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却创造了当代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奇迹。进入21世纪，面临全球资源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激烈竞争，日本企业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将发生什么变化？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日本旭化成集团公司总经理永里善彦，在今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和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国外技术哲学高级研讨班上，发表了关于日本企业创新活动的讲演。本文对此演讲内容加以梳理和述评，以飨读者。

从无顾自然资源极限的生产型经济转向人与自然共生的服务型经济

永里善彦说，20世纪是工业化国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时代。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匮乏，自然资源在产品中的成本愈来愈高。如何节约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循环利用资源，如何生产出与环境友好的产品，这是21世纪企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占GDP的40%，2001年退居到28%，而服务业上升到70%。现在日本已明显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经济更重视在生产前思考生产什么产品可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力求用最少的材料和能源，制造出最耐用的产品。服务型经济也更重视在生产后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主要包括对产品的维护、保养和再利用，提高产品的利用率。而工业社会的重心在于生产阶段，注重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关心利润的增长，不顾资源的极限和环境的代价。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经济是建立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

我觉得永里善彦讲的后工业社会追求产品的耐用性，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转向。工业社会生产型经济希望通过产品的一次性、短暂性使用或频繁的升级换代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加速了有限资源的枯竭，加剧了环境灾难。企业产品创新和升级换代的积极意义，只是在于淘汰高耗自然资源的产品和产品更能满足人性化使用的要求。而产品满足人性化使用的要求，诸如方便、舒适、美观、享受等，不能超过低耗资源的要求，升级产品设计要有兼容性。日本是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建设的国家。而服务型经济的重心之一，在于资源的循环利用。在服务型经济中，企业不仅是产品的提供者，而且是产品维修、回收、再加工、再利用的服务者。尤其现今大量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废弃，相关企业更要提供这种服务。对产品使用周期完成后的报废物带来的毒性、环境破坏的后果，企业负有责任。这是构建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所必须的。

从大批量、共性化的生产转向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服务

工业社会追求生产的规模和数量，设计共性化，生产大批量化，很少顾及使用者的个人差异性、需求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产品不能满足人性化使用和节约资源的双重要求。永里善彦说，在服务型经济中，企业充分尊重个性、差异性，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提供个性化、多样性的经营和服务。这种服务即是人性化的服务，它除了使消费者能更方便地使用产品，还能解决消费者的特殊困难。

永里善彦谈到，今天中国的高速发展给日本造成很大压力。中国拥有世界上压倒性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日本战后制造业的绝对优势消失了，安全感消失了，日本高价劳动力几乎不可能生产大众消费品。面临经营成本的巨大变化，日本制造业过去占领的许多世界市场，现在让位于中国了。为此，日本企业要以新的姿态、新的分工去获得新的成功，这主要表现在加强个性化、多样化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我的感想是，虽然日本在近代“脱亚入欧”，在东方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但很长时期仍保留着东方文化的“和合”精神，崇尚团体力量的整合优势。这有利于企业管理的整体优化，有利于包括降低产品成本在内的“二次创新”，一度使日本产品很快占领了世界市场。但在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不利于产生原创性发明，无法与美国进行技术竞争。新经济时代要求企业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旧经济时代的产品是少品种、大批量，日本有组织的知识创造具有竞争优势，当时即使个人创造力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也不影响团体创造力的发挥。但在产品多品种、小批量乃至多品种、大批量的新经济时代，团体有组织的知识创造模式就缺乏竞争优势。

因此，现在日本企业战略学者提出，要转变“团体创造力优于个人创造力”的价值观念，按照“优秀的个人创造力+有组织的知识创造+持续的创新”的新模式筹划企业发展。

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总经理森下洋一说，日本企业在21世纪必须实现的目标，“第一是改变日本战后企业按照单一模式来要求员工的现状，转而重视具有丰富个性和才能出众的员工。21世纪整个社会将更具个性化，无论从事何种行业，能够获得具有个性才能的员工的企业，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

从看重员工的资历和终身雇佣制转向尊重个人的创新贡献和自主选择

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和合关系，个人对团体的忠诚与守信。企业管理保持家族式的伦理温情和关怀，实行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工资制（年序工资制），形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稳定关系，避免人才过度自由流动给企业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的损失。日本这种以“和合精神”为灵魂的家族式群体主义企业文化，曾经给日本带来了成功。

永里善彦说，资历工资制就是让员工从就职到退休一直上升工资。这有一定合理性，尤其员工在生育、抚养孩子，让孩子受教育的阶段，需要按年序增长工资。但当孩子到了20多岁，能工作了，员工负担最重的时期过去了，按年资而非业绩分配的工资制就未必合理了。因此，为了增强企业活力，需要调整资历工资制。这使我想起一些来自日本的报道：近年来松下、富士通等公司改革分配制度，逐渐减少资历工资收入的比重，提高实际成果收入的比重，激励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才能。

谈到日本企业奖励问题，永里善彦说过去主要实行年末奖，奖额也不高。有的员工对产品关键部分改进作出很大贡献，但奖额不能与之相当，于是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判奖额10亿至100亿日元的都有。日本企业要提升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就要改革奖励制度，按成果的效益比例奖励。此外，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竞争不过美国的流动制。现在日本企业也实行企业与员工的双向选择。

永里善彦承认日本新一代个性化得到发展，团队精神不如老一代。但这并非意味着日本放弃团队精神的传统。现有企业的制度、规则仍引导、约束着新一代保持团队精神、互助精神。

因为许多关键发明不是靠一个人能完成的，是集体合作的产物。

从重视企业和股东的利益转向重视人、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永里善彦认为，20世纪日本企业的发展以自身和股东利益为前提和目标，21世纪发展的目标是如何为社会多作贡献，构建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为此，企业可能要交共生税。

在演讲会上，就“经济高速增长是否增加人们生活幸福”的问题展开讨论时，我认为当代国外技术的急速更新和激烈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受追逐商机、利润、暴富驱动的。技术急速更新造成的紧张节奏，企业之间、人际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了剥夺健康和生命的“过劳伤害”、“过劳死”，造成了“焦虑社会”的种种人生困境，违背了技术进步的人性要求和幸福初衷。永里善彦说，日本还常发生因工作压力过重，或陷于失业困境的自杀事件，现在的日本企业要更多地思考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使员工保持心身健康，增加精神快乐感和生活幸福感，摆脱“技术进步”时代精神焦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