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认为，玻尔提出原子定态概念，用以说明原子光谱定律和原子的电子壳层结构，乃是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即使到其晚年，依然把这个发现称作“奇迹”，并誉之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之所以说是奇迹，是因为玻尔的优异理论所立足的概念基础却是“摇晃不定、矛盾百出”的；这就是爱因斯坦对玻尔的原子学说以至后来的量子力学的概念基础的大致看法。因而人们觉得，他往往以对量子理论的批评者的面目出现于学术界的某些场合。实际上，爱因斯坦并非一唯地批评，他对于量子理论的成就，总是以满腔的热情给予由衷的褒奖；他本人也为量子概念的确立和深化，以及量子理论的建树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便是批评意见，对于量子理论本质之认识的演进及其概念基础的完善，也产生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

一、“领奏者”，引发量子神韵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中，可称得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绝不限于作为新时空理论的相对论。他不仅是时空观改革的主帅，而且是量子革命的旗手和先导；也可喻作为“领奏者”，那就是说，他勇敢地引发了这场震撼人心、促使其更透彻地转变思想观念的量子神韵乐曲的恢宏合奏。

众所周知，是普朗克第一个提出了能量子假设；可是他因囿于经典物理的传统见解，起初仅把能量子ε=hυ（其中h为作用量子，又被称作普朗克常数）的引入当成导出其黑体辐射公式的计算手段。然而，年轻的爱因斯坦的物理直觉似更胜一筹，他虽视麦克斯韦的连续电磁场理论为“相对论的雏形”，却敏锐地觉察到该理论若应用于辐射的产生和转化的现象，势必与实验结果相抵触。他在1905年发表的《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一文中作出如下鲜明的假设：“从点光源发射出来的光束，其能量在传播中不是，连续分布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之中，而是由个数有限的、局限在空间各点的能量子所组成；这些能量子能运动，但不能再分割，而只能被整个地吸收或产生出来”。在尔后的几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把这种具有能量ε=hυ、不能再分割的辐射基元称作光量子，这样便揭示了光的内禀粒子结构，披露了光具有波动、粒子二重性质。他认为普朗克本已“暗中利用了光量子假设”，才能得出其正确的辐射公式；并且这假设是对经典物质概念的最早突破，因此普朗克辐射理论是"奠基性”的。爱因斯坦对普朗克工作的高度评价，充分地反映他提议光量子假设以及描绘光的波粒二重性（惯常称作波粒二象性）这两个后来作为整个量子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时思想明确、态度坚决，毫不含糊犹豫。

光量子论与狭义相对论于同一年问世，爱因斯坦却更认定量子概念是“革命性”思想，自然是以此与相对论时空观念比较而言的；他明白一旦将量子概念“用于低速微小物体，就推翻了经典物理学”。但是，对这一颇具革命性内涵的概念，不仅普朗克起初没有意识到，继而不能理解它，而且如玻尔等第一流量子物理学家亦非很快就能接受。所以在最初的十年，爱因斯坦还只能算是此概念的一位无人响应附和的“独奏者”；在这段时间里，是以他为主笔，写下了量子理论的头几章。在这些篇章里，爱因斯坦诠发了普朗克仅于辐射的发射和吸收过程中所引入的能量子假设的真正含义，并进一步阐明在空间里传播的辐射本身的粒子性，即议定作为“一种直接的实在”的光量子概念；用此概念解释不少光的产生和转化现象（例如光电效应等），并指出唯以光的粒子性而非波动性，方可解释光的产生和转化过程是可逆的；把量子概念用于讨论物质内部粒子的振动问题，由此导出固体低温时的比热对于温度的变化关系：肯定玻尔于1913年提出的原子定态概念以及跃迁频率表式，由此出发详细研究了辐射与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过程，包括吸收、自发发射和受激发射（这就是爱因斯坦于1916年发表的《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一文中的主要内容）。简言之，从1905年对光量子概念的果敢确立到1916年对辐射量子理论的精湛总结来看，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理论的率先探讨，有开拓性和示范性的卓越功勋。

要说把爱因斯坦喻作“领奏者”的话，那是从其引起众多反响的1911年第一届索尔未会议始；此后一批功力很深的物理学家对探索量子奥秘的兴趣渐趋浓厚。爱因斯坦的首创性工作的直接影响有下述几个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时玻尔对于原子光谱和原子结构的考察。他所提出的原子（中电子）定态和电子在定态之间跃迁的概念，应当说与辐射的量子（结构）假设一脉相承，尤其是跃迁频率表式?E=|εf—εi|=hυfi（其中引进了h）和有关推论，本是与能量子定义和辐射量子理论的结论相一致的。人们后来公认，量子定态和量子跃迁这样突破性的概念对于量子力学是至关重要的。

物质波——量子力学的前提性假设，乃由德布罗意于1924年提出。他一再表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论就是其“开始研究时的主要思想”。他亦如爱因斯坦那样相信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既然光波具有内禀粒子结构，那么反过来实物粒子也应具有波动性；这真是一条大胆、却又是“易于想象的假设”。德布罗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写道：“作为自然界统一定律的结果，对于具有固定质量m0的每一份能量，都与一个频率为υ0的周期现象相联系，并有hυ0==m0c2''。这里，他把狭义相对论中的质能关系与能量子概念以及物质的波动性，用一句话便表达出来了。于是，波粒二象性成为物质的普遍性状。显见，物质波是爱因斯坦引发的又一概念上的突破。

物质波概念马上得到爱因斯坦的首肯；而薛定谔承认，，正是爱因斯坦关于气体简并的论文，“使德布罗意思想的重要性恰到好处地引起我的注意”，这“对于我比半个世界还有价值”。从物质波假设出发，他自然地意识到，针对物质粒子（例如电子），“应当能够找到一个波动方程，就像光的波动方程决定着光的传播那样，这个方程决定着物质波”。循着这条思路，借助算符表示形式，以薛定谔波动方程为核心的波动力学便于1926年建立。薛定谔以波函数ψ代表物质波；其方程就是ψ对时空坐标的偏微分方程，这沿袭经典物理中描述体系运动规律的习惯方式，故很快得到物理学界的认可。比薛定谔方程更进一步的是，狄拉克把相对性原理介入波动力学，从而导出具有相对论不变性的电子波动方程（称为狄拉克方程）；这是相对论与波动力学二者形式结合的产物，理当作为爱因斯坦和德布罗意、薛定谔的工作成果的一种延伸，况且，狄拉克方程正是从相对论的能量-动量关系式算符化而得出的。

量子力学的另一形式体系是与波动力学在数学上等价的海森伯矩阵力学；后者的出发点不同，着眼于可观察的力学量，数学描述工具是以矩阵表示的非对易算符代数。海森伯对体现力学量算符的非对易性以及波粒二象性的不确定性原理——测不准关系式的推导，可认为是受爱因斯坦的思想方法影响之故。爱因斯坦曾与海森伯讨论过矩阵力学，指出其“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海森伯正为不能直接观察到电子的实际运动状况，乃至不能解释云室中的电子径迹而心烦，经爱因斯坦一点拨，彻然悟及人们观察到的电子径迹，系由水滴连成，那就是说，其位置是不确定的，因此由电子径迹来谈论它的精确轨道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精确轨道，与量子力学的原理相悖）；实际上，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都有一定的不准确性，须由量子力学说明的是二者的不准确程度以怎样的一个数学表式予以限制，才可与实验上的测量结果相符。基于这样的思考，海森伯通过简单演算，导出了测不准关系式?q · ?p≥h。可见，对于微观粒子，普朗克常数的不可忽略，便限定了其位置和速度的不准确度?q和?p相互制约的程度；这正是微观体系的测量特征，本可作为爱因斯坦关于由新建立的理论决定（或者说是预言）观察结果之论断正确性的明证。

二、鉴赏者，流露明显褒意

对于这场量子革命的神韵乐曲合奏，爱因斯坦不仅初为领奏者，而且后为其和音并潜心鉴赏。他既然是量子概念的首创者，并一开始就领悟其饱含革命性内涵，那么按逻辑来说，就不可能也确实未曾如某些学者的评判那样：他对量子理论的发展泼了冷水，并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走向量子革命的对立面。

爱因斯坦始终牵挂着量子理论的发展，他在描绘了光的波粒二象性以后，便机智地意识到“理论物理发展的下一阶段给我们带来一种可以认为是波动论和发射论相结合的光的理论”（1909年语）；“必须建立一个涉及辐射本质的真正量子理论，事实上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1916年语）。因此，对于德布罗意和薛定谔、海森伯、泡利和狄拉克等人建立并扩展量子力学体系的举动和成果，爱因斯坦都是密切关注、衷心赞美的。例如1925年9月矩阵力学的论文一发表，他便诙谐地说：“海森伯下了一个大量子蛋”：觉得论文中的计算如“魔术一般”，“极其巧妙、极其复杂”，涌现出一股异乎寻常的激情。又如1924年，他以十分谦逊的姿态，对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加以郑重推荐：其中的物质波思想拓宽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概念的涵义；并惊呼德布罗意“已揭开了巨大帷幕的一角！”正像前文所提及的，爱因斯坦如此明确的肯定，对于薛定谔形成其波动力学的前提，无疑是至为关键的促进。

爱因斯坦对尚不著名的青年学者的创新工作，总是真诚而坦荡地给予扶持。除上述此例外，再如同一年收到玻色提出新统计方法的论文，便立即将其译成德文，推荐到德文物理期刊上发表。该论文也是爱因斯坦光童子假设的一个应用，其中通过对计数光量子体系所有可能状态的统计途径，导出了普朗克辐射公式。爱因斯坦一眼看穿玻色的推导“意味着一个重要进展”，因为光（量）子毕竟不是经典粒子，在玻色假设的属于相空间的、体积为h3的相格元中的光子是内禀不可分的，这就必然导致其服从与经典统计规律不同的量子统计规律。爱因斯坦提炼了玻色统计法中的创新成果，并依据对“光（量）子气体与分子气体的类似性”，将此统计法推广用于静止质量不为零的、理想气体的单原子分子体系（光子的静止质量为零）。由此写成的两篇论文连同玻色的论文，即为世称玻色-爱因斯坦（关于玻色子的）统计法的基础。爱因斯坦在论文推导中涉及波动公式所包含的干涉项，乃是立足于“粒子与波场相对应”，亦即表明他依据于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思想。显然，爱因斯坦不仅欣赏德布罗意和玻色等人创造性的思想和方法，而且是他们的积极响应者和拓展人。

描述物质波的波函数当然是不可观察的量，但玻恩的几率解释（1926年）——波函数ψ的振幅平方|ψ|2代表粒子在某时刻、于空间某处的几率密度（那么ψ就称作几率幅）——既体现了微观体系的波粒二象性，又给以几率波的形式，使波函数间接地被电子衍射等实验所展现。因此，量子力学被认定为统计性理论。爱因斯坦对于这种统计性特色不会不接受。因为事实上正如前述，他是最早把统计方法用于量子理论研究的倡导者之一；而玻恩对物质波作出几率解释，正是受他“曾把光波振幅平方解释为光子出现的几率密度”之启发。诚然，爱因斯坦将几率解释看作仅有“暂时的重要性”，但他毕竟承认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并且惊叹从量子力学凭借其特有的数学语言（诸如波函数和力学量算符）的描述形式，到实验观察之间这条麻烦的鸿沟，被玻恩“用一个料想不到的简单方法跨了过去！”这里顺便提一下，爱因斯坦和玻恩两人尽管在观念上有尖锐的分歧，却可算得是终生的至交，三十多年中书简往来不断，沟通了彼此对于量子理论的思想认识；这从一个侧面看出爱因斯坦所着意研究的种种课题，恐怕始终围绕着对量子真谛的探索主题。

爱因斯坦认清量子力学“已抓住许多真理”，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概括光和物质的波动-粒子特征的”“最成功的创造”。对于量子力学的海森伯形式（矩阵力学）和薛定谔形式（波动力学），爱因斯坦更倾向于后者。这或许是出于他对偏微分方程理论的信赖，更甚于对非对易算符代数；或者是因为波动力学在形式上接近于他终生对容体运动所采取的以连续时空描述的场论纲领之研究方式。然而他亦理解“为了真正证明量子关系，需要新的数学语言”。当狄拉克将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加以系统的综合性描述后，他称赞其所得之公理体系是对量子力学“逻辑上最完善的说明”，具有“数学结构上的完整性”；其中狄拉克方程“在很大程度上导出了电子性质”，是个“美妙的结果”。可见，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成就的褒奖意识是相当明显的。

玻尔作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以下简称哥派）之领袖人物，（偕同海森伯等人）与爱因斯坦持续争论了二、三十年。但是爱因斯坦对论战的首席对手给予特别高的评价：玻尔的“思辨所大胆选择的假设基础，很快成了原子物理的主要支柱”，“他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而本文标题更是—句最精彩的赞语，油然流露出说话人庆幸量子理论进展的欢欣和期盼其达到完美境界的热忱，若把爱因斯坦看作二十年代以后量子理论新成就的鉴赏者，那么他那明显褒意里还融会以深沉的疑虑；玻尔认为，这场持久论战事实上是“许多新思想的源泉”。

三、“调弦者”反思理论“基音”

爱因斯坦对于量子理论的基本概念、物理解释和哲学蕴义，提出过一系列质疑，或叫批评吧。他为什么要批评？批评些什么？这些批评又带来怎样的后果？

再说说玻尔的原子学说。爱因斯坦认为此优异理论的基础尚不稳固，缺乏逻辑的一致性。然而何以会出现奇迹？因为该理论的精华在于前面所说的原子（中电子）定态假设，实际上已包含了能级——能量量子化以至能级之间量子跃迁这样有违于经典意义的新颖概念。尽管玻尔保留了电子轨道这种纯经典力学的运动形态，但当说明原子光谱时只涉及电子在定态之间的跃迁，而与电子所谓的轨道运动无关；至于对电子壳层结构的解释，与元素周期律十分相符，解释的依据之一也正是定态假设，即电子轨道量子化。可是这个学说毕竟是半经典的，其物理图像是电子在一些分立的定态轨道上绕原子核作圆周运动；爱因斯坦所论“奇迹”一说，含蓄地表示他因该学说未完全脱离经典物理概念基础而引出的赞叹性质疑。

爱因斯坦崇尚理论的和谐一致。玻尔原子学说作为一种旧量子理论，立足于半经典基础，在逻辑上不尽一致乃是难免的。及至建成量子力学以后，爱因斯坦还始终在考查该新量子理论是否和谐一致。在与哥派公开论战开始（1927年10月）之前，爱因斯坦已多次论及，量子力学若局限于统计性的描述方式，是不如人意的。他在1926年底给玻恩的信中写道：“量子力学固然堂皇，可是有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那真实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上帝不掷骰子”，是爱因斯坦的一句戏言，这反映他的一个基本观念：客体运动服从严密的因果律，故而统计性理论不能作为终极理论；虽然他已接受了该理论的统计性特色。尽管他还揭示（或色子的）量子统计规律，但并不把它当成前提性原理；尽管他赞赏玻恩的几率波假设，但拒绝将其认作量子理论的概念基础。

玻尔接受光量子和波粒二象性概念为时不早，大约是在1925年；但一旦接受，他为对其作出妥帖的解释便提出互补原理（1927年9月）。物质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并非同时出现，即“不论注意对现象描述的连续性一面或不连续一面，我们总会丢掉一方面”；就是说二者是互斥的，得此而失彼。同样，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给出一对共轭量——借用经典力学概念描述的可观察量（譬如上文中的q和P）—测量时的准确度，亦有得此失彼、互相排斥的情况。玻尔认为要改变这种“两难局面”，可加以互补性说明：两个互斥的方面又是互相补充的，必须同样兼顾，二者共同构成对同一客体的完备描述。并且在他看来，两个方面处于同等地位，无所谓哪一个更根本些。然而爱因斯坦对于波动、粒子二重性质，似偏向于粒子性。他于1928年5月致薛定谔的信中写道：“在一切情况下我总是不说：E和υ，而宁愿说：E或υ；而且实际上：不是υ，而是E（它才是终极实在的）。”可见，爱因斯坦强调了二重性质表现上的互斥，并不赞成互补性原理；他不相信加了这条简单原理，就能提供完备的描述。他又对薛定谔说：“海森伯-玻尔的绥靖哲学是如此精心策划的，使它得以向那些信徒暂时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软枕。”

当然，玻尔不认为自己给出的是一种绥靖哲学式的解释，他列举实验上的“一切困难都可以通过互补原理来消除掉”；同时也未甘心靠在舒适的软枕上，而是认真地考虑爱因斯坦批评的意义，由此深入论证丁互补原理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哲学原理，并着重探讨了波粒二象性、玻恩几率解释和不确定性原理等等的起因，由于对微观客体来说，作用量子h是不可忽略的，测量时所涉及到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不可忽略，那么测量结果就不是客体在测量之前的运动状态，并带有不确定性的统计征状。在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客体的知识（主要指物质波的几率幅）满足严密的数学定律（由波动方程标志），它亦算得是知识随时间演变的因果律，但不是客体本身在时空中运动的因果律；况且，该“知识演变过程”总是受测量的干扰，每次测量，便导致突然的“几率收缩”，即其因果律中断。此乃因客体与测量仪器的相互作用所引起，该相互作用在原则上是不能确定的。所以玻尔把互补性思想解释为：客体运动服从严密的因果律与凭依时空描绘客体的一切现象这两项经典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具体言之，或者是，凭依时空描绘客体现象，但须附带不确定性原理：或者是，用数学定律表达因果关系，但在时空中描绘客体现象就不可能。

再则，微观客体呈现哪一种物理图景（粒子或波）、可观察量的测量准确度以及测量时的统计征状，都与人为的实验安排有关，因此玻尔以为“客体和主体之间不能截然区分”，“每个物理过程都可以说有其客观和主观的色彩。”海森伯的说法似乎相当极端：“客观实在的概念就这样地消失在一个数学的透彻澄清之中”；而玻尔所指的“实在”乃是“经验实在”，微观粒子只是其一部分。总之，量子理论的物理解释归结于哥派的核心观念——玻尔的互补原理，由此引出的对因果律、时空描述、理论完备性的理解以及对客观实在的看法，都带有精深的哲学蕴义。

上述爱因斯坦的批评促使玻尔等人对互补原理的表述不断修改充实，得以清晰丰满、自圆其说，并触及理论之本质认识的层次，从而被物理学界普遍肯定；于是，哥派的观念成了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爱因斯坦也承认这是“一条漂亮的捷径”；并终究明瞭，人们已不可能放弃“目前的统计性理论基础”。可是还有一点：他依然怀疑量子力学描述形式的完备性，以及此理论基础的逻辑一致性。他对哥派的批评，至三十年代中期以后，便转向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此乃神韵乐曲的“基音”，“调弦者”自当审察之。

爱因斯坦认定，量子力学体系以及哥派关于从几率波概念到互补原理的物理解释，“并不是对实际的空间一时间事件作模型的描述"。他推重连续时空描述模型。相对论的成功就在于提供了这样的美妙模型。所以他坚信客体本身在时空中运动的严密因果律；决定论意识是其“科学本能”。而爱因斯坦所赖以对客体运动作连续时空中因果描述的乃是物质场场量对时空坐标的偏微分方程，藉此自然满足近距作用的定域性要求。他曾尝试构建超定的偏微分方程（方程个数多于场变量），以期从场论导出量子条件，此亦源于其决定论意识。这种意识与哥派完全对立。由此出发，爱因斯坦以为，ψ函数须解释成代表四维时空中实在的波场；几率波概念只能用于许多微观体系的“系综”，而非单个粒子。那么，哥派对单个粒子局限于统计描述，就说明对其“基元过程还缺乏充分的理解”，所以不可能提供其实在运动的“完备信息”。

爱因斯坦虽然在量子辐射理论方面有非凡的建树，但对量子跃迁概念最为不满，他觉得原子中电子的“跃迁时刻”及其运动方向，“都由它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量子跃迁又无需时间，乃非为凭依连续时空所描绘的突然转变。量子力学中对微观体系运动状态变化的如此不凭依连续时空的整个性和分立性，以及似乎又恢复经典力学中的“鬼怪式超距作用”的非定域性即整体性这两点，与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爱因斯坦反对这两点，并将其当作量子理论基础有矛盾的反映，看来是颇耐人寻味的。

1927年10月和1930年10月举行的第五届和第六届索尔未会议是爱因斯坦-玻尔论战的两个重要会合，其中心议题是对测不准关系以至互补原理的看法。爱因斯坦设计一系列理想实验，企图超越测不准关系的限制，否定互补原理；玻尔等人对他的质疑作了深入的思索和周密的答辩。论战既如上文所述使哥派确立并发展了量子力学的正统观念；又使爱因斯坦看清统计性处理和互补性解释“对于现存形式体系这个框架的必要性”和“说明实验事实的有效性”。然而爱因斯坦对于完备性与定域性的关系的见解并未改变，1935年5月他与波多耳斯基（B. Podolsky）和罗森（N. Rosen）合著《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一文发表，即具体展示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论据。

这篇论文说明了引起轰动的“EPR”悖论，此乃指如下两个断言不能同时成立：（一）完备性断言一量子力学以其ψ函数对单个原子客体提供了完备描述；（二）定域性断言——空间上分开以致互无作用的原子客体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断言只能取其一。爱因斯坦肯定后者，否定前者；并设计了理想实验（包括两种实验安排）对此加以论证。不久，玻尔以同样的标题撰文回答了爱因斯坦的批评。他指出，对已分开的原子客体之状态的确定，靠的是实验测量。而爱因斯坦所设计的两种实验安排是不相容的，不能同时进行，因此若计及原子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相互作用的统计性质，便必然导致不可能把已分开的原子客体看成是彼此独立的东西；就是说，玻尔否定了（二），肯定了（一）。这一论战回合使玻尔进一步坚定其完备性的信念，并作了更充分的宣传。而爱因斯坦在此回合以及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质疑内容集中在理论“基音”上；他不放弃量子力学对“单个体系的描述不完备”这个看法，并想方设法谋求完善其概念基础的可能途径。

玻尔称EPR悖论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不安，并在关于物理学的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议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完备性论争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形成了一支探讨隐变量理论的热流；其思路是引入隐含参变量假设，，以满足爱因斯坦在决定论以及完备性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对哥派正统解释从认识论角度展开热烈的讨论，其焦点是如何看待“实在”的问题。对此本文不予详细论述了。

最后讨论一下爱因斯坦后半生执着于对统一场论探索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在晚年时说过：“我对量子问题的思考比对广义相对论的思考多上一百倍”。表面上看，他脱离物理学界扩展量子理论形式体系及其应用的研究主流，实际上却总是在思考量子概念的真谛，“有意识地思考了整整五十年”！相对论的无比圆满使爱因斯坦视场论研究纲领为圭臬；对于最关心的量子力学基础问题，亦力图用场论纲领研究之，1940年的一句话概括了他后半生工作的一个迫切愿望：“唯一可能作为量子力学根基的原理，应是一种能把场论翻译成量子统计学形式的原理”。我们知道，在爱因斯坦整个科学生涯里，追求物理学基础的统一性是其最高目标。创立光量子概念以后，他孜孜以求的就是：从本质上统一物质的连续性和分立性、波动图景和粒子图景（是统一，而非以互补的方式），可能“用场论去解释原子结构”；并相信通过对统一场论的探索会找到一个和谐一致的完美理论，以给出可统一描述物质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包容粒子运动的不含奇性的场方程解，同时提供微观客体测量时所呈现的统计征状，亦即从那个具备相对论不变性的统一场论演绎出量子统计学的形式体系。因此，爱因斯坦后半生的统一工作，说到底，正就是其冀望完善量子理论之概念基础的一种尝试。工作失利使他体会到：单靠相对性原理、凭借（经典）场论纲领解决不了理论基础中的矛盾。然而爱因斯坦的批评和“反思”，他的艰苦探索，孕育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物理学的新成就，比如他那场论研究中的统一性原理和几何化方式，对量子规范场理论的进展，有其深刻的指导意义。

且总结一句——对被誉作“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的量子理论的建树和发展。对被认作富于革命性涵义的量子概念的确立和深化，爱因斯坦的功劳有多大？若从直接到间接、从正面到反面统而观之，他的贡献不亚于哥本哈根学派这个丰功显扬的量子物理学家群体。他对量子理论的评价，肯定中的否定最后仅归结到一点：“针对人们现在认为这样处理物理学基础在本质上是终极方式的这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