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9日，罗莎琳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南区。除了在伊利诺伊大学呆过三年半外，罗莎琳其他时间全都是在纽约市度过的。

在伊利诺伊大学

1941年秋天，20岁的罗莎琳乘火车来到尚佩恩-厄巴纳（Champaign Urbana）。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在她到达时向她表示祝贺，说她是自1917年一战以来工程学院录取的第一个女生和第一个女助教，是这个学院里400多名同事中唯一的女性。

显然，工程学院，包括物理专业，只在战争刚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招收女生。因为是女生，她被认为不能胜任给工程专业的学生代课，只能给初级的医学预科生代课。除了这一点细微的歧视以外，她每月也一样能拿70美元的补贴，并且免收学费，这使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富有的女人了。她不再是“一个固执的小孩，而是一个坚定的研究生了。”

在所有一年级研究生中，罗莎琳学过的物理课程最少。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她旁听了两门本科生的物理课程，报名学习三门研究生课程，还要花一半的时间用在教学上。“和所有一年级的助教一样，我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但与他们不一样的是，我观摩了一位口碑很好的年轻老师上课，这样我就学到了应该怎样教学。”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袭击事件后，学校里的教授纷纷离开学校去进行国防研究了，同时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学员由政府出资来到学校接受培训。老师少学生多，系里终于决定让罗莎琳给工程专业的学生上课。

那时，罗莎琳已经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阿伦 · 耶洛（Aron Yalow）。他来自意大利锡拉库扎市，他俩都在戈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的指导下做博士研究。戈德哈伯后来成为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主任，戈德哈伯的妻子格特鲁德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曾指导过罗莎琳。

回到纽约

1945年1月，在导师戈德哈伯的指导下，罗莎琳拿到核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伊利诺伊大学理工学院第一个女博士。她立即回到了纽约。

她和阿伦都需要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们必须呆在一座有几所大学的城市。由于一时找不到核物理方面的工作，她到联邦通讯实验室当了一名工程师。这个实验室属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她是那里的第一位女工程师。一年后，由于这个实验室要迁出纽约，她就来到母校亨特学院教书。

不过亨特学院没有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所以罗莎琳在核物理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她只得继续寻找机会。那时，放射性同位素刚刚被引入到医学领域，阿伦建议她研究医学物理学。在阿伦介绍下，罗莎琳见到了美国医学物理学家的泰斗范拉（Gioacchino Failla）博士。

在范拉的推荐下，1947年，罗莎琳到位于布朗克斯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报道，她很快将一间守门人的小房间变成了美国最早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之一。在战争中建成的核反应器，现在可以用来生产放射性同位素，并且用于科学研究。退伍军人管理局认为，同位素可能是一种治疗癌症的便宜的替代疗法。罗莎琳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罗莎琳曾读过194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治 · 赫维西（G. Hevesy）写的一本书，其中阐述了放射性同位素可以在某些生理和化学过程中作为示踪物：半衰期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穿过人体时能释放出可被追踪的粒子。赫维西的这本书对26岁的罗莎琳有着深深的影响，她把他视作自己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罗莎琳一边在亨特学院全职任教，一边为医院开展放射性同位素服务，并和这里的几位医生开始了几个合作研究课题。她在工程学方面经验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商业化生产出来的仪器，而她可以制造甚至设计出她的大部分设备。在两年内，她总共发表了8篇关于放射性在医疗实践中应用的论文。

1950年1月，罗莎琳辞去了亨特学院的工作，把自己完全和医学物理学拴在了一起。

遇到终生合作人

当罗莎琳意识到医学物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后，便开始寻找合作者来弥补她的不足。1950年春天，她遇到了比她大3岁的所罗门 · 伯森（S. A. Berson）。伯森是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内科的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同时又是一位天份极高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在他们认识的时候，伯森刚刚结束医学院的实习，对科研还十分陌生。当两人谈论将来可能的合作时，伯森还给罗莎琳出了一系列的数学智力题。她喜欢他的幽默感，认为他富有魅力和讨人喜欢。于是他们开始合作。

在合作中他俩建立了非常好的伙伴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持续了22年。伯森曾对罗莎琳说：“跟我一起干吧，我会让你声名远扬的。”他洞悉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临床医学；而罗莎琳擅长物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学和理性分析。他们两人的知识和学术风格可以得到非常完美的相互补充。

他俩就像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有一套相互交流的简洁方式。罗莎琳作为实验室的主管，做的是“女人”的工作，她订机票，负责安排人打印手稿。他们常常是一块儿计划实验，但总是由罗莎琳将它们整体上完成。虽然伯森俯视着所有人，包括他的老板们，但他却与罗莎琳平等分享荣誉。当他接受某个奖项时，一定知道她也马上要得这个奖。两人平等看待对方，不过人们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伯森身上。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令同事们眼花缭乱。在实验室之外，他是他俩的代表人物，写文章，发表演讲。

放射性免疫测定

罗莎琳和伯森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放射性免疫测定（简称RIA），这一发明完全是偶然的——是他们的胰岛素研究中生出来的一个旁枝。

伯森和罗莎琳推翻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对糖尿病的传统看法，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胰岛素分子太小，人类免疫系统对这样小的分子不起作用，因而不可能产生“胰岛素抗体”。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可以产生，并把他们的发现写成论文投到《科学》杂志，但被《科学》杂志拒绝了，而《临床医学研究杂志》则坚持要他们去掉标题中的“胰岛素抗体”这个词才答应发表。22年之后，罗莎琳仍然对《科学》和《临床医学研究杂志》忿忿不平。

他们将他们的方法命名为“放射性免疫测定”，因为它是利用有放射性标记的物质来测量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理论上讲，这种检测非常简单：首先，罗莎琳和伯森提取病人体内的某种天然胰岛素放在试管里；第二步，加入它的抗体；第三步，他们再混入一点点有放射标记的胰岛素，然后他们等上几天或者几个小时。

当溶液被放在培养箱中的时候，放射性胰岛素会和天然胰岛素相互竞争结合到抗体上。两种胰岛素都没有特别优势，抗体并不在乎与哪种胰岛素结合。通过测量有多少放射性胰岛素与抗体结合，就可以计算出病人体内天然胰岛素的水平。

1956年，罗莎琳和伯森公开发表了关于放射性免疫测定的设想。接下来他们用了三年时间把这个设想变成可以操作的测定方法，当时居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们。这个技术太新，太“复杂”，太难以置信。一次伯森在伊利诺伊大学做报告，听众中只有一个人认为他可以因此获诺贝尔奖，而其余29人认为他疯了。

不过罗莎琳和伯森已经习惯了与固有的医学理论作斗争，不会轻言放弃。相反，他们开始培训科学家使用RIA技术。1965年以前，除他们之外只有少数几个实验室发表文章，证明RIA技术的使用情况。

但到了1965年底，RIA成为众所周知的成功技术了。这一变化也教会了他们许多东西：多年的挣扎让他们更加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圈外，但同时也证明了他们行为的准则：怀疑一切，不接受既有的东西，让事实本身来证明。

RIA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首先发生在糖尿病的治疗上。接下来，他们毅然把目光盯在更广阔的领域，而不只限于胰岛素的研究中。他们开始思考整个内分泌学和激素的秘密。RIA领域里一位世界领先的专家波茨爵士（John T. Potts，Sir）这样评论说：

他们充满勇气，反应迅捷，从生物学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他们掌握了许多极限实验的数据，对这些新领域的细节也非常清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能够通过精确的方法，对人体的某个部分进行抽样检查，并取得可靠的数据——而且是大量的可靠数据。……这是智力成果大丰收的十年，只有精力旺盛的人才能做到。他们每两天就熬夜干一个通宵，然后就进入一个新领域，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再用他们的技术将这个领域发展到更高水平。

在自信心和细致实验的帮助下，伯森和罗莎琳大胆而全面地总结出在人体内是如何产生并处理各类激素的。波茨解释说：“他们从局部所得到的大量数据中，推导出整体情形。比如说，他们会提取上千份血样测量人体某一部位的激素水平，然后就可以预言人体另一部位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而解释所看到的现象。”

在RIA之前，人们对于人类生长激素所知甚少。RIA对骨骼发育和生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脑下垂体分泌，并刺激肝脏产生生长因子。侏儒症有可能是由生长激素不足或其它多种原因造成。从胰岛素和人类生长激素开始，罗莎琳和伯森弄清楚了许多人体内分泌和激素之谜，包括副甲状腺激素、乙肝抗原、促肾上腺皮质素（ATCH）等等。

和居里夫人一样

罗莎琳和伯森也决定和居里夫妇一样，不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专利。不计其数的商家和医院在使用RIA以后赚了大笔的钱。而罗莎琳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在我那个年代，科学家不申请什么专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不幸的是，今天的世道不一样了。”她还说：“就算我有了钱，除了把它投入到实验研究中去，我还能拿它干什么？”

1972年3月，伯森轻度中风。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72年4月，伯森到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参加一个科学会议，当他一个人呆在房间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年仅54岁。他的去世，冲击了整个内分泌研究界。

伯森的去世是对罗莎琳的一个重大打击。22年来，他们一起工作，交换想法，做出了了不起的发明，并为此被认可而斗争。现在他走了，医学界都在传言她的事业也从此结束了。有人告诉她，没有伯森她得不了诺贝尔奖的，而且也从来不给活着的合作伙伴颁奖。当时，许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到今天为止也还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存在——伯森是这个合作小组中最有创造力想法的人。

罗莎琳明白，她必须证明自己。于是，她一周工作100小时，还建议将实验室命名为“所罗门 · A · 伯森研究实验室”。实验室在1972到1976年间发表了60篇论文。罗莎琳单独获得了12项奖励，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罗莎琳“是用自己的脚站着的”。

获得诺贝尔奖

1977年10月13日凌晨3点，阿伦和罗莎琳就醒了。罗莎琳因为睡不着，早早去了实验室开始工作。6：45电话铃响。经过多年的期盼，罗莎琳终于得到了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罗莎琳是赢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第二位女性，1947年格蒂 · 科里首次获得这个奖项。罗莎琳是第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获诺贝尔奖的女性，还是第一个在研究伙伴去世后的获奖者。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内部私下里宣布：以后不能再有同样的例外了。

与罗莎琳共同分享14.5万美元奖金的是索尔克研究所的罗杰 · 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和来自新奥尔良退伍军人管理医院沙利（Andrew V. Schally），他们都做出了与下丘脑区域相关的发现，这个区域掌管着人体的内分泌功能。但是，如果没有罗莎琳和RIA，他们的研究就没有方法进行。

颁奖宴会上有很多繁文缛节，其中一项是让一名瑞典学生沿宴会桌走到罗莎琳身边，护送她到演讲台发言。结果这个学生跑到了桌子另一边，在阿伦 · 耶洛身后站得笔直。坐在桌子这一边的罗莎琳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学生一定是看到了两个罗莎琳博士，便把宝押在男士这一边了。

罗莎琳直接站起身，蓝色的礼服更显得她身材挺拔。她一个人朝演讲台走去，她那倒霉的侍卫只好隔着桌子陪她朝前走。这种小事从来不会影响罗莎琳，她只会把眼光放在她想去的地方，不会在意这些小事。

诺贝尔奖为罗莎琳开启了崭新而快乐的篇章。她开玩笑说：“在得奖之前，没有人知道我。现在我受到了更多的公众关注，我可以做我以前从未干过的事。每个人都碰到这样的事那该多好。”在她将奖章送到银行金库之前，做了一个小的复制品可以挂在脖子上。她从各个大学和学院获得了总共47个荣誉学位，还用学位服上那些漂亮的特殊标记装饰自己的办公室。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罗莎琳：“谁帮助了您？”她回答说：

我自己。我想不出这世界上有什么我想要而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我有幸福的婚姻，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的实验室对我来说是绝对的快乐。我有精力，我有健康。只要有事可做，我还从来没觉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