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西西里国王莱昂特斯描述了一个为莎士比亚时代的就餐者们所司空见惯的事件：你饮毕最后一口酒放下酒杯时，惊恐地发现杯内剩余物中躺着一只死蜘蛛。从此，酒在你的记忆里就留下了有毒的印象。然而酒本身并无变化，只是你关于酒的知识变了。可见，一个人的知识会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知道了什么，会改变我们怎样去看问题、

现在，轮到遗传学成为酒杯中的蜘蛛了。一连串遗传学方而的发现正在改变人们看他们自己，以至看人类状况的方法。当克林顿的婚外恋被公开揭露的时候，评论者们认为，是克林顿这样的“第一男人”的基因，通过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促使男人们陷于对妻子的不忠的。现在，报刊专栏中有关进化生物学的文字已经比科学版还要多。谁都可以说，“我的基因使我这样做的”。

遗传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不只是一种技术或业务。它是一种观念，可引出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思想。例如，遗传学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疾病基因”的发现，这些基因潜伏在我们的DNA螺旋链上，时刻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就是这个可能致病的“疾病基因”的观念，使我们感到“有病”，哪怕一点症状也没有。肿瘤遗传学带来的变化更大。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这种疾病归咎于恶劣的外部环境因素。70年代，我们时常担心致癌物质。而今则我们时常担心癌基因，这种疾病已被看作自身内在的一部分。你之所以得癌症，并非单单因为，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你吃了些什么，或你住在哪里，或呼吸到了什么化学物质，而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毕竟，和你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人并未都得癌症呀。癌症，如今变成了你的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

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了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集体的行为方式。我们接受癌基因的检查。我们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社会角度思考着有朝一日可能出现的后果。如今，环境污染受到较少的关注，而我们却被一再地告知病因就在你的身体内部。这种情况，就好比如果50年代我们对儿童进行脊髓灰质炎检测，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哪些儿童的DNA对脊髓灰质炎病毒具有易感性，而不是关注如何去对付这种病毒，那就可能没有防治这种流行病的社会行动，没有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索尔克氏疫苗。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家洛斯曼认为，遗传学思维会使我们说，问题不是我们社会的，而是你个人的。

当遗传学一再地证明它的巨大威力的时候，我们难道能摆脱这种遗传学思维么？1998年，对双螺旋结构的探索者们来说，又是成绩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坦，出现了个性与遗传有关的假说。还有人第一次宣称发现了与智力有关的基因。科学家们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取自胚胎干细胞的细胞群体，它具有分化成为身体上任何细胞的能力，因此可用来生产备用的人体器官。

1998年还出现了第一个哺乳动物克隆的复制品。在多利羊产生后一年，科学家们在7月间用夏威夷小鼠，在12月间用日本牛重复成功了这一试验。前不久，韩国的研究人员又宣称，他们已开始克隆一个女人。他们将她的一个细胞中的DNA放入她的一个卵内，获得了胚胎的萌芽，然后将它置于试杯内生长，直至分裂了两次，成为4个细胞。由于怕受伦理谴责，他们停止了这个试验，没有把这些细胞植入那个女人的子宫，以观察是否能产生出她的复制品。但到1999年，将不难预言至少哪里有一个研究组仍不会停止这一工作。

遗传学思维使我们相信，基因组——总数8万个左右缠绕在我们细胞的双螺旋上的基因——是一副算命的纸牌，可以预言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将成为怎样的人，主要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基因。去年春天，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 · O · 威尔森所著《符合》一书出版，使这种遗传学思维倾向达到顶点。作者在这本畅销书中认为，一个人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就他看来，我们已不再是在宗教、道德方面可以自由取舍的人，而不过是一种实现基因关于相信上帝、利益他人、寻求正义的指令的自动机。人的灵魂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将消失在基因组的强烈光芒之中。

遗传学思维也改变了我们对儿童的看法。有的人已经把一个有某种疾病的孩子来到世界上归咎于缺乏产前检查，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保险公司的检验人员抱怨有的人要社会为保存这些“错误”而花费几百万之钱。

今年秋天，儿童基因治疗的一位先驱者建议，试行对未出生的胎儿进行基因治疗。他将首先医治致命的缺陷。当然，既然可以用不会导致心脏缺陷的基因来代替会导致心脏缺陷的基因，也就没有理由不能用蓝眼睛基因来代替棕色眼睛的基因。这样，我们将不再是一个个整体协调一致的人，而是各种零部件——可以调换、取代的零部件——的组合体，社会学家洛斯曼说，自我将变得支离破碎，“生命之书将变成一本商品目录C让我们去选购一个部件吧!”事实上，现在想用别人捐赠的卵子或精子（或二者）生孩子的夫妇已经可以浏览捐赠者的名单目录，从而根据他或她的需要进行选择了。9月间，研究人员宣称已有办法为夫妇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性别的孩子。

与早期科学发现使我们产生的思想变化相比，遗传学已经走得更远。关于地球绕太阳转，或生物物种并非特创的知识，改变了人们如何看他们自己、看他们与宇宙的关系，以及看他们在创造中的地位的方法。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基因中心主义，也就是相信基因可以解释和预先决定一切的时代的开端。正像蘑菇云是上一个时代的信号一样，双螺旋结构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信号。我们已经跨上了DNA螺旋形扶梯的第一步，我们从这里看出去的感觉已经与前不同。一旦当登上顶点时，我们的看法真不知还会变得怎样。但还会改变是一定的。

 [Newsweek，199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