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们站出来，向人们解释，关于这个宇宙，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例如：他们应该演示进化论的证据，相出神创论不能解释化石记录；应该演示心灵现象的生理基础，指出灵魂附体或不朽是没有证据的。

在教育过程中，关键是在学校和大众媒介中增加科学文艺的分量。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极少比例的美国人对科学原理有所了解。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专业化趋势的增强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专业化使人们可以专注于一个领域，把他们的创造力倾注于解决特殊的问题。但是我们既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对科学的恐惧和反对常常是因为不理解科学探索的本性。要达到理解，就必须使科普工作超越专业，达到普遍性的阐明：科学就这个世界说了些什么？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现代世界中最激进的力量，因为科学家要准备着向一切事物发问，向一切论点要求证据和证实。

公众一般欢迎科学的革新成果，每一种新的设计或产品，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会因其积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而受到赞誉，他们不赞赏的是科学事业自身的本性，不觉得有必要把科学的批判方法更推广一步，特别是推广到伦理、政治和宗教当中去。除非科学共同体鼓足勇气，把科学方法尽可能地推广到其它领域，否由我感到反科学仍会不断增长。

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对大社会负有责任，但现在，这已不仅仅是他们的任务。同样应负责的有哲学家、撰稿人以及社团界和政界的成员，假如他们还赞赏科学对人类的贡献，除非社团界的高层人物们和控制政治权力的那些人承认过去4个世纪以来科学的中心地位，承认它将继续发挥作用；除非科学能得到维护，否则我担心，反科学的非理性增长将瓦解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在未来作出贡献的可能性。关键是教育，不仅仅是学校中的教育，还有通过大众媒介的教育，通过那些控制着大众媒介的人。

今日世界是思想的战场，科学一方的参战者们要勇敢地维护科学的权威地位，我们需要从科学的立场出发，表达我们的理想。要让公众重新被这一理想迷住。

[《Skeptical Inquirer》杂志1994年春季号］注：本文已取得原作者及原刊物的版权许可。摘译部分约为原文的75%。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