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位著名人物，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身份被列入日本《名人录》是当之无愧的。作为近代中国科研人员的榜样和火箭工程技术领域的权威人士，他的名字已在很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载。钱学森这一名字常常与中国有关导弹与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报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以他的著名论文“技术科学论”为中心的论文集亦早已在日本编辑和出版。

几十年前，钱氏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忍受了美国政府所强加的长达数年的软禁生活，迫不及待地渴望能归国为获得新生的祖国——人民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振兴效力的那番经历，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与科技人员的心。

钱学森自一九五五年返回祖国之后，便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解除了职务。然而，随后又连续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眼下钱氏身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防科委副主任之要职。

本文主要介绍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所发表的一些论文。

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发表的有关科学技术论的主要论文，只有“技术科学论”（1957年）和“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1963年）。文化大革命后，钱氏的研究工作亦继承了上述这两篇论文的课题，即：（一）科学技术各分支学科的体系化、（二）组织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等有关课题的继承发展与全面展开。而这两项研究工作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技术科学论（体系1）

文化大革命前，对尚处在“技术科学论”阶段的科学技术体系之设想，仅仅能看到其最初的一个大致轮廓而已。它所涉及的领域也只不过是把讨论的范围扩大到本身专一的力学与工程之外。在这阶段中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基础科学（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被作为制定像技术科学那样的实践科学水准的媒介。

系统科学的兴起（体系2）

文化大革命后的钱学森的科学技术论，已大大超越了他自己原来所擅长的学科领域，而令人惊异地大力从事了自哲学到技术的一贯制的有关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化的研究工作。社会科学当然也不例外。钱氏的研究最初是从系统科学的振兴开始的。应当承认，钱学森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系统工程与控制论理论方面的权威。钱氏是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的方法论开始进行研究的。

他的研究工作于1978年正式着手进行。1977年，钱氏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即载于《红旗杂志》1977年第七期的“论振兴科学技术”及载于《人民日报》1977年12月9日的“加强电子计算机在学术情报系统、科学技术运算中的利用”，在上述论文中可以找到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但文中显然没有提出任何特别新颖的论点。然而，从1978 ~ 1979年间，他又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载于《文汇报》，1978年9月27日及《经济管理》1979年第1期。前一篇论文令人意外地提出了系统工程。与此同时，也继承了先前所提出的有关组织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的方向。此外，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管理技术，确定了社会系统与社会工程的概念。这两篇论文与同期发表的载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哲学研究》的论文，亦共同指明了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化的方向。

于是，在钱学森上述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则正式地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的舞台上露面了。在1979年10月中旬，召开了中国首届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日本学术界则称其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成立大会。该学术会议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即相当于日本自卫队的科研机构）。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在会议期间起了一种主导作用。与会者共有一百四十八人，且如同其他重要会议一样，有关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些情况，均由主要报道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等方面新闻的报纸《光明日报》，在1979年11月10日，以第一版头条新闻的方式加以报道。至于钱学森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则在该报同一天的第二版以整版的篇幅予以登载。

钱氏所作的报告，带有作为首届学术会议的总结报告的浓厚色彩。他的论点毫不隐讳地出现在其论文的标题中，即“大力发展系统工程，迅速地建立起系统科学体系”。这充分表明，无论是系统科学还是系统工程，钱学森都已在其科学技术体系论中给它们一一确定了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论已形成了明确的阶梯结构。钱学森其卞人将该体系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然而，本文为了便于叙述与介绍起见而将之划分为五个方面：即辩证唯物论 - 媒介哲学理论 - 基础科学 - 技术科学 - 工程技术这五方面。钱学森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及媒介哲学理论。此外，系统科学在基础科学范围内、系统工程在工程技术范围内均有各自的位置。

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体系3）

在载于《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的以“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以及人的潜在能力”为题的论文中，钱学森呼吁建立像“思维科学”这样的新兴学科。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能解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面临的各种问题所涉及到的一些概念。而且在论文的后面部分，也讨论了作为人体科学的设想而提出的有关发展人们脑与体力的潜在能力的问题。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工具开发“气功”（系中国医学的一种用于保养身体的锻炼方法，不仅有静的，而且也有动的，种类繁多）和“第七感”等人类的能力。

钱学森发表在《自然杂志》1981年第一期的论文，阐明了其重要的科学技术体系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作为其基础学科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这样的新兴三学科位置。

首先，关于系统科学。对系统工程界的钱学森来说，有关系统科学的概念及具体内容照理是明确的。在钱氏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采取引进姿态（拿来主义），介绍了有关冯 · 贝特朗菲等人的一般性的系统学理论。并且作为辩证唯物论和系统科学的媒介哲学理论，要数系统观及系统论。不过，如何学习这系统观及系统论尚不明确。

其次关于思维科学。作为有关意识的思维、制约可能的思维的研究，规定了思维科学之基础学科乃为从工程技术各部门独立出来之思维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论之一，即辩证法理论一向在思维科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论及制约人类自身大脑活动的可能性时，须运用思维科学中的灵感学。最后，作为天才创造的可能性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关于人体科学。人体科学规定了有关在意识的大脑活动研究（即思维科学）以外的人体活动的研究领域，强调人体的保护及潜在能力之开发，特别是积极进行人体特异功能的开发。也正是围绕着有关具备特异功能儿童的研究，由此而引起了后面将要提及的那样的论战。

以上所提及的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论，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以“现代科学的结构”为题的论文中再次被提出，并阐明了其六个组成部分及四个平行的部分。然而，甚至连它们的位置现仍无法确定，作为数学与数学科学被并置于基础科学之列。

在结束以上有关各项的说明之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说明中已很明确地指出了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论的实质内容，是处于尚未定型阶段的一种设想，带有概念范畴体系的浓厚色彩。如此的科学技术体系构成的形式，被认为有“基础”与“上层”的区别。一种观点认为是表现可贵的开拓精神，思想活跃，为气宇广大的大胆设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能完全是一座空想的、迷幻的、巨大的砂上楼阁。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结构，可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思想及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的影响这样的三极结构。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结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的二极结构。至于谈及现代科学技术理论这第三极何时跻身于上述二极结构中，那只能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才有如此的设想。钱学森上述理论的展开，令人注目地是作为这第三极出现的—个有力的线索。

[《技术と人间》（日）198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