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们与人交往时，自身行为往往受到很大影响，这条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健康，甚至个人体重。与朋友和家庭关系越密切，受影响的程度就越大

　　早在2007年，美国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对美国弗莱明翰心脏研究的长期数据进行分析，就确立了肥胖与社交的关联性，只是其发生过程尚不清楚。是与共享行为规范有关，还是受共同行为的影响，或者是被类似环境所左右，成为目前问题争论的焦点。

 

　　2007年的研究显示，朋友和亲属间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对体重指数（BMI）可能具有很强的决定作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5月号在线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因素对体重的影响程度。这项研究共邀请了100多名妇女参与，并同时对其各自的上百名朋友和家庭成员也进行了调查。但结果却显示，社会观念对肥胖群体的影响并非关键因素。

 

　　据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变革学院执行理事亚历山德拉·布鲁伊斯（Alexandra Brewis）女士报告，一般认为，社会规范对BMI应有很强的影响力。她和她的同事却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的BMI受社会规范的影响很小。只有一种类型的社会动力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率也仅占20%左右。

 

　　加州大学圣迭哥医学院和社会科学部教授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指出，影响小，但并非意味着没影响。福勒曾在2007年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阐述过社会关联对肥胖发生的影响。即使仅有20%的影响，但它也是社会规范所为，显示社交网络有传播肥胖的可能，同时暗示，预防肥胖在社会传播中的方法也将被提到议事日程。

 

　　为了更好地了解究竟是哪些社会规范可能影响到肥胖在社交网络中传播，布鲁伊斯女士及其同事约见了101名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妇女，以及其拥有密切社会关系的812人，包括朋友、配偶、家庭成员和同事等，询问他们对体型的看法，对理想体型的认识，瘦身者的偏好，以及与肥胖者在一起时，他们是否感觉耻辱等。

 

　　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回答与BMI有关系，且BMI与其朋友和亲属的回答也有关系。布鲁伊斯女士和她的研究小组随后通过三种可行的框架途径分析了数据，这些数据揭示了密切接触的人群显示相同体型的原因：1）交往人群受社会规范的影响，他们往往会以相同的行为方式共事；2）当两个人有不同的社会规范感受发生时，即使不被吸收同化，其朋友的社会规范对其行为塑造也会产生影响；3)除了亲缘关系，肯定有与体型相关的其他原因，如经常与超重的朋友频繁会面等。

 

　　福勒指出，通过上述研究显示，极有可能社会规范的影响程度远高于20%。

 

　　布鲁克斯大学社会动力及政策中心主任罗丝·哈蒙德（Ross Hammond）宣称，上述发现并没有对社会规范影响妄下定论，现在只对一种规范进行调查，这是该项研究的良好开端，这些规范还可以有其他途径供研究。尽管对某个年龄段妇女进行调查时并没有找出差异，而在年龄或其他因素细分时，BMI却有可能发现问题。有些结果可能在亚组中影响强烈，但却被掩盖了。布鲁伊斯女士称，她的团队希望在不同的国家对社会规范的影响作深入研究。

 

　　哈蒙德去年发表了一篇阐述社会影响与肥胖的综述性论文。据他报告，最新研究强调了评估社会规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揭示出能够解释肥胖的社会因素机理。

 

　　如果肥胖的传播并非受社交本身的影响，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能解释的原因恐怕源于行为传播，这是哈佛医学院医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2007弗莱明翰研究论文的合著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的看法。

 

　　这也正是布鲁伊斯女士下一步想要探究的课题。接下来真正要做的工作是将社交行为也列入研究对象。他们会在一起进餐吗？他们会在一起锻炼吗？设想他们会在一起共事，即使深植在内心的信念没有关联，但是他们所遵循的行为暗示总是会形影不离的。例如，餐后服务员来到餐桌前，总是会捎带问一句，需要甜点吗？研究人员将其称为“甜点”现象。在此场景下，人们总是会习惯性扫视一下周围同事，看是否有人想要甜点，如果没人响应，个人就会放弃，相反，如果有人点了甜点，其他人则会不自觉地跟着仿效。

 

　　福勒及其同事正在调查这种行为的负面作用，以期找出根源所在。“如果我开始吃高脂肪食品，你也会跟着吃吗？”研究人员强调，想法和行动是全部复杂网络的动力，这种动力能够左右我们具体怎么做，两者都是事件的一部分。

 

　　除了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外，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在相同社交网络中影响人们的行为。

 

　　环境因素如盛行的快餐食品，通畅的步行街，都会对人体健康和BMI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对弗雷明翰数据的分析，福勒发现，环境对人类有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是导致增重的直接原因，邻居是肥胖者，但并不代表你因此会变成胖子。但是，你的朋友或亲戚中有肥胖者，即使他们距你千里之外，你也有变成胖子的可能。

 

　　因为家庭成员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因此被列入其中。遗传因素也在起作用，但布鲁伊斯女士解释，在研究被深入推进时，更多的因素或许都会被牵扯进来。

 

　　所有对研究的解读都会对公共健康信息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决定我们是否应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改变体重上来，或集中精力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我们假设，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或许人们不以为然，但这是公共卫生的核心信息。

 

　　公共卫生信息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观念，如果态度改变了，人们就会转变行为。大众明白，改善他们的饮食结构，多参加身体锻炼才是减肥的关键。他们也知道，他们想这样做，但想做与能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有些研究性的减肥干预活动也没能让大多数肥胖者减肥成功，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福勒称，即使社会规范对体重影响不大，但在抑制肥胖率上升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社交网络是需要逐步了解的关键，潜在的肥胖流行或许就来源于此。

 

　　社会规范毕竟是有吸引力的介入目标。正如福勒指出的那样，社会规范很容易被实施，你不必改变饮食结构或锻炼方式，因为这些习惯性顽疾，很难直接改变。你所需要做的全部，就是按大众认可的适宜体重去行事，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对体重的要求都有一种从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