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界，取得一个科学家公民资格的所有品质中，我认为作为科学家的责任感应置于首位。一个科学家可能才华横溢、富于想象、双手灵巧、造诣很深、宽宏大量或心胸狭窄。但如果他不负责任，他就不怎么像是位科学家。科学责任感的实质就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也就是内心对探明事物真相的迫切要求：直到他已这样做了他才满意；充分而诚实地表白自己的保留意见；并且随时准备承认错误。

——Alvin Weinberg

独立的科学家与政府政策的争端

一个困难的课题是科学家在政府政策问题中的作用。让我从二十年前的一个典型事例开始，这个例子就是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发表，书中对她认为是严重滥用农药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她既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生物界担心广泛施用如DDT之类的农药而使生态受到破坏。但是，从来没有有权威的机构对此问题作过严格的研究并公布其研究结论。这本书具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它也遭到了许多农学家和营养学家们的抨击，他们把这本书视作为一种误传、狂热，甚至是一种欺骗。不过，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严肃地对待了卡尔逊的指控，并成立了一个特别专家小组对此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倾听了八个月的意见之后，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大部分证实了卡尔逊的断言，并得出结论说：用农药消灭一些害虫的大规模尝试是不现实的，并有破坏生态的危险，“排除使用有持久毒性的农药应是我们的目标”。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5月认识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并要求负责部门采纳报告中的建议。

随后事件的格局是复杂的；但它既未使化学农药的强有力支持者们高兴，也未使其强烈反对者们高兴。的确强行实施了一些有力的控制措施，Car-son抨击的主要焦点DDT已被禁用了；但如果说不是有过之的话，化学农药在农业上普遍应用也可能还是像过去那样广泛。许多现行的农药比起DDT来对人类有更大的毒性。其它的毒药，如用于工业而不是用于农业的多氯化联苯（PCB），已被公认是严重的环境公害。用作特殊种类害虫的高度特效农药，如幼虫激素已被研制出来，但现在尚未找到多少实际应用。

—提起Carson的书还能激起人们的热情，也能引起人们的斥责。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她夸大了农药所造成的危害。我自己的观点是，总的说来她为社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而值得人们尊敬。她反复灌输的对环境的责任感现在肯定已经深入了许多人们的心里。

这一事件例证说明了科学家在卷入到社会责任争端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Carson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但不是农业生态学领域的科学家。在准备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她有过许多东西要学习，而她确实也学了。这些农学家们仍然不把她当作是这方面的真正的内行。然而，如果说不是大多数的话，也有许多农学家与施用农药并与生产农药的工业界有过财政上和职业上的往来。当时，处理这样一些事情的国家科学院的一些委员会往往被怀有类似偏见的人们所支配。科学院发生了变化，现在正在系统地调查它的委员会成员们同工业界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其目的不是排除所有带有各种可能偏见的人们，要是这样做就会排除掉大多数专家，其目的在于得到大体平衡的怀有各种不同偏见的人们加上一些在考虑这些争端时可能真正不带偏见的人。

几乎所有这类争端不仅涉及基础科学，而且涉及到技术。科学事实与价值判断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分开它们是极其困难的，因而要引出的推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科学家对能够从事实合理地作出推论这一点可能诚实地表现出意见不一。

因此，我们正在一个与基础科学十分不同的领域中工作。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承认过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即“……卷入社会辩论的科学家将不得不超出讨论那些科学上确实知道的东西的范围”，因为政府政策问题涉及到在面对很多易变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同时，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报告说：积极参加社会辩论的科学家应该避免作出武断的断言，应该乐于在其声明中承认和改正错误，同那些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进行讨论。不过，该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专业科学团体一般没有资格监督和评价参与这些辩论的科学家的品行。这些科学团体习惯于谈论在科学界更为传统的品行模式，而没有做好准备来对付涉及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所引起的难驾驭得多的辩论。必须制定出责任行为适当准则的正是积极参加对这些争端展开的社会辩论的科学团体。随着辩论的进行，谁是说话负责、尊重事实的科学家就会变得清楚起来。

Weinberg认为，在当前就能源政策与环境保护这类问题的辩论中，基本的责任感正在被腐蚀，一些科学家就远在他们自己胜任的领域之外的问题作出一扫无遗的表态。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以上这样一种程序将有助于给这场辩论带来更多的合理性；但讨论社会问题的科学家经常卷入社会的争论，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在电视上时间有限，使得他不可能说明自己所有的保留意见，即一个小心谨慎的科学家为了描述他的论点可能要补充的东西。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夸大这种情况的倾向。政治家和其他人往往喜欢简单地回答复杂的问题。当然，科学家们应该准备公开地声明他们作了错误的声明并应修正它们；在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上，Weinberg的看法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看法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分歧。

在这些争端中涉及到的那些价值判断中，经常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分歧。例如，如果关于某种工业产品的毒性证据尚无说服力，那么在它被证明是安全的之前，是应该禁用呢，还是一直用到证明它有危险时为止呢？直到最近二三十年，后一政策曾是为人们最公认的做法。近来，盛行的是比较谨慎的政策；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委员会颁发药物许可证的标准日益严格，这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这样的小心谨慎有其不利的后果，也有其优点；例如，Carl Djerassi指出了在发展新的更好的避孕药物方面的困难，因为对这些药物的发展强加了严格的试验条例。有时由于过分热衷于发放前的试验而得不偿失。通过抑制一些种类害虫的发展而起作用的选择性农药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关于如像建一个机场或一座电厂，或者筑一座拦河坝这样一些问题的决定，不仅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技术论据，而且涉及到价值判断。它们需要对未来的需求作估计，而这种估计通常又是很不可靠的。例如，十年前对美国未来电力的需求所作的估计已经按经验大幅度地按比例地缩小了。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专家的证据很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专家价值体系的色彩。

在这样冲突局面中的成本 - 利益分析是一种不可靠的游戏；成本和利益通常是完全不可比较的；最终，决定很可能通过这样的政治过程来作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什么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的感觉比专家们的成本 - 利益计算重要。Lord Ashby得出结论说，它很可能比以下的情况要好一些，他说：

“在作如这样一些决定中依赖定量的所有努力，从计算机方案中创造出决定以及从成本 - 利益平衡表中推导出决定的所有努力，都可能使决定做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由于在取得扎实的资料的过程中，不扎实的数值、数据不足的未定量资料、带有公众良心的感情成分，都要经过过滤并被否定掉，因此定量的资料显示了与其真实意义不相称的重要性。”

揭短与职业责任

在工业界或政府的科技专业雇员，有时有理由就工艺或产品的危险发出警告，或者有时提请注意他们认为是正被忽视了的改进提高的机会。很明显，雇员们应该接近于他们的上司，指出问题的根源，并且敦促改正。如果上司没有什么反应，而且问题确实严重，雇员们就可将它公之于众，这样做的人通常称为揭发腐败内幕的雇员。

揭发腐败内幕显然是件很危险的事，谁敢于这样做谁就应该准备对付随之引起的麻烦。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建设旧金山海湾地区高速运输系统期间。该系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火车的自动控制，这是根据与西屋公司所签合同发展起来的。三位工程师Max Blankenzee，Holgar Hjortsvang和Robert Bruder得出结论说，该系统的设计有严重的缺点。但是，他们的担心被资方置之不理。最后，在1972年初，他们诉诸于海湾地区高速运输系统董事会，董事会在举行意见听取会之后，以10：2表决通过经营使用。三位工程师被解雇了。后来，自动火车控制在该系统开始运行后发生了危险的失灵，这完全证明这三位工程师是正确的。加利福尼亚职业工程师协会调查了此案件，并作出决定说，这几位持不同意见的工程师“在公共福利的最大利益上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也进行了调查，结果证实这三位工程师的警告是正确的。于是这三个人起诉要求西屋公司赔偿885，000美元的损失。但最终未经法院，支付了一笔比较适度的金额，而这笔金额很可能是相当不足的补偿。

更近的一个案件涉及到密苏里哥伦比亚一家州立医院辐射防护学家Clifford Richter。他报告了在该医院违反核管理委员会安全管理条例的一些违法行为，按照法律规定他有义务这样做。院方以解雇他来报复。最后，联邦法院按照能源整顿法会的保护雇员条例命令院方恢复其原职并付还拖欠的工资，但是复职遇到了困难，因而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在另一个案例中，Morris Baslow在一家法院有关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一次质询的听证会上提出证据之后即被解雇了，环保局的质询是关于电厂冷却水对哈德逊河里鱼的影响问题。他强烈要求他的雇主提出这一证据，但他们不理睬他的多次建议，最后他直接向法院提交了这些资料。最后他同他的前雇主们和解了，但已拖延了许多个月份，而这段期间他一直失业。

在这些案例中，揭发腐败内幕的雇员把他们的工作和名誉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很明显，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应该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并公正地评判他们；通过一个适当的机会听证之后，如果他们的意见被确认，他们就应该受到称赞，或许还应予提升，而不应解雇。近年来国会通过了若干法律，保护受雇者向雇主报告一些要求予以改正的问题的权利。核管理委员会现在正在制定应该鼓励受雇者向高级官员报告有关问题的条例，无论雇员的建议是否被接受，都要保护雇员不会因此而遭到报复。这是在政府行政部门中的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虽然有几家商号在这方面已开始了首创行动、但保护受雇者的条例在大多数私营商号里仍然是不存在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David Ewing已提出作进一步改革的详细建议纲要。

当然，揭发腐败内幕的雇员也并不总是对的。他们可能出于私怨，可能过于自负，也可能是为人虽诚实但犯了错误。社会常识和忠于雇主的观念两者促使人们认真地努力靠在机构内的工作来解决意见的分歧。不过，如果较高的当局没有反应，而且问题似乎涉及到人类安全和健康这样严重的问题，则有必要使此问题引起公众的注意。冒这种揭短风险的个人显然需要有充分的法律指点和其它类型的帮助。我们的社会复杂无比，这就需要越来越多地听取这些能觉察在其它情况下被忽视的风险或机会并给已设立机构带来不受欢迎信息的人的意见。为了在处理风险与机会两者中建设性地利用批评和不同意见，必须有明确的政策，详细规定在引起争议的情况下正当过程的程序，如有必要的话，还要有正式的听证会和上诉的可能性。

现今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的两极分化颇具干扰性，核动力的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即是一例；癌症起因的争端已成又一例。Richard Peto描述了由烟草公司所竭力宣传的歪曲和骗人之词，这些公司极力使人们不要相信吸烟与肺癌之间有关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同时，他又严肃地批评了把几乎所有的癌症都归咎于人类摄取了有毒物质的某些被当作确实的证据。Peto曾尖锐批评过的S. S. Epstein强有力地回击了他。来自工业致癌物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公害的严重性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它们在人类癌症总数中所起的相对作用仍在热烈的辩论之中。在这样争论的苦难中，每一方都有可能歪曲资料。正如Peto谈到的那样，“环境论辩论的双方的科学家有着利害攸关的职业兴趣”，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当他们正企图充当有责任心的科学家时，追求真理的感情应该是科学工作者占优势的感情。在现在的辩论的气氛中，这是一个有时看来达不到的目标，但是为了维护公众的信心并保持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是值得争取的。

[Science，212卷，4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