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及乙肝病毒是一个极普通的医学名词，然而它对于世界医学界特别是中国医学界，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下面一组数字反映了这种沉重性：全球迄今有4亿人是乙肝患者或乙肝病毒感染者，其中一亿三千万是中国人。中国的乙肝患者呈这样的趋势：即乡村多于城市、贫困地区多于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这样说，主要位于中医广大贫困地区的庞大乙肝患者人群加剧了贫困化，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一次卫生部会议上，陈敏章部长大声疾呼，谁能解决中国的乙肝问题就是对中国扶贫工作最切实、最有效的支持。以上这些内容是上周接受《今日启明星》专栏采访的上海十佳科技启明星、上梅医科大学分子病毒学专家熊思东教授透露给笔者的，作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上海医科大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副主任，熊先生开门见山地向我介绍了中国乙肝问题的现状，乙肝的发病机制及其防治策略正是该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
熊教授告诉我，中国人感染乙肝病毒后，较易转变成慢性乙肝患者。从医学治疗角度看，得了慢性肝炎后转变成肝癌的比例比非慢性肝炎的患者的比例高出287倍。因此设法搞清楚中国人为何易感、多发慢性乙肝成了熊思东所在的上医大分子病毒学实验室的两大课题之一。根据慢性乙肝病毒的两大特点：不断出现临床症状病毒持续存在。可以推断患者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通过几年的研究攻关，该实验室在国际上首大提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报告，认为是机体对乙肝病毒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免疫耐受性，即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已经把乙肝病毒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加以容纳。在博士生导师、著名分子病毒学家闻玉梅教授指导下，熊思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建立了免疫耐受性的动物模型。通过这一模型，熊思东他们第一次在国际上揭示了中国人何以更易产生对乙肝病毒的耐受性，他们发现中国患者主要是在生命早期（胎儿期、围产期等）就已经感染上了乙肝病毒，这成为成年后诱发慢性乙肝的主要原因。
免疫耐受性是19世纪末即发现的一个医学免疫学现象，它在消除机体排异反应方面功不可没，如在骨髓移植时如缺少这种免疫耐受性就会出现机体的排斥反应并导致移植失败。而熊先生他们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在乙肝患者体内消除这种免疫耐受性，通过相应的手段来激活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唤起患者机体的免疫主动性。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熊思东他们已在消除免疫耐受状态的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成绩：一种旨在清除患者免疫耐受性的生物制剂正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此之前的动物实验中，该生物制剂能使50%的动物消除病毒，50%的动物产生了新的免疫主动性。相比较，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干扰案治疗乙肝的疗效是30%左右。谈到干扰素及其抗病毒作用时，熊先生说，许多人曾将其称为病毒克星，然而其对乙肝病的疗效也只有30%左右，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对外国人很有效的干扰靠对中国人的疗效却很一般，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探明发病机制的基础上，探讨防治乙肝的策略是熊思东他们实验室的第二大课题。谈到这方面的进展，我的这位访问对象似乎有些激动：我们临床试验的初步数据也提示有50%的治疗结果，这表明，这一技术为治疗慢性乙肝提供了特异性有效治疗手段，同时也为其他病毒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这一技术已申请国家专利，上医大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已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开发这种药物。为了使这一新药早日投入应用，造福亿万患者，中国卫生部长曾专门召集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快这一药物的作用。就单一的研究项目召开部长专门会议研究、协调，这在中国医药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方面是表明市场对特异性乙肝药物的迫切需求，同时也证明了这一成果本身的可信性、可行性。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陈敏章部长动情地说，科学技术是对生产力的大解放，中国那么多乙肝患者，一旦患了这种疾病，患者在整个患病期间实际上就丧失了劳动力。1.3亿中国乙肝患者（包括病毒携带者）如能从疾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其所产生的生产力是无可限量的，科学家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智慧研制出来的有效药物，是科学对人类所作贡献、解放生产力的生动体现。
今年33岁的熊思东已经得了很多奖，如1993年的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刚于今年5月颁发的上海医疗系统银蛇奖（从十几万医疗人员中推选出15人），而那天陈部长的讲话可能是对熊思东他们工作的最高奖励。当一个人选择了以拯救最广大民众的疾苦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时，特别是当他就此作出了实在的工作时，他所获得的成就感、幸福感是超过任何奖励本身的。
和熊思东交谈，你会发觉你的对话者思路极其清晰，言谈分外精练。作为上医大最年轻的教授、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熊思东能获得今天的学术地位也颇有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首先是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分子病毒学。目前已知由病毒引发的各类疾病占了人类疾病总数的相当一部分，且许多目前的人类顽症，如艾滋病、癌症、乙肝等均与病毒息息相关。从分子水平揭示病毒致病机理，进而探讨防治策略、方法是当今国际医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前沿学科。据初步统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中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与分子病毒学有关的。诚如杨振宁教授在论述一个青年人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时，首先强调的即是确定选择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在熊先生身上再次得到证实。他的两位导师林飞卿教授、闻玉梅教授分别是我国免疫学、分子病毒学的奠基人。个人的勤奋加上名师的指点，这也是熊先生成功的原因其二是熊思东个人的经历。熊思东的履历表明，他在专科毕业后即分到一个基层卫生防疫站工作。三年的卫生防疫工作使他有可能直接接触到广大的基层患者，开阔了思路，对诸如人群、发病趋势、疾病暴发流行等有了实际的感受、训练。其后是继续学业深造，在读完了硕士研究生后，熊思东到了某医学院，度过了三年基础教学生涯，这几年的教学使他能系统地回顾、整理自己这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为他日后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这以后是在上医大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研究，其后是从讲师提拔到教授。值得一提的是，熊思东还兼任着上医大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兼职教授，熊先生对这一兼职很看重，这也表明了他的博学多才。事实上他对社会发展、人生信仰等都有不凡的见解。
刚过而立之年的熊思东面对着一大堆的荣誉，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前面的路还很长，目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加速乙肝发展的分子机制及其对策的研究，以早日解放1.3亿中国乙肝患者。
我那天去访问熊先生时，正是上海今夏最热的一天（38.5℃），熊先生和实验室的同事仍在挥汗工作，在和这位上海十佳科技启明星道别时，我心里默念着，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切顺利，我想我是代表了全国广大的乙肝患者在向熊先生及其可敬的同事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江世亮采写于95. 7.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