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 · 黑尔（Victoria Hale）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她是OneWorld健康公司的执行总裁，这家公司致力于克服发展中国家的流行疾病。2000年，通过向制药工厂晓以事实，她创办了美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药品公司。不久前，她向《新科学家》记者讲述了她是如何说服制药厂将一些未充分开发的药品转交给她，由她设法将它们转化成可以治愈致命疾病的药物。
记者：你怎么想到要创办非盈利药品公司？
维多利亚：当我还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疾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尽管在美国只有不到20万人患这些病，但在其他国家，这些病的发病率却非常高。比如，美国只有大约1000起疟疾病例，而其他国家却有5-6亿起病例。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这些疾病不容忽视，它们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此，我希望能对此尽一些义务。
另外，保健行业对阳痿、脱发和记忆衰退的深入关注也启发了我。虽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我并未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因为我觉得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疾病需要解决。有的人从事全球健康问题的研究，但他们缺乏资源，甚至没有一家自己的药品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新药研发机构是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服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记者：那么你是如何来填补这些空白的？
维多利亚：我开始去拜访研究这些疾病的人，去了解患者，自己也投人其中。如果我本人不能完全深人地去了解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它们，因此我游历了很多地方。
记者：你去过哪些地方？
维多利亚：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那里非常贫穷，甚至在旅游地图上也没有标记。
记者：你对这些地方印象如何？
维多利亚：虽然我成长于巴尔的摩的中产家庭，看到过市内贫民住宅区的贫穷——美国式的贫穷，但是这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贫民窟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数百万的人流离失所，而在农村，农民缺乏物资，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填饱肚子。这对我震动很大。我的大儿子跟我一起去了孟加拉国（当时他只有8岁，现在12岁了），那些经历改变了他：第一次从印度的巴哈尔回国时，我忍不住哭了。那种感受是无法抗拒的。从那时起我就真正地投入到这件事情中。我不知道社会是否会接受非盈利性质的制药公司，但是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记者：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维多利亚：我们的目标是鉴定那些被低估的药物，它们往往由学院或制药公司发明出来，却没有得到开发。我们用它们来治疗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典型疾病，使它们用于临床试验，让它们得到正式承认，并将它们分配到需要的人手中。
记者：当你着手建立自己的药品公司时，你是否畏缩过？
维多利亚：当我为OneWorld健康公司草拟计划时，我曾经想过退缩。那时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承担全球健康问题。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如何能成功呢？然而幸运的是，两年后，我和我丈夫的顾问事务都做得很成功.为OneWorld健康公司积累了足够的资金。重要的是，我也变得更成熟了。我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成功，不在于我能否改变世界。而在于我是否愿意承担责任。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勇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它已深深的扎下了根。
记者：当你把你的打算告诉别人时，人们反应如何？
维多利亚：多数人都问我：“你究竟想做什么？”甚至税务局也这样问。我们用了十个月才得到非盈利资格证。人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一个非盈利的制药公司，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什么美国需要一个。我们运用科技使全世界的人受益，有的人却只是把它藏起来。我为自己是制药科学家感到骄傲.我爱我的行业。我想这个世界需要建立新的模式来保护穷人，保护那些最贫困的人。我们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开发别的公司从不愿意开发的药物。我们不研究糖尿病和癌症。我相信我们能做得很好，而且将来会有更多的公司采用我们的药品，将其分布到整个世界。
记者：你是如何说服那些药品公司把他们未开发的药品给你们的？
维多利亚：你只要在正确的机构中找到正确的人就行了。我一直坚持这么做：既充满热情.又坚持不懈。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不会中断当然有时也很困难，我必须和他们谈判，跟他们讨论，尽力说服他们有时一些公司也很愿意合作。现在我们有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大约两百种），但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鉴定。它们来自学院、制药厂和公司，以及拥有专利的个人。
记者：你一定很懂得如何让人捐赠吧？
维多利亚：事实上有很多人想要捐赠，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捐赠，捐赠给谁。美国人是具有博爱精神的，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公正。关键在于，当全球的健康问题突显出来时，美国人对世界上多数地区并不了解。这是美国教育的问题，他们总是使美国人民相信：我们能够影响世界。如果他们乐意在美国建立儿童教育，为什么不乐意在非洲的一两个国家也建立呢？这种影响是不可信的。因此，我们尽力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其他地方。
记者：你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时，曾努力让妇女和少数民族也参加到临床实验中。这种经验对你目前的任务有什么帮助吗？
维多利亚：肯定有。这种经验就是：如果你完全投入到一件事情中，处于正当的场所，并且召集一个富有激情的核心团体，你就能完成重大的任务。
记者：你们正在研究哪些疾病呢？
维多利亚：首先是利什曼病。我们用的治疗药品是巴龙霉素。在印度，我们正在对它进行完善过程中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但在使用前，我们必须让世界卫生组织为它取得使用权。为此，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往返了无数次，才和他们达成了理解备忘录。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了那么久，也许是因为巴龙霉素处于低优先级。我们受资助的第二项任务是在墨西哥和中北美洲发现的查格斯病。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是儿科腹泻和疟疾.但我们正为这两个项目筹集资金。利什曼病、查格斯病和疟疾都是寄生疾病。寄生虫和贫穷是必然相联的，这类疾病自1960年以来在我们国家就没有发生过。有的公司对疟疾感兴趣，但只是针对西方人，因此他们关注于预防，而不是治疗。
蚊子：疟疾传播途径之一
记者：这些疾病究竟有多严重？
维多利亚：以利什曼病为例子.每年它会夺取20万人的性命，比美国“9.11”遭受袭击时死的人还要多。最普遍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皮肤利什曼病，传染了近1200万人，从伊拉克返回的英国和美国士兵也有人被感染过；一种是内脏利什曼病，传染了150万人，而且是致命的。在拉丁美洲，查格斯病是患心脏衰竭症的主要导因，它感染了1600万到1800万人，每年夺取5万人的性命。如果小孩患了少儿腹泻.就得随时给他喂盐水，否则每天都会有一个小孩死于此病。腹泻每年不仅导致200万幼儿死亡，甚至还致使400万-600万成年人死亡。这在我们的世纪难道不是一个耻辱吗？
记者：制药公司忽视这些疾病让你觉得烦恼吗？
维多利亚：问题在于制药厂总是希望有利可图，所以这些疾病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患了这些病的人被忽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治病。但我们可以从制药厂的福利中受益，因为他们有庞大的研发机构。他们能够发明的，远远超出了他们可能用到的。
记者：你会去寻求更多的制药厂的支持吗？
维多利亚：是的。许多研发机构的人对此非常热情，而且他们也知道治疗的对象是谁。在一些开发治疗癌症药物的公司里，研究者对他们的病人有深切的同情。研究传染病的人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许多制药公司的开发计划不是关注如何挽救人的生命.而是关注如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有的病例中这样做是对的。但我和很多的科学家.医师以及这个行业内其他职位的人讨论过.他们说：“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我希望从事能够改变世界的工作。”几百个有此感受的科学家已经要求参与我们的这项事业，他们希望能够实现选择这个职业的本意。
记者：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向你提供了不少资金，你和他们会面了吗？
维多利亚：今年我在丹佛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遇见了他，但我们交谈还不到十分钟就被人群挤散了。有很多人想跟他交谈，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继续我们的对话。盖茨基金；在全球健康投资上有80%到90%是用于疫苗的研发。我们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为了证实用药品医治疾病的可靠性。
记者：你的热情如此高，你的家人是否理解呢？
维多利亚：不。我的姐姐甚至说我是外星人呢！我的父母也没有真正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我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奋斗者。我看到人或动物遭受疾病折磨时，就觉得特别难受。这种感觉是出自内心的，总让我觉得心痛，它促使我在职业生涯上奋进。
记者：在征服这些传染性疾病后你会做什么？
维多利亚：传染性疾病有时是不可捉摸的，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开发新的疗法。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永远会持续下去。另外，我对妇女健康问题很感兴趣，也更有责任把全球妇女同胞的健康问题纳入OneWorld健康公司的视野。经历了多次旅行，也亲眼看到那些妇女的现实生活状况，我想有许多途径可以使她们活得轻松些。但是，有许多问题是由文化观念引起的，它们对妇女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非药物能解决。我对孕妇这个特殊的群体尤为感兴趣，和她们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曾两次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