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中国，几乎任何与空间有关的事情都被视为国家机密，即便是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人们也难于对中国的空间计划有一个准确的全面了解。

布莱恩 · 哈瑞（Brian Harrey）写的《中国的空间计划》一书，值得任何对中国的空间活动的发展感兴趣的人一读。该书根据事实写成，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确实的，但却缺少分析。作为一本原始资料书，是很值得推荐的，它是建立在关于航天方而的相当有限的和惯例的视野基础之上，并未能从全球意义上将空间在中国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性恰当地表达出来。

今天，欲对航天活动的意义作评估，必须超越国家和地区空间机构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很重要，但美国空间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与其相应的欧洲空间机构（ESA）对商业性航天计划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大量的通信、广播、导航和定位卫星计划与这些空间机构也很少有关系，如果说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即使是发射能力的发展，与商业上的潜在利益的关系同为政府提供一种国家的发射工具的关系是一样的。所有这些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空间计划看来具有多种目的，原来出于国防目的的推动仍如像以往一样强烈。但是，中国人对利用空间技术尽快为自己国家的总体发展，尤其是为自己的产业发展服务也一样感兴趣。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向这一地区，实际上是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属于“空间大国”的杰出一类。这样做，部分地是为了赢得国内外的赞誉，部分地是为了替中国不断增强的商业航天风险计划做广告。

遗憾的是，哈瑞并没有着手于考察中国人的这些各种不同的目的，而只是集中介绍了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至少有三个方而值得注意。首先是将航天能力用作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除了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空间联盟大会这一重要会议以外，中国正在主办愈来愈多的联合国空间会议，包括一些部长级会议，而这些会议过去都是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举办。

在过去15-20年中国签订的许多政府间空间协议中，1993年与巴西签订的一项协定，是政治内涵胜过航天方面的价值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在巴西，已经在给人印象深刻的卫星整体设备和联合发展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方面进行了投资，这种投资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推进中国自己的遥感计划的一种举措。中国在这一领域技术是熟练的，而巴西人却很少有中国还没有开发的或至少是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技术。因此，很难将此协定看成是一项政治投资以外的东西，也许从长期的目标看来，中国是为了在南半球得到一个发射据点。

其次，哈瑞披露的通信方面的情况，可能已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国家的垄断已缓慢地被打破，并且允许外国的商业性投资，以开发卫星通信技术。这可能是今后数年中引起中国人的生活发生最明显变化的领域。爱立信、摩托罗拉和它们在全世界的竞争者都在中国有了一席之地。

最后，哈瑞花了几页篇幅来介绍与空间有关的合资企业情况，并且还考察了中国为此而作出的必要的内部组织和政策调整，我非常欣赏这种做法。合资企业从高形象的Eurospace公司（德国航天公司同中国航天公司合作）和中国政府参与的商业卫星公司——亚太移动通信公司到更现代化的公司，如像加拿大ComDev同西安空间射电技术研究所的合资公司以及上海的Rockwell Collins公司。虽然在地方一级和国家一级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但中国人在处理商务方面表现出来的足够的灵活性，要比空间机构间的一般协定都要高明得多。

由于同样的原因，哈瑞更密切地考察了中国的发射装置服务的未来前景。尽管遭受过一些挫折，但中国的发射装置服务（现可提供保险和重新发射服务），仍保持着世界市场的大约10-15%。至少是由于美国的卫星系统投资者渴望使用可靠而更便宜的发射装置，美国以前作出的发射限制已被打破，中国人已经获得一个为Iridium公司发射一些卫星的合同。

正如哈瑞在他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的航天业的未来不应以在载人航天飞行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来作评判，而应从中国已经开辟的所有与空间有关的部门的进步加以评定。每一个方面的进展速度将会有所不同，反映出中国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考虑优势平衡的领域。对中国而言，她的根本目标——一种完全现实的目标是在下一世纪，在科学、商业应用、载人航天飞行以及国防等方面成为一个公认的重要的空间强国。

 ［Nature，199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