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每年到底有多少，每年由此而致的受害者又有多少，恐怕在我国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但是，国内医患矛盾的愈演愈烈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我国的医疗事故之多和严重程度，如频频发生于全国各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打骂、甚至杀戮医护人员的事件。
痛心而又棘手的事件
如果说中国社会目前发生的贫富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草民阶层对贪官污吏的愤怒与仇视还有可以理解的原因的话，那么医患之间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非常痛心。因为医患关系历来都是也应当是相互尊重、感激和最容易和谐共处的。
砍杀和打骂医护人员当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不过，这里不是判断医患关系恶化的是非曲折，而是提出怎样减少医疗事故，也因此而减少本不该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和出现的仇恨和对立。说实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很好地解决。正如有机动车和交通就必然会出现交通事故和伤亡一样，有医疗也必然会出现医疗事故。正如出现交通事故一样，出现医疗事故也是当事者双方都不愿看到的。而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减少或不出事故。
对于减少医疗事故，已经有很多方案和点子，比如要求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技术。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来，好像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国内医患矛盾的愈演愈烈就是在一再强调医德医风、提高责任心和医疗技术下发生的。所以，人们宁愿相信监督或制约机制，因为任何没有监督机制的事物或过程都如同一个人承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靠的，也是做不到的。
国内的监督机制一开始就是既困难又效率不高，主要是在事后监督，即发生医疗事故后的认定事故责任和解决纠纷。而且即使这样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比如，先是医疗管理机构不承认医疗服务是消费问题，认为不能以消费者法来解决医疗纠纷，到后来承认是普通消费问题，可以也应当用消费者法来处理和规范医疗事故。然后，医疗事故责任的鉴定也前进了一大步，从“老子监督儿子”，即卫生局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医疗事故，到各地医学会的有关专家鉴定医疗事故，似乎在公正性上又前进了一步。
事前预防的困惑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事后的监督，似乎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显而易见，事前的监督可能更为有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正如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之分，预防的效果更大于治疗的效果，或如传统医学之古训“上医治未病”。矛盾的是，尽管道理大家都知道，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人更看重的是临床医疗，而非预防医学，2003年的SARS流行就是重医疗轻预防的重大教训。
到今天，也有许多医学专业人员和医疗单位意识到事前预防医疗事故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了一些方法，例如一些医院向社会承诺，患者家属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通过电视观看同步直播的手术或通过隔离玻璃墙观看手术全过程。医院是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提出要这么做的，理由有几点：一是增加透明度，减少家属对手术的神秘感；二是使患方参与整个治疗过程，借此让患者家属了解医院和医生，拉近医患距离，增加对医疗方的信任感；三是期望由家属来监督医生，使医生有压力，因而能一丝不苟地进行手术和医治。
也许，这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让患者方参与并监督医疗过程，而且是事前的监督，从而使医护人员更负责和更精心，有效地减少医疗事故。
但是，这一做法刚出台就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理由也有若干：一是认为这种情况涉嫌医疗“作秀”；二是患者家属是外行，不仅看不懂，而且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三是对患者家属展现血淋淋的手术现场是对家属的刺激，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利，也有违人文关怀。
反对者提出一大堆理由外，最后也提出减少医疗事故和纠纷的药方，还是要在医德和医技上下功夫，同时加强医疗部门如医院对医护人员的管理。看来，批评者不是不要对医疗过程中的监督，而是认为患者家属不能也无法参与监督。
发达国家的“庸医杀人”
在这个方面，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也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世界头号发达强国美国在医疗事故上也毫不逊色于发展中国家，以致他们的批评者公开并尖锐批评美国的“庸医杀人”（原话是，Poor Medical Treatment Kills Thousands）。在列举了一堆触目惊心的事实并经过调查后，提出了解决这一严重而棘手的社会问题的建议，即公开的事前和事后监督。也许，这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做法。
美国的统计表明，仅2003年劣质的医疗便导致79000人死亡和18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既是权威可信的，又是不完全的。因为，这是美国私营的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Quality Assurance）于2004年9月2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所披露的。而该委员会所披露的只是对医疗质量进行投诉和买了医保而获得保险赔付的情况作出的统计和评估。不在这些情况范畴的医疗事故可能还有很多，因为美国的医保（医疗福利）只覆盖了美国1/4的人口，即约2.8亿美国人中的6900万人。
该委员会说，美国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即使在普通疾病方面离为人们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所能提供的服务几乎不能令方方面面的人们所容忍。比如，2003年仅仅在对高血压的不良治疗方面就导致26000人死亡，而这些人的死亡本可以通过竞争而对公众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加以避免。
根据该报告的评估，在美国，病人只有50%的时间能获得适宜的服务（治疗）。而对精神病人的医疗服务始终没有什么改善。所以说，许多病人都是劣质医疗服务的牺牲品。
如何减少“庸医杀人”
不过，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在调查这些医疗事故并赔付的同时也欣喜地发现了一种解决问题──减少医疗事故并促使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方法。如果公开报告其医疗保险计划，做什么和如何做，就可以明显改善很多疾病的治疗，如胆固醇的控制、糖尿病的治疗、乳腺癌的普查和成人感冒的治疗。
因为要求医疗机构对其客户──病人所支付的费用（投保人到保险公司买保险，再由保险公司为投保人的治病和防病买单）进行公开的说明和解释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为此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不得不使自己的医疗方案和行为要有充足的根据，精心和科学的安排。
所以，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今后应当让医生和医院公开报告他们的服务和治疗，并把病人的付费与他们的治疗结果联系在一起，就像消费者的一般消费一样，好则付费，不好则不付费或退货。这会戏剧般地减少本可避免的死亡和因劣质医疗而付出的巨额开支。
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就是促进改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对公众的医疗服务质量。而该委员会声称，由于公开医疗保险计划，2004年将可以减少2500例致死性心脏病的发作，而且在减少胆固醇水平和防治糖尿病方面也可能会做得更好。
那么，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提出的这种让医生和医院公开报告他们的服务和治疗又是如何操作的呢？遗憾的是该委员会只提出了一种方向，而具体计划好像还处于酝酿之中。尽管这样，该委员会也指出其实在美国已经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了。比如，2003年实施的医疗处方药物法（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law）就是朝这种公众监督医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这项法律是把一小部分医疗付费与医院的服务结果──医院递交的质量报告──联系起来，同时根据实验动物的情况以决定是否付酬给某些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即医护人员。
虽然这个过程有点复杂和繁琐，但是美国国家质量保险委员会提出让医生和医院公开报告他们的服务和治疗，并通过试验以决定他们是否该得到报酬应当说是一个方向，当然这需要更为具体的计划和实施的办法。这种实实在在的监督可能极大减少医疗事故，挽救许多可以挽救的无辜生命，节省大笔钱财，并最大量地减少医疗纠纷和人际的矛盾与仇恨。本来医患之间就不应当存在深仇大恨，而减少医疗事故和纠纷则意味着更容易创造一个和谐温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