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路边炸弹袭击夺取了伊拉克的众多生命。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因此呼吁启动新曼哈顿计划，应对这些土制炸弹。如同二战的军备竞赛催生原子弹一样，军事领导人们似乎又要被迫增加科学投资，以扭转战局。

 

　　学术界对此的反应却并不热烈。五角大楼的高谈阔论同科研资金的潮流并不相符，也不清楚什么样的技术适合用来打击这种组织松散、还有意使用低技术的敌人。此外，五角大楼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JIEDDO，Joint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Defeat Organization）的副科技顾问茱莉亚·艾德利（Julia Erdley）也说，“我们在寻找短期解决方案。”

 

　　时隔六年，美国国防部（DOD）为对抗简易爆炸装置已经花费了超过170亿美元。然而就像艾德利当初说的那样，绝大多数的研究经费都花在强化已有的解决方案上了，如加强运输工具和人员的装备。对尖端研究的投入却很少。伊拉克的阿富汗的路边炸弹依旧是美军及其盟军的头号杀手。五角大楼的官员承认，现在还没有什么妙方能避免、探测和解除路边炸弹。并且，“曼哈顿计划”般的宏伟言论也已经被更审慎的“摧毁高度分散的恐怖分子网络”的说法所取代。

 

　　没能成功动员科学家们加入反恐战争，这同冷战时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五角大楼资助的科学相当繁荣，并被视为是对抗苏联技术力量的关键。今天的军方面临的是个更加模糊和复杂的环境，“软”技术，例如建设互信、收集情报和文化视角等，和其他的先进技术一样重要。在这种新的军事现状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成果究竟应该是什么？答案越来越不明确了。

 

　　这种不确定性或许有助于解释五角大楼为何对基础科学缺乏支持，而更偏爱短期有回报的应用类项目。JASONs，由一群独立科学家组成的国防顾问小组，在最新一期公开发布的五角大楼科技评估报告中宣称：我们认为，国防部基础研究项目的一些重要计划已经“破产”，不论是再扔钱进去，或是改变其程序和定义，都不能修复它们。

 

　　从表面上看，五角大楼的科学基础还很健康，并且支持了大量研究项目。它的科研预算，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等，已经由后911时期在2001年的顶峰，跌落到2005年的每年147亿美元。但削减的预算多在尖端技术研究领域，基础研究受到的影响不大。而且，目前年预算仍保持在120亿美元上下，这个数字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68亿年预算的近两倍，比欧洲的国防科学预算更高出一截――欧洲国家的此类预算通常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从目前能获得的最新数据看，2009年，包括了除丹麦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欧洲防务局（European Defence Agency）在“研究和技术”方向的开销只有差不多22.6亿欧元（33亿美元），其中的绝大多数用来发展尖端航空和其他武器，而不是科学。

 

　　五角大楼的研究在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主政期间也曾春风得意过。在2006年入主国防部前，盖茨曾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的校长。

 

　　例如，盖茨十分清楚某些学术领域，特别是社科界，从越南战争（1955-1975）开始就和军方关系交恶甚至敌对。2008年，为了重建与学界的关系，盖茨提出了密涅瓦计划（Minerva），着重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盖茨将该计划看作是军事科学使命变革的象征，他在宣布该计划的时候说：“面对世界的挑战，对国家力量的认识和实践都要更广泛，而不能仅限于军事实力。”“政府和国防部需要同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进化心理学等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建立联系。”

 

　　从1月份的2012财年预算开始，盖茨设置了今后每年对基础科学增加2%预算，并维持住应用和尖端技术研究预算的目标。对于某些国防经费是重要来源的学科来说，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例如，美国海洋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约三分之一的资金都来自五角大楼，在机械工程领域的比例则达到了一大半。“物理学研究已不再完全依靠军费来源，但仍然很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史学家大卫·凯泽（David Kaiser）说。而且，国防部门也是颅脑损伤研究领域最大的单一资金来源。

 

　　在今年6月30日离职前不久，盖茨签署了一项新的五角大楼科技计划。该计划包括未来五年预算制定中的一系列优先项目，五角大楼内部称其为“七蛟龙”（源自1960年的经典电影《豪勇七蛟龙》）。

 

　　然而，盖茨的努力也折射出五角大楼科技计划中的一些紧张关系。密涅瓦项目，就曾面临过明显的复杂反应。有些学者曾质疑五角大楼是否应该介入社会科学研究。“七蛟龙”的名单包括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柔性工程系统等，这也没有使科学界兴奋。“很难说这些计划是鲁莽还是有远见”，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航空航天工程师、前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说。盖茨的纲要实质上是一份个人的军事服务愿望清单。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也说，并没有专门的“七蛟龙”资金。

 

　　在观察家看来，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五角大楼的研究缺乏高层次的视野和统筹。在前几十年中，这类统筹是由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进行的。1958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后，美国设立了该岗位，位于五角大楼的权力中心――国防部长办公室，总管所有部门的科技项目。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该职务的大多数预算和管理职权都转给了国防次长――首席武器买主。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最近削减人员，更名为国防研究与工程助理部长，负责管理个人服务领域的广泛科学投资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今年来，该部门被逐步边缘化，没有成为军事科学政策的推动力量，反而削减了不少科研预算。

 

　　根据2009年JASONs报告，即使是在该部门发展基础研究的时期，也还是过于偏向能立即投入运用的研究。在一份2007年空军科学研究局资助的258项基础研究项目样本和另一份陆军研究局的类似样本中，JASONs发现81%的研究“从广义上都不算基础研究”。

 

　　JASONs敦促美国部门重新评估和强化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并独立于武器采购之外。但是国防部官员还没有发出变化的信号。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面临一个更紧要的威胁。“我们发现研发资金有下降的趋势。”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说。奥巴马政府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在未来的12年内削减4000亿的预算――现在的预算是每年约7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国会削减联邦赤字的斗争中可能还会扩大，或将不再从科技预算中支出。

 

　　刘易斯认为，盖茨增加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是国防部过去几年的科技政策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盖茨的继任者，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能否延续该政策。刘易斯指出，当帕内塔在国会山进行新任国防部长听证会时，曾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帕内塔的回答是，他重视基础研究，但所有的国防拨款都必须考虑目前预算紧缩的形势。

 

　　换句话说，所有的预算都会被削减，包括科学在内。“这将是场深刻的变化。”刘易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