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狮城却成为了投资科学、振兴工业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模范
去年九月在新加坡丽嘉酒店举行的一次典礼上，国家总统纳丹（S.R.Nathan）颁发了2010届总统科学技术奖。此项顶级殊荣――总统奖章――被授予管理者张道昌（Chong Tow Chong），他的个人履历涵盖了新加坡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和梦想。
科技规划
从1995年到2010年，张先生在数据存储研究院担任领导职位，与希捷公司、富士通公司以及其他磁盘生产厂商密切合作，进行基础与应用研究。世界上有一半磁盘驱动器产于新加坡。张先生很有前瞻性，说服这些公司除建立工厂外，还要建立研发实验室。在担任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的执行理事期间，张先生监管了2005年到2010年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些计划涵盖在新兴和有前景领域的投资，包括纳米技术、分子电子学，并建立启汇园――一个物理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技术中心。
启汇园由两个塔式建筑构成，一个是通信业务，另一个是合作业务，包括了研发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和政府机构。启汇园坐落于北部商业园区，与新加坡科学园区、一所国际商业学校、一家研究医院，一座生物科技园，以及一家致力于生物科学新型研发的生物科技园毗邻。
张道昌目前的职务是新加坡最新排名第四的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副校长。该校成立于2009年，建校宗旨是：通过在已有学校基础上建立一个学院，该院学生可构思并设计成功的商业化产品，与强有力的科学技术部门互补。
新加坡占地面积704平方公里，大约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环线内的区域面积一致。其人口大约为五百万，人均GDP为$43，000，与科罗拉多市大致相同。在这样一个小而富有的国家实施张先生及其合作人的规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在大国要相对容易些。
新加坡热切积极地投身于它的未来繁荣规划，这使其不同于其他大小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其对繁荣的关注引致了应用型研究超越了基础型研究，且日益强盛，以及政府与当地和外国公司建立了互惠关系。
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将新加坡视为技术领先发展的模范。实际上，中国科学院最新揭幕了其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蓝图，“革新2020”，被称之为新加坡式重点市场技术转换。新加坡并没有忽视基础研究。去年，该国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了41篇文章，相较2009年的26篇上升许多。在亚洲国家中，2010年度只有日本、中国和韩国在此类期刊中发表了更多的文章。仅中国的增长百分率与新加坡一样高。
昔今巅峰
新加坡的近代史始于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斯坦福德·拉尔夫（Stamford Raffles）在这个有着少量人烟的岛屿登陆的时候，将其预想为一个蒸蒸日上、无需纳税的港口，且可以与当地的马来首领安排交易。
拉尔夫的远见已经成为现实，且持续了近150年。
1963年，当马来亚、沙巴州和沙捞越一起组成了新的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不再受英国支配。两年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国家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自从1819年被殖民以来一直持续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自主保卫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微小独立国家的安全。出于必要，新加坡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为了促进商业和贸易及其传统实力，新加坡添加了制造业――首先是纺织业，然后是造船业和炼油业――始终维持低税率，在法制法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今天的格局：一个技术密集型经济体。为支持这一创新，新加坡两所主要大学，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于1980年合并，成立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以后，南洋理工学院，也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成立了。
如今，新加坡的科技企业特征与其他富裕国家同类企业的技术特征相似。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物理系，有量子信息论、纳米物理学、功能材料学、生物物理学和复杂性学科的研究小组。个别研究人员同时也在金融物理学、宇宙学和其他理论学科领域就职。
新加坡力争成功引进国际人才效力其重要经济部门，包括科学和技术部门。同时，也努力留住国内培养的人才。与新加坡同样富裕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瑞士的人才流失率相对更低。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量子技术中心显示了新加坡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现在已经是中心的第四个年头了，中心由从牛津大学招聘过来的阿尔图·埃克特（Artur Ekert）领导。国际职工和新加坡本地员工在一起进行量子信息理论、冷原子浓缩以及量子元件制造方面的研究。
产业研究
去年9月被新加坡总统授予奖项的物理学家小组由帕特里克（Patrick）、李国强（Lo Guo-Qiang）领导。李与他的同事于明斌（Yu Mingbin）、安卡维（Ang Kah Wee）和刘清扬（Liow Tsung-Yang）在微电子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们开发了备受赞誉的硅基电光调制器。
微电子学研究所调制器的构想不仅仅是可以快速有效地将电子信号转换为光激信号，也可以与现已投入使用的电子雪崩光电探测器和CMOS制造技术匹配协调。为使其元件对产业更具吸引力，李和他的团队成员拒绝申请此项专利。
同高校实验室一样，微电子学研究所将自己的研究发表在研究型杂志《应用物理学》和其他学术期刊上。但是与高校实验室不同的是，微电子学研究所拥有可制造200 mm直径的硅片的设备和器材，这也是目前的产业技术水平。世界研究机构中，只有比利时的微电子研发中心在芯片制造方面可与其一比高下。产业所需的设备校正涉及新加坡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化学工程科学学院（ICES）。ICES位于一近海岛屿上的工业炼油厂和化学工厂之间，进行工业相关的催化、合成等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其质量和体积规模远远超过了大学实验室。
微电子学研究所（IME）和化学工程科学学院（ICES）是由科学技术研究机构（A*STAR）运作的22家研究机构中的两家。作为工业贸易部的得力助手，A*STAR成立于1991年，旨在提高新加坡的科学技术水平。
201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139亿新元（114亿美元）用于研发。研究创新企业理事会资助了新加坡的主要基础研究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接受了投资的37%，A*STAR接受了投资的39%。剩余金额分给了教育部和卫生部的财政部门。
在研究开发经费使用过程中，新加坡将其自身与其他小型研究开发密集型国家，如芬兰和韩国相比。新加坡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3%用于研发经费，相对于芬兰的3.7%和韩国的3.4%较少些。如考虑到新加坡公共部门的相对比例，则更能突出新加坡的优势。新加坡政府投资了本国GDP的17%，但是其GDP只是韩国的30%、芬兰的50%。
除直接投资于研发外，新加坡更倾向于集中精力吸引研发团体。企业的投资组合在该国境内已经建立了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这些公司包括日本的日东电工集团（材料）、法国的泰利斯集团（国防）、瑞士的诺华国际公司（制药）、英国的劳斯莱斯公司（航空航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惠普公司（电子）。
为振兴国有技术企业，A*STAR与其他三个政府机构启动GET-UP计划，此计划通过支付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经费，鼓励他们在中小型企业中工作2年以上。至今年4月，有183家公司已引进了296个研究人员。
当地公司也有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A*STAR中脱离出来的。由南洋理工大学工程师爱德里安（Adrian Yeo Piah Song）发明的薄膜设备技术手提式测试装置，可遥感在污水净化厂中过滤水的薄膜卫生状况。自2002年起，已经有30多个子公司成立。
21世纪，新加坡以完善基于创新和知识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要实现此目标，民众与投资同样重要。自1995年起，有关机构评估了国际数学和科研领域13年历史的趋势，每四年一次。除1999年在科学领域仅次于台湾，以及2007年在数学领域仅次于台湾，新加坡一直名列第一。
资料来源 Physics Today
责任编辑 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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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技政策
图为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鸟瞰图
作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很早就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自1991年以来，政府发起了一个通过加强技术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运动。在这个背景下，新加坡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5 年计划。从那时起，新加坡的科技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增长，使得该国研发人力资本不断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家对重点增长领域以及企业研发和创新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李显龙总理2005年曾在纪念新加坡独立建国40周年大会上指出，未来15至2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分别是创新创业和研究开发。为实现知识创新驱动发展的构想，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两个新机构：一个机构是研究、创新和企业理事会。主席由李显龙本人亲自担任，成员由来自企业界、学术界的代表和相关部长组成。该理事会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提出科技政策建议；另一个机构是国家研究基金会，隶属总理公署，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通过对基金的管理，协调实施战略研究计划，直接向总理报告工作。基金会主席由前副总理陈庆炎担任，同时兼任理事会副主席。
摘编自黄军英“浅议新加坡科技发展态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