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1998年4期刊登的李树新先生的“因声循义——汉译外来词的文化倾向”一文，对于汉语翻译外来词汇的成就，作了充分的举例说明和分析，并将其提升到一种文化倾向的高度。笔者很赞同李先生的这种分析，这种优良的文化倾向理应得到继承和发展。但是笔者从另一角度观察，觉得因声循义这种优良的文化倾向，在当前面临难以继承发展的状况，有时反而遭到忽视以至摈弃。

文化作为整体，反映一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整体水平。文化本身是由各种不同的层次综合而成。上层的精英文化和基层的民间文化常常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上层精英文化可以带动基层文化的提升，历史上远溯汉唐，近至“五四”以来，汉译外来词走过的道路，体现了这种倾向，李文所分析的正是这一点。反之，当基层文化迅速发展、又不吸收上层优秀的传统时，便会给上层文化带来冲击，目前显然已经出现这种苗头。为了不作抽象的叙说，下而就谈些实际情况和个人的看法。

地名、人名翻译的无序化

地名和人名凡是已经长期使用的，或在同时期经常使用的，通常应按约定俗成的惯例，现在似乎不大被遵守，有字典工具书可查的，不去查，凭自己想象信笔所之。加上译者的文史地理知识不够，更容易导致错译百出。笔者偶然接触到的差错就有把“剑桥大学”，译成“坎布里奇大学”；把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学译成“马尼拉大学”；把“爱沙尼亚”译成“爱司托尼亚”。另据报纸上披露的错译，如把“莱布尼茨”误译成“莱伯尼兹”；把“希罗多德”错译为“西罗多特”；把“鄂尔多斯（Ordos）青铜器”误译为“奥都斯青铜器”；中国著名人士的外语音译，在译回中文后，把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分别误译为傅书年、梁叔永、徐仲澍。等等，不胜枚举，

最近常见诸报刊的国际恐怖组织大头目，这份报上作“拉登”，那份报上作“拉丹”，各登各的。在国内如此，扩大到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中文报刊上，地名和人名的“各自为政”，已属见多不怪，如意大利和义大利；里根和雷根；戈尔巴乔夫和戈巴契夫；克林顿和柯林顿等。地名除了历史沿袭的如莫斯科、伦敦、罗马，大人物如牛顿、爱因斯坦、罗斯福等还没有出错外，其余的往往随便写上几个发音近似的汉字。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影视片和VCD中的外国人姓名，屏幕上出现的往往是姓名的第一个字的译音，或者给个音近的中国姓。以前出版的诸如《世界地名译名手册》等很好的工具书，有助于遵守约定俗成的，现在被束之高阁了。

普及名词和专业名词翻译的无序化、通俗化

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的送葬仪式中，途中要把灵柩送往伦敦中心区著名的西敏寺教堂（Westminster church）做弥撒。西敏寺这一音意兼顾的译名，已有百多年历史，一般的英汉字典上都作西敏寺。可是电视、广播和报刊上都作“威斯敏斯特”教堂。中共“十五大”期间，时常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的长桌前的横幅上，英文是“Media Center”，中文却作“梅地亚中心”。不懂英文的国人看来：误以为是什么广告，还很有意见呢。其实，意译为“新闻发布中心”不是很好吗。

电脑的Internet提出不久，这个术语以其应用场合不同，分成大写的Internet和小写的internet,前者指世界范围的互联网，后者指地区间的互联网。国内有人主张前者译“因特网”，后者译“互联网”，区别是有了，但一个译音，一个译意，不一致。如果两者都译音，又无法区别。其实，前者意译“国际网”，后者意译“地区网"，岂非两全，但现在口头或书面都流行因特网，并不在乎区别和使用更好的译名。

E-mail现在有三种译法：电子邮件、电子信箱和电子邮政。电子邮件着重发出信件，电子信箱着重收到邮件，电子邮政着重与传统邮局的区别。但实际使用下来，口语或书面语，还是用E-mail的多。因为现在能进行电子通讯的人，国际多于国内，双方都是懂英语的,就不去绕这个汉语的弯了。

clone开始音译“克隆”，后来改译“无性系”或“无性繁殖系”，使用下来，仍是克隆占优势。对于遗传专业的人来说，他们口中说的克隆，其实是英语clone，而对于不懂英语和遗传学的人来说，他们看到、听到的克隆，简直是不知所云,经过报刊上作了通俗的介绍，大体也就懂了。笔者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谈到某对夫妻闹离婚，双方都要孩子，争执不下，席上有人笑说“把孩子克隆一个，不就解决了？”他不懂英语，使用克隆却没错。因此可以断言，克隆会像咖啡、沙发一样，走音译的路，融入汉语，“无性系”虽然很科学，难以被通俗接受。

中国科学院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隔一定时期出版公布各个学科的英汉对照标准译名，如《遗传学名词》、《古生物名词》等。但笔者发现，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典，其所作的英汉对照翻译，与科学院颁布的常常有出入。好在这些译名不见于报刊，至于专业领域内的人，本来懂英文，中译是否规范，并不关心。

中英夹杂语的新挑战

这里所谓中英夹杂语，不是指科技文章中夹用一些外语的专门术语，也不是指口语交谈中的“你一定要call我呀！”，“你的project做好没有呀？”，而是指一些有关电脑的书刊，如《多媒体世界》、《中文信息》等。在叙述某些操作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提到一些硬件、软件的名称、材料、商品型号等等，由于这些名称不可能都译成汉语，也没有必要都译成汉语，而使用者又都很熟悉它们的英名和缩写名，于是便出现大景中英夹杂的文字。如“PHOTO-PAINT8.0也允许你对物件标记WWW LRL，建立成图形转换到HTML文件中。”，“用VB实现MPEG、JPEG文件的播放”之类的中英夹杂语，是这类书刊文字表达的特点。懂电脑的人，如同看汉字一样，不懂电脑和外文的人，夹着汉字也如同看外文一样的不懂。随着电脑的迅速发展，这类中英夹杂语，不仅进入有关电脑教育的教材中，课堂上，出现在有关电脑知识讲座的电视节目上，一些大学已准备在互联网上招收大学生，预期普及的结果，一个大学的在校学生数，可能还不及上网的学生多，这对于普及大学教育，加快人才培养，无疑是件大好事，而网上教学的特点即是中英夹杂语的大量使用。凡此种种，一言以概之，是对外来词汇翻译传统“因声循义”的一种彻底的摆脱，是无可置疑的。

上述的中英夹杂语，现在还只限于与电脑有关的领域，随着电脑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文化领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英夹杂语还将进一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每发展前进一步，传统单纯使用汉字的领域，就会让出一些空间，未来的青少年，较之现在的青少年，将会使用更多的中英夹杂语。扩展到什么程度，现在难以预料。

可不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对汉语纯洁性的干扰甚至破坏呢？从表面上看，汉语的纯洁受到干扰，不中不西，影响纯洁性；但历史地回顾，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口语或文字上常用的乐观、悲观、绝对、相对、菩萨、浮屠、刹那、烦恼等词汇，即是历史上汉唐盛世大力吸收佛教文化的成果。这些词汇，不管音译意译，都已融化在汉语中，成了汉语不可分离的组成。同样，植物、动物、草本、木本、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碳、氢、氧、氮等则是近百余年来初接触西洋科学时翻译创造的名词，现在亦已成为汉语词汇，不必区分它们是外来词。所不同的是，这些过去吸收的外来词，都已与汉语融合，并以汉字表达。而中英夹杂语则是以中英夹杂的形式表达，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和新动向。随着全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会习惯成自然吧。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日语，对外来词都采用汉字意译，我们现在常用的词如社会、干部、通货膨胀、神经过敏、断交、卫生、债务、债权等外来词，都来自日本的创译。据高名凯统计，现代汉语来自日本的外来词达800多个。但以后外来词越来越多，日本开始转用假名音译，像汉语的番茄、马铃薯之类，日语便直接按tomato，potato拼音。日语的许多外来词看起来像日语，读起来都是英语，日语由于夹杂的英语越来越多，引起一些日本学者的反感，说是再这样发展下去，日语将只剩下两个字，即Japan（日本）。可是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汉语是否会步日语的后尘，是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双语对外来词翻译的影响

20世纪以来，语言的发展趋势是操小族语言的人，因人口少，文化相对落后，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纷纷改学本族语言，导致本族语言的迅速消亡。据国际语言学理事会会长斯蒂芬 · 沃尔姆1998年3月17日在墨西哥发出的警告，全世界现剩有的6000种语言中，约有3000种语言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大族语言中又以科技发达、居世界领先地位的语言，特别是英语，占绝对优势。现在，尽管英语并非是最理想的语言，但任何发展中的国家，如果拒绝使用英语，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发展的道路上，将难以追赶世界水平。英语之外的大族语言如法、德、意、日等，也都不得不兼用英语，以利科技交流和发展。这种双语化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仍将持续下去。

我们在发展双语的同时，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高校学生推行英语统一的四级和六级考试，通过四级的才能取得学士学位，通过六级的才能授予硕士学位。通不过的只发结业证书。这对于统一提高高校学生的英语水平、促进双语使用，都是有力的措施。但是也要看到，教育领导机构、社会上和大学生中忽视汉语的倾向并未引起注意。一种错觉认为中国人用汉语、写汉字是中小学教育的事，到了大学里早已不成问题。实际并非如此，华中理工大学于1995年秋对入学的新生（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共3500余名，进行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结果平均分数为63.9分，非常出人意外的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下。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情况，根据大家日常接触到的印象，语文水平的下降，决非华中理工大学一个学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只强调英语学习，将会对外来词的翻译吸收，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像上面所举的外来词翻译的无序化，不必要的中英夹杂语，不合适的、错误百出的翻译将只会加剧，不会改善。未雨绸缪，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