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1年沃森（Watson）发表的文章。他当时就明确提出“克隆人”的可能性，他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里不妨让我们读一读27年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怎样看待“克隆人”的。

——编者

我们应该注意到人类很快可以通过无性的方式繁殖很多人。大约在10年前，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约翰 · 格登（John Gurden）已经研制出克隆蛙，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种克隆蛙技术精彩的科学应用并未造成什么畏惧，但是人们却害怕有一天会把相似的试验用于人类。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先兆似乎更像一部科幻小说或电影文学剧本，还没有人谈到有一天人类必须和克隆人一起生活的问题。

因为人的胚胎发育并不是像蛙卵那样放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即可直接发育成蝌蚪，并长大为成熟的蛙。与此相反，人胚胎发育的关键步骤都是在高度保护的妇女子宫中进行的。在那里生长着的胚胎秘密地长大，不受任何操纵，除非有意使其流产。正因为所有人的胚胎发育都是以这种形式，所以在其各个阶段都难以将一个存活的成人细胞核引入预先移去细胞核的人卵细胞中。以前所给出的若干有关克隆人的传说，那仅仅是小说家或电影制作商的领域，而现实的科学家则只思考实际上可以发生的事。

然而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R. C. 爱德华兹（R. G. Edwards）和P. S. 斯特普托（P. S. Steptoe）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他们已经找出了人卵细胞可以接受的试管培养条件，这就意味着人的胚胎发育不再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过程。它可以变成一个公开的可以进行试验操作的过程。这两位科学家已经在体外使很多胚胎发育到八细胞期，个别的还进入了胚泡期。在这个发育期，若引入人的子宫应该是不难成功的。事实上，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实现将其嵌入子宫并使其发育为正常胎儿。

问题自然地产生了，为什么一名妇女要接受这种腹腔镜操作，并接受一个来自试管的卵细胞呢？很显然，接受这些操作要担一些风险。然而，无论如何他和爱德华兹相信这种风险可以得到回报，因为他们的研究可能发展出一种使他们的病人（不能生育者）生出孩子的方法。所有他们的病人，由于具有正常的月经周期，但是不能受孕，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的输卵

管是阻塞的，因此阻止了卵子进入子宫。如果是这样，在体外使她们的卵子生长到胚泡期，可能会解决其不受精的问题，从而使之正常地生产。而且，由于胚泡的性别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染色体分析来测定，因此该妇女将可以决定自己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显然，如果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将会在很多其他地方被仿效。像这样的不孕妇女在所有不育妇女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然在总人口中是个小数。仅在美国，可能有100，000左右。她们通过这一手段可以获得生孩子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各个角落的强烈的攻击和反响。当然，目前的医学技术已经能提供雇佣无关的妇女代为生孩子，但是这将伤害很多人，而我们绝对用不着为把胚泡植入原本提供卵细胞的妇女体内找什么理由。很多妇女为了成功地生孩子愿意进行剖腹产，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其他不想怀孕的妇女，她们将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母亲的方式，甚至会引起更大关注的将是 :这有可能被不人道的集权主义政府所利用。

有些很难做的决定我们必须很快作出，而且这并非明了。例如，流产的妻子的含糊其词将比千万对夫妇因为不能生孩子感到不幸福有更大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对此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那倒有些奇怪了。因此，我们必须在采取体外人卵操作试验达到正常的医学实践，而且这在很多主要国家都成为常规技术时才可运用该技术，这可能要花费10到20年的时间。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努力进行人类克隆的时机才成熟，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但是为了这种试验的成功，必须具备把人二倍体细胞植入去核的卵细胞中的技术。首先，这个任务必须高度有序地进行，因为人卵比蛙卵要小得多，而蛙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被克隆的脊椎动物。在蛙卵的操作中，需要用微量吸管注入仪，而在这里似乎会损伤人卵。然而近来，为了融合动物细胞而开发出一种简单的技术，为进一步实现将人二倍体细胞核引人移去核的人卵细胞提供了—种新的技术。像这样的卵继续分裂形成胚泡，然后植入供试者的子宫，将可能导致健康胎儿的发育，然后即可诞生出一个克隆婴儿。

这第一批克隆人长大到成年之后将成为惊人的事件，事实上这方面的事已为很多杂志编辑所接受。其中，有人委托克隆多个Ringo Starr，而另一位则向我们渲染说要克隆若干个流动的性别大帝式的人物，Raquel Welch。不同的人对此的想象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差［惊人。例如有的人可能想要在将来有数不清的Picasso或Framr Sinatra或Walt Frazier或Doris Day。像伊朗的Shah之类的君主们，一旦他们不能生一个正常的男性作为法定的继承人，则他们将一定希望生一个和自己在遗传上完全一样的“克隆儿子”。

显然还有更稀奇古怪的想法，所以我们应该预想到很多生物学家，尤其是那些可能向这方面冲击的人，必须郑重地思考其含义，并着手一个世界范围的公民教育和对话，提出建议，即建议立法机构应该考虑一个国家科学政策框架。然而，总起来说，这事尚未发生。虽然大量的科学论文都涉及到遗传问题，当然也已经显示出克隆繁殖可能会有一天走到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所作的这些讨论还是比较含糊的，在时间计算上还很不清楚。

这种有效的默不作声是否可以达到使一般公众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呢？或者反过来说，通过指明此举可能会引起公众强烈的诅咒是否可使科学界有效阻止科学家这样做呢？甚至限制用于纯科学研究的经费是否会有效呢？或者可以告诉我们多数的科学家确实如象牙塔一样生活，他们只想到纯粹的科学，而不结合实际。像律师、教士和政治家所面对的某些事情，这样就会有效吗？

这些可能性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更多的科学家并不公开进行克隆试验的原因。当然，主要原因，我预计还是多数生物学家看起来仍然太冷淡和主意不定，……或认为不值得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并不像核武器的过量增加，杀虫剂和汽车废气污染等对现实社会立即构成威胁。虽然科学家们在所有的职业中是未来世界最敏感的群体，但我们中确实只有少数人着眼于下一个10年或20年才会变为现实的东西。

几乎对最冒险的遗传学家来说，第一次克隆成功在表面上所需要的时间似乎还很远，更不用说应用。例如，斯坦福大学受人尊敬的遗传学家乔舒亚 · 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在第一次谈到克隆作为一项实践活动的时候说，现在似乎是在做一个未来的谈话，推测我们应该施加我们的影响于公众，以避免大规模的不可逆的损伤我们的遗传物质，即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断増加的人为加给我们的致突变化合物。对他来说，庄重地谈论克隆就如同在墙外已经有老虎时谈论狼叫。

然而，即使这些事真实现了，我相信也不可能允许一拥而上地去用人卵做试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将会在爱德华兹-斯特普托方法导致第一个健康婴儿由先天不孕的妇女生出之后几年内所做的事。分离人卵在大量的医院里都可以做到，事实上，用斯特普托氏腹腔镜技术常常可以从一个供试妇女身上取出若干个卵，当然并非所有的卵都是这样得到的，甚至目前已经可以将这些卵培养到胚泡期，再将其转移到妇女体内。多数这些操作过的卵可以用于各种正当的试验目的，例如，很多被用于爱德华兹-斯特普托技术，其他人则可能致力于找到治疗某些遗传病的方法和细胞融合的方法。现在这种方法似乎是克隆的正确途径，人类自身克隆似乎在不断地向我们靠近。

当然没有理由强行命令要进行这样的克隆试验，但多数医学界的科学家都具有筹划做这类试验的能力，对克隆的步骤有清晰的认识。一些人还可能坚信这个世界绝对需要很多确实卓越的人，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战斗，而不是通过复杂的计算机，因为这些计算机常常使我们的大脑变得不适应。

而且，对人卵的安全的临床操作技术的广泛发展，使得克隆试验将不会花很多钱，我们也不需要受超强动力的限制。现在我们所有较小的国家都拥有获得成功的所有资源，而且不需要强迫即可以找到愿意供试的母亲。在人类生殖行为上已经存在着很广泛的分歧，很多妇女的生活方式将足以决定她们参与这类试验的意愿是否合法。因此，需采取非直接的方式来进行试验。克隆人很可能在20~50年之后在地球上出现，如果一些国家主动促进此项研究，甚至会更快。

我预计，多数人对无性生殖的孩子的到来的第一反应将是一种绝望。因为在这里连接双亲和他们的孩子的本质并不在于每一个人的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而是超越认识的，用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的，但是这种科学近来已经显示出它所提供的好处大于伤害。当然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背景的人，我们的敏感的作为将降低了通过正常的有性生殖过程而达到的生命循环。如果按这些步骤去做细胞融合试验将会不再得到联邦基金的支持或免税组织的支持。禁止这类研究当然会延迟将二倍体细胞核成功地引人去核人卵中的那一天的到来，甚至会加速视任何用人卵做试验的工作为非法或重申为非法的步骤。

然而，不禁止此类试验也可能会发生。首先，细胞融合技术现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弄清癌症遗传基础的途径。

今天整个世界上都是用癌细胞和正常细胞融合从而指明并寻找造成癌症的染色体。而且融合技术是很多揭示疾病生物化学基础的遗传学基本方法，如囊性纤维变性或多种硬化。现在任何试图停止克隆试验的争论或把克隆看成比疾病和癌症更可怕的做法似乎都不可能奏效，因为实际上很少有人懂得这些事情。

虽然很多人将会开始习惯于针对人卵工作的禁令，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想到人口膨胀所造成的混乱而改变他们的想法。人们对现行方案感到可怕，可能以为主要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兴趣，才需要更多的基础胚胎学，而不是害怕几十年后会有几十个克隆人站在我们面前。其潜在的强有力的斗士可能是那些不生育的夫妇，当他们看到了试管可能成为他们获得自己的孩子的唯一途径时，他们必定是这一工作的支持者。所以科学家如爱德华兹更喜欢走到前头，甚至是不合法的，他往往很快注意到“群众经费”的支持，即支持生更多小孩的研究。

在有效方法方面，其复杂性主要在于此类工作环境和目的的复杂性，如爱德华兹可能做到的。因此，在整个世界上，似乎不好说这种操作同样都是合法的（或非法的）。我们必须假定如果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操作发展出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来储存受精卵，大量的妇女将会寻找那些合法（或可能合法）的地方，正像现在她们寻找可以很容易堕胎的地方一样。

因此，所有国家都制定了体外人胚试验的应用的法规，必须弄清的问题是很难制定一个国际上的通用法规。即使一两个国家要停止这类研究，他们的做法将受到相邻国家所作规定的影响。这种两难的情况同样也作用于美国。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们在了解到哪里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因而决定要停止这种做法，并通过严厉的法律来对抗人类胚胎试验，则他们的做法将不会严重地影响使我们更接近代理母亲之类的科研和医学研究，即使还没有产生出克隆生殖的人。这是因为相关的试验并不是在美国做的，大量的是在英国做的。这部分是由于机遇，但主要还是因为英国在细胞生物学领域的领先研究，在某些领域他们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大胆、更有想象力。美国没有大学在试验胚胎学方面强过牛津大学。

然而，我们决不可假定今天这个重要决定只依赖于以前的英国政府。我们必须很快领先于若干其他国家的生物学家和临床医学家，领略进入这一科学领域的潜在的兴奋（刺激）。所以即使这些英国人现在的努力受到抑制，而相似的试验将很快在其他地方开始。很显然，这对我们来说有必要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人了解人类生殖的这些新途径，以及它们潜在的好的和坏的两种后果。这是一件重要性远远超出科学和医学界的事。代理母亲和克隆婴儿的信念是必然的，因为科学总是向前发展的。最近，一个科研同事向我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代表了放任主义和颓废的美国商人的信念 :如果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每个人的难题都会解决。正像要去赚钱的合伙人并不需要在以前先建立一个人为的条件一样，各门科学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地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毫无疑问，其试验技能将实际上可以带来克隆人的发展，这定会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如此所产生的世界上的另一个Picasso小孩长大以后，可能看到的是他在不同的领域中的天才。

因此我希望下一个10年在世界上广泛讨论这个问题，不仅以非正式的，也应该在正式的法律水平上讨论。讨论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试管婴儿是否可以成为常常或正常发生的事等等。一则世界范围克隆人的非法性证言（陈述）可能是郑重地要求世界努力推动这项工作的一个结果。需要大量的努力，甚至在最有限的国际范围内获得承认。我们还应该避开一些人……这些人相信克隆人现在只具有有限的重要性，还有就是那些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不相干的东西，例如这是否会导致战争、饥饿和民族偏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思考这些问题，则我们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就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

[The Atlantic Monthly，1971年第22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