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都是小而高度城市化的地方。新加坡平均每平方千米的面积拥有5.1千米街道与高速公路，公路网络之密居世界第三；香港的相应数据则是1.9千米，居世界第九。

 

　　这两座城市都很富有，容易想象它们的公路上肯定都挤满私家车。但多亏了两地政府的政策，他们的交通比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更加申通。两地政府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让公路上汽车更少，施用了截然不同的政策。

 

　　香港是两地中更富资本主义色彩的地方，它的政策是让拥有汽车代价高昂。登记一辆汽车需要一次性缴纳车本身售价35%的税。然后，根据汽车发动机功率，每年还需缴纳执照费：丰田雅士利（Toyota Yaris）约500美元；林肯领航员（Lincoln Navigator）约1450美元。汽车的课税则同西欧一样高。车主需要为每加仑汽油付8美元。

 

　　新加坡政府比香港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以最低时速40英里为标准，新加坡政府计算出了该国公路最多可以承受多少辆汽车。与香港采取的让大多数市民买不起汽车的政策不同，新加坡的做法是要求在购车前提供居留权证明。道路通行费也随时段不同而变动，新加坡汽油价格约每加伦4美元。

 

　　香港与新加坡在支持科学研究方面做法不同，但都很成功。就像在保持交通顺畅时所做的一样，它们采用的不同方法折射出了两地核心理念的不同。

 

　　也许因为自由市场的缘故，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极化程度最高的服务密集型经济体。制造业只占了GDP的3%。香港投资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支持它的大学，而不是工业基地。香港已坐拥华南教育枢纽的位置。好大学――那种香港和广东的孩子很想上的大学――能做好的研究。

 

　　新加坡政府决定让其工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不低于25%。研究与开发（R&D）领域的资助优先就能反映这一点。虽然新加坡也支持基础研究，但其R&D的重点在于应用型研究，与工业紧密相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就吸引了三星、希捷（Seagate）和其它外国公司在该国设立工厂，现在又希望这些公司成立R&D实验室。

 

　　小国，即便是富有的小国也缺乏支持大规模研究工作的资源。为了获得成功，他们必须如香港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瞄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确定战略目标，然后做出相应规划。

 

　　大国也会从战略上思考它们在研究领域的投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不能从香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小而成功的国家（地区）那里获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