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整个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就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站在学术主流的对立面，显现出强烈的相对主义特征。大卫·格里芬等所提出的后现代科学虽然自称是从建设性的角度来建构科学，但是，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性的解构，来表达其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主张。从本质上考虑，这样的后现代科学与近现代科学没有根本的联结，已经呈现出一种与近现代科学的断裂状态。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思潮，因为这种偏激的看法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种表现形式，直接来源于后现代主义。“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其相对主义特征表露无疑。
一、SSK以前的科学观
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一般认为科学知识是由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的，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这种传统认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组已经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使用无误的逻辑推理从无误的初始前提（如观察、实验等）得到的知识，其中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科学的发展是事实和真理的积累。事实上，这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科学知识观，是写入传统科学教科书中的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直到今天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以外仍然是普遍持有的常识科学知识观。
以默顿和贝尔纳1930年代末的工作为起点，科学的社会研究首先在北美的社会学体制内部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共同体。这一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是科学体制社会学（the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of Science），将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的科学内部社会学，认为科学共同体拥有客观地判断某种科学知识正确与否的技术标准，并以这些标准来促进科学事业的持续进步；科学是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民主社会关系的社会体制。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社会规范，控制着科学家避免因个人或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而可能发生的偏差，从而能够保证科学体制实现其拓展正确知识的目标：
1、普遍性。只要是科学理论，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不以任何个人意志所左右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被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传的。
2、公有性。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应归科学共同体所共有。
3、无私利性。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和发展知识，不能因为个人的其他原因来决定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
无私利精神实际上也是强调人们常说的“求真精神”，实质上是强调科学家应把探求真理放在首位，把由此而获得的荣誉和物质待遇放在第二位。
4、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所有科学知识都要加以严格检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批判精神”。
默顿在此后还提出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即：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确证无误的知识。这个视角独特的研究纲领很快即取得了社会学的广泛认同，对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院化和理论化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几乎唯一的一条理论研究进路。但是，这种理论进路更像是“科学家的社会学”，而放弃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研究，因而逐渐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二、“强纲领”SSK
以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科学哲学家，首先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质疑，对那种坚持逻辑和经验证据是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提出批评，把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语境主义引入到了科学哲学，主张对科学的内容做社会学分析，旨在建立相对主义地说明科学的实证社会理论。加之整个西方思想界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冲击，1970年代，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内，默顿纲领的主导地位受到了由英国学者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欧陆学派的强有力的挑战，SSK的激进主张迅速产生国际性的影响，短短的20年时间内就占据了西方科学文化研究的主战场。
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采取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观点，首先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对科学知识作社会建构论的说明，并与北美的科学社会学家们针锋相对，创建了所谓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主张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是一种“决定性的”，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决定是对知识内容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这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各种论争却在某种程度上又刺激了SSK学者对科学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工作传统，研究成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力量。强纲领也有由4个信条：
1、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应当象科学家一样行事。
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
3、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
4、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强纲领”的统摄下，一些科学社会学家不仅对科学知识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开始对其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以便弄清科学知识是怎样生产，或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谢廷娜的建构主义纲领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科学现实是人工的；2、科学操作负荷着（包含）着选择；3、科学操作具有因地而异、偶然发生的特征；4、科学操作具有社会特征。
谢廷娜、拉都尔等人甚至直接深入到实验室生活中，试图了解科学成果是怎样在实验室中产生的；哈里·科林斯等人对历史上的科学争论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期望说明科学共识是怎样从科学争论中产生的；马尔凯和吉尔伯特等人则对科学家的谈话进行语义和语用的分析，以便考察科学家的谈话是怎样受特定的语境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这些经验研究的工作都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使得“强纲领”成为默顿纲领在科学社会学的标准实践模式上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因此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科学社会学发源于知识社会学，但是，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发展（以默顿学派为代表）并没有沿着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前进。70年代末以来西方出现了与默顿学派思想不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其思想更接近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概括地讲，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以下三种倾向来研究的：1、在研究方法上，从微观上研究科学实践；2、首先注意科学怎样（how）谈论和从事研究，而不是为什么（why）这样做；3、关心科学的建构主义方面，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三、SSK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思想根源于利奥塔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强纲领”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是一本在西方学术界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他所谓的“后现代”是指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态，这种知识状态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作为语言游戏的科学及其方法论上开放的多元性；第二、像福柯一样，科学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认识。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这些“元叙事”指的是支撑人类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利奥塔认为这种“元叙事”的破灭意味着科学应该归属为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元叙事”方法已经被大量的“语言游戏”所代替，每一游戏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游戏规则。这样，科学认识论价值（真理、理性，观察等），其优先权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让位于“叙事”的策略。根据这种策略，科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而只是一个与文学、诗歌类似的在范式中叙述感情的故事，一种说服人的诡辩术，从而实现了所谓后现代的解释学的转向。
衡量科学的真理性，已经不是根据方法论规则来判断，而是表现为其赢得相关科学共同体成员一致的默契程度。“每一特别品类的知识都有其专门的特定法则。除非偶然，否则，各科领域中，自有其评定步法、行动恰当与否的标准，不可混同其他领域的评定标准......这就引发了两项值得关注的科学知识特质：其一是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上的多样性，亦即科学语言的多样性；其二是科学注重语用有效性的特质......而新的‘步法’的产生，是根据科学研究者们之间的民主意识和默契程度而被决定的。”显然，所有这一切是以完全放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与思维的严格性为代价的。
后现代的世界被分割成为许多孤独的世界，它是一个拼图，一幅在地域性叙事中的各种各样元素随意组成的拼图，根本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图案。科学不过是众多叙事中的一种。其次，科学自身也没有统一的图案，存在着不同的科学叙事，各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有自己的事实与理性的标准。这实际上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对主义。再其次，在众多叙事中，利奥塔特别注意到了权力叙事，他把科学与政治、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关系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科学在后现代社会中已经丧失了其认识论功能，而仅仅变为一种权力，一种服务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后现代与现代“主要的差别不再在于知识与无知之间，而是像资金一样，存在着‘有偿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区别”，“在我们这个电脑的时代，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
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一书中讨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明确提出：“政治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错误、幻觉或反常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它是真理自身。”由于原子物理学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原子核能威胁到整个人类与世界的命运，因此原子物理学家的话就代表着整个世界的声音。“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为法理学家或高贵的人，而是作为被雇用者或专家。我这里所说的是原子物理学家开始进入历史前台”。这种权力是与科学的普遍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声称对普遍真理的把握，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形象便在二战后形成。“在这种功能与威望中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真正的作家’，而是作为‘绝对的奴仆’、不再担负着所有的价值，反对非正义的统治和他的部长，甚至他们的反响超越了这种统治的声音......他不再写这一永恒世界的赞美诗，而是生与死的战略家。”
四、SSK理论与实践上的局限
SSK继承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遗产并将之激进化，明确宣布科学和社会学都是相对主义的，并尝试通过发展反思性反身性来解构“曼海姆悖论”，可悖论依然存留。SSK的努力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相对主义社会学的尝试，但理性主义对于相对主义的语境性存在决定了它的失败.消解科学主义的权威地位并不意味着反对科学实践，也不意味着反对科学本身，因为恰恰是有了科学实践和科学本身的充分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才有可能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这是与科学在西方社会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人们开始对滥用科学知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一系列的批判这样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持极端立场，但其最初动机是为科学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框架，而不是在本质上批判科学。然而在结果上却使得作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共同语言的现代科学思想被抛弃。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后现代主义会在一个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现的社会里首先发生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样不会在一个还急需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的社会环境里首先发展起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不能不重视那些传统的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研究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默顿学派）等等，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元科学研究的先锋工作才推进了他们对科学的深层理解和反思。
如同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能够完全回答在现代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SSK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明显不足。首先，SSK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称地揭示出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如何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的。其次，SSK在理论上也未能有效地解释科学知识产生的实践情况，因为社会建构主义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夸大视为SSK的一种传播策略。把科学知识的成因完全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虽然避免了单纯从认识论上作出“大而化之”的论述，但SSK在回答如何维护一切人类知识的客观性的问题上仍然会遇到困境。如果说“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就是可错的，理性和实验都不能完全决定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更是如此；没有人（包括科学家）可以在没有理论预设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又如何能够从实践的角度使从事研究的人有所遵循，有所作为呢？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和社会之间［M］，林建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英】巴里·巴恩斯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邢冬梅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等［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