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前的文明思想
“文明”一词，自古以来是人们对美好、进步的追求。我国早在西周前的《易经 · 乾 · 文言》中记载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进一步阐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些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表述，既有物质内容，又有精神含义，反映了“文明”乃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进步，也反映出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文明”一词在西方的诞生要晚得多，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1750年以前，“文明”一词的意义在西方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近代法语中首先出现了一个词汇civilisé，意即有教养的，开始出现在法律语言之中，与policé一词（文明的，开化的）含义大体类同，意指脱离野蛮状态的法律。这个词与politesse（礼节、礼貌）和civilité（谦恭、礼仪）在意义上也很相近。1756年，米拉波俟爵（mirabeau）在他的《人类之友》一书中，正式引用civilisé一词，随后狄罗德在主编《百科全书》中收录于书中。当时在用这个词的主要意义时，不使用复数，因为它所表示的，是整个人类向着一个从未达到过的高级状态发展。
由于近代科学发源于欧洲，加之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对“文明”的研究后来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曾致力于文明概念的研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著作。基佐给“文明”一词定义道：“‘文明’一词的天然含义是进步、发展的概念；它是以运动着的人民为前提的；这就是公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完善化，这就是在所有成员间进行最公正的力量和幸福的分配。”[1]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十分重视“文明”的研究。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文明发展史，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都是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级数。他明确地提出：“既然无产者已在文明的基础上取得了所有者那样的成就，法律就应当承认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他们在为‘改进人类文明’而工作。”[2] 这可说是最早提出无产者是文明创造者的概念的。
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在其代表作《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对“文明”的概念赋予了更为唯物的实质性内容。他说：“人类的思想曾经使欧洲的社会体制发生过多次巨大的变动，也就是一种过时的文明让位于另一种文明；……法国革命就是对全世界发出的一次警号。……它不只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这场变动本身包含着远为深刻和严重的意义。”[3]他还说：“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启蒙，以及无数次革命，无疑也矫正了原来的不少弊病；但是，我国社会仍然遗留着无数不公平的现象，存在着大量的滥权行为、偏见、谬误和苦难。”[4] 卡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革命是新文明的产婆，而且指出了革命还要不断地把文明推向前进。那么，文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卡贝进一步写道：“谁能否认人类具有不断寻求完善的本性呢？”“谁又能给这种完善化规定什么界限呢？”“请听听孔多塞的预言吧！他设想人类的体格、智慧和道德将无限地完善，预料人类将来在天生素质上会有很大的改进，体魄将更为健壮，容貌更为美丽，性格更为完美，而且将免除一切的忧患与疾病，智慧将更为高超，想象力也更丰富，心地更为仁慈慷慨，思想更为纯正，或者说更为圣洁无瑕！”[5] 不难看出，卡贝在这里更着重精神文明建设，并且把它描绘得“尽善尽美”。可是，这种精神文明怎样才能从空想到现实呢？他未能回答这个关键性的实质问题。
法国又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1805-1881），把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社会联系了起来。他说：“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这两个概念是统一的”，“知识是共产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无知和共产社会是不相容的”[6]，“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7]。
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他的名著《古代社会》，更以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把人类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分为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三个时期。恩格斯对《古代社会》一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在其基础上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光辉著作，指出了实行人类最文明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途径。
综上观之，自有史以来，人们所探索的文明思想，总是与追求美好的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人类最进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创造出人类最高尚的文明来。
马克思的“文明”思想和它的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文明的文章。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文明”这一术语，表达极其丰富的文明思想。他至少在三种意义上运用了文明的概念：
（1）指人类摆脱野蛮以后的整个社会进程的总和。他写道：“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8]
（2）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概念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文明是“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 [9]所以，马克思实质上是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他还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文明是：“野蛮现象再度出现，但它是在文明本身的怀抱中产生的，并且归属于文明；因此便发生了染有麻风症的野蛮现象，作为文明的麻风症的野蛮现象。” [10]
（3）指共产主义文明。马克思称之为普遍的和真正的文明，新型的文明。“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9]
马克思的卓越贡献，更在于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文明思想的奠基人。尽管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发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两个词汇，但是他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地阐明了两类文明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首先，他指出了物质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最为简单明白的道理：“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 [11]马克思又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2]这里突出地强调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受到客观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巨大反作用。还在马克思二十五岁时就写下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3]燕妮 · 马克思高兴地称赞卡尔这句话将成为举世不朽的名言。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两种文明建设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实践问题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同时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处理好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在我国，在处理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否定物质文明的决定性意义，夸大精神文明的反作用，不适当地把政治思想提高到“统帅”的高度甚至堕入精神万能的泥坑；反之，又有忽视或否定精神文明巨大作用的倾向，以为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就自然文明了，甚至有陷入“金钱拜物教”的状况。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违背了上述马克思所教导的基本原理。由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文明建设的问题研究不够，处理不当，结果给共产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挫折和损失。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认真总结和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历史经验、及时地提出了两种文明建设问题，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内容。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地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
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在1981年1月11日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又讲道：“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提出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两种文明建设作了简明而准确的理论概括：“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既是条件、又是目的的高度，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总结以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可能建成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没有这个文明的建设，即使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精神文明与科学
马克思不仅如上所述指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相互辩证关系，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巨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14]党中央在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时，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原理展开的，指出精神文明不仅包括理想、信念和道德，而且包括科学和文化的广泛内容。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为了弄通精神文明与科学的关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加以阐明的。
第一、科学是精神文明大厦的重要基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1. 从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来看。
我们既然已经承认“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乃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么，科学是精神文明大厦的重要基石就是必然的逻辑推论了。
马克思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6]马克思在这里把两种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揭示得明明白白，而这种内在联系的关键正是科学的巨大推动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著，我们不再赘述了。
2.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来看。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之所以是正确，首先是由于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正是人类科学的结晶；它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升华的总和。正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成科学。
列宁曾一再指出这一点。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他写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6]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17]列宁还认为“把马克思种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而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18]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包括了对自然科学深刻的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与达尔文有着良好的学术友谊；马克思对数学是十分精通的，他的数学笔记即使在今天也有重要学术价值；“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19]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地葬礼上一段著名的悼词。至于恩格斯本人更是非常熟悉近代自然科学所有成就的了。当他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的时候，花了八年时间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使自己在这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脱毛’ ”[20] 并在与马克思经常的讨论中，写下了《自然辩证法》这一名著。斯大林说得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21]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从极其深厚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它本身也是一门极其博大精深的科学。因此，不学习和掌握这门科学，用它来武装自己的世界观，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丽没有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正确运用它了。只有在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石上；才可能树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科学的信仰。科学的信仰才能任凭风狂雨暴而毫不动摇。布鲁诺在被宗教狂徒们焚烧毙命前，依然坚定地维护日心说；伽利略在惨遭长期监禁之后，依然坚持道：“可是地球的确是在运动！”多少革命先烈，也正是靠着对共产主义科学的信仰，走上刑场，倒在战场。中年科学家罗健夫、蒋筑英也正是这样战斗到最后一息。反之，没有科学基础的信仰，即便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是很难和宗教感情划清界限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再出现个人崇拜现象，这可能是重要根源之一。因此，一切赞成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志，都应该记住列宁的教导：“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2]
3. 从科学对思想、道德、伦理等的广阔影响来看。
思想、道德、伦理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精神文明。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下人类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它们总是和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最早的科学萌芽也许是人类发明第一件劳动工具——石斧，从此人才脱离了猿类。原始人发明钻燧取火，才摆脱了野蛮的茹毛饮血的状态。在原始社会，蒙昧的群婚制、杀吃战俘、甚至杀死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丧失劳力的老人充饥……都不算不道德的行为。这固然是由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决定的，也是当时科学极端落后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是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的。它冲破了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反动教会套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掀起了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牛顿力学带来的是机械唯物论几乎席卷了一切领域，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开端的现代科学给人类思想变革的影响至今还难以估量。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到一点：科学与迷信是根本对立的。迷信是从原始社会留下来的一种野蛮后遗症，也是传统的旧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因为迷信了，旧精神文明的一切价值观、道德、伦理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唯有科学是一把利剑，劈开迷信的藩篱，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伦理，使人类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文明社会。
当代科学正在向许多传统的思想、道德、伦理挑战。试管婴儿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父母家庭的关系，使西方伦理学家感到迷惑。“无痛死亡”，从科学上讲是高尚的行为，但从传统的伦理感情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至于电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巨大地改变着人们之间各种生产社交和家庭活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托夫勒称之为人类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三次浪潮”，并认为这是新文明的曙光。不论这些科学研究活动是否可以实现，托夫勒的观点也还尽可争议，当代科学发展向传统的精神文明挑战是毋庸置疑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家都要沉思。
总结以上，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这句话所包含的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是值得人们反复咀嚼的。
第二、科学也仅仅是基石。
我们强调科学是精神文明大厦的基石，这绝不意味着只要发展科学就可以建成精神文明的大厦，更不意味着科学的发展会自发地导致精神文明的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普及，科学高度发展，但是精神空虚，犯罪剧增，道德堕落，就是最好的例证。
首先，科学本身不能自发地提高精神文明，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来促进。马克思在论述“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曾写道：“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的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24]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诞生。
其次，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从来就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价值、信念、思想、道德和伦理，绝不可能也不允许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自然科学虽然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它的应用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例如，现代电子技术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帮助盗窃犯从事“高级”犯罪活动，帮助资本家摄制凶杀淫秽的电影电视毒化人们……。
所以，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并指出：“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精神文明大厦的基石，也仅仅是基石。壮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还得靠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砖瓦去层层砌筑起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