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和它的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通过科研发展局（简称OSRD）的工作，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有组织地进行发明革新的重大转变。科研发展局成立于1940年，富兰克林 · 罗斯福总统对其寄予厚望并给了它很大权力，如该局可以自行决定研究项目而不必征得军方同意。

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布什试图将其战时管理科学研究的经验应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他想建立一套全新的国家科研管理系统。这一思想在他1945年发表的题为“科学——疆界无限的前沿”的报告中得到了具体表达。众所周知，这份报告后来成了科技政策领域的一篇经典性文献。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报告关于科研组织化的真知灼见及具体运作方面的内容，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淹没在了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当中。的确，这份报告所倡导的一系列处理科学共同体与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其中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应是平等合作的伙伴而非主仆关系的思想，已被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在很大程度上，战后美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全球优势正是得益于布什的这一思想，并且这种科研模式已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客观地讲，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无价的遗产，尽管有些做法在美国受到了某些抱有过分理想民主化思想的人的诘难。这场科研体制革命的表现之一，便是在所有经济发达国家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无论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都维持在3%左右。与此同时，国家对革新的投资粗略估计一般都超过10%。这里的“革新”含义较广，包括生产和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内容。如今，这些数字早已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扎卡里撰写的这本书，应当说是关于布什（1890—1974）的第一本有较高学术性、权威性的传记。该书作者以最新材料为依据，并对曾与布什有过密切交往的54位各界人士进行了个人采访。这本传记资料翔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仅注释就有73页，此外还提供了7页的书目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说明。

在扎卡里笔下，布什是一位内心颇为矛盾和不一致的个性复杂的人。布什的成长与社会化过程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氛围下完成的。当时，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主要靠个人奋斗、单兵作战从事发明创造。布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学业并成为一名工程师的。这一传统风格在布什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他后来把美国的技术革新从单打独斗带入了大规模有组织活动的天地，尽管他成功地促进了专家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但他一生都与科层体制或者说官僚政治体制若即若离。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有为的教授，布什是早期模拟计算机的开拓者之一。他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颇有造诣，曾发表过不少关于计算机技术及其对人类智力潜在影响方面的文章，许多计算机的先驱们都曾在书中或言谈中提到并感谢布什对他们的启迪和鼓励。不过，布什没有能看到真正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也始终未能融入计算机发展的主流。

布什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他始终对政府和政治，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官僚制度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老练的政治操作者，正是他设计并主持了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科层制科研系统。作为一个固执而喜欢独自在实验室摆弄，在车间动手的发明家，他却能悟出团队合作对研究和发明的重要作用，并热衷于消除军事技术研究领域的“无效”竞争。

布什最初对原子弹持怀疑态度，后受他所信任的人的影响转而支持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在他所管辖的科研发展局之外，力促曼哈顿工程的启动。二战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怀疑眼光下，他是促使美国将核军备竞赛转向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甚至在和平利用尚未开始之前，本着避免恶性核竞争的良好愿望而与斯大林分享这一“秘密”，他还准确地预测了当时苏联开始核武器试验的时间。与支持发展原子弹不同，布什在二战后竭力反对为了冷战需要而进行任何洲际弹道导弹和空间飞行器的研究努力。扎卡里指出，这种不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什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即他认为美国经济在40年代后期已逐渐恢复正常，因而财政预算应奉行紧缩政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战时成功地发展起来而战后开始衰退的军事技术研究的不信任。

扎卡里还为“科学——疆界无限的前沿”这份报告的起源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说明，并且对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此报告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与反复进行了有见地的解释。我们知道，布什在这份报告中分析了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和军备需要的关系，设计出了一套联邦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经典模式，即主要通过政府委托合同和赞助、主要在大学和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的模式。扎卡里在书中精辟地分析了布什“报告”之后，围绕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所展开的争论。扎卡里提出：事实上，布什、基尔戈尔（Harley Kilgore）、斯蒂尔曼（John Steelman）及杜鲁门等人之间对此问题的表面分歧与对立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甚至当时他们所争论的自认为对美国前途影响甚大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可调和。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因有关方面意见不同而被推迟五年成立这件事，扎卡里也表达了独立的见解。他认为，这一事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似乎使美国的研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笔者非常赞同扎卡里的这一观点。（1945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布什在《科学——疆界无限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设置联邦政府科学机构的建议得到杜鲁门总统的赞同。经过激烈的争论与妥协，国会于1947年通过了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议案，但又为杜鲁门总统所否决。后经国会修改，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签字批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得以成立。——译者注）

本传记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专家和专业知识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布什没有解决，该书作者也未能给出圆满的解答。在二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布什和他那些身处一流大学、一流大企业的亲密同事们在耳闻目睹纳粹战车横扫欧洲之后，他们开始担心独裁会战胜民主。战争结束后，布什对独裁与民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总结说：“民主社会远胜于任何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在结合科学、产业和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影响力”。在他看来，民主的优越性在战时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而在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也将恢复以往的状态，正如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后“极其宽松”地处理军备控制的情形。

扎卡里认为，布什在战后继续保持了他对“日常政治”那种意味深长的不信任。他渴望超越党派政治利益，在不受虚妄想法和政治观点影响的情况下，通过脚踏实地的观察与分析获得正确的专业知识。他很怀念战时在科研发展局工作时的那种感觉。当时，他不必受军事秘密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接近罗斯福总统，能够获得充足的研究资源，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使科学研究者与军事和大企业领导者成为了平等的合作伙伴。在谈到“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简称NDRC）的成立时，扎卡里提出，布什大约在1940年左右萌发这一想法，而当时除了总统外，几乎没有其他官员意识到这个机构几年后会在战争中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扎卡里写道：布什认为NDRC成立是一项重要的冲刺，通过在既有军事技术研究体制之外组织一批科学家、工程师从事新武器的开发是非常有力的一项措施。当然，此举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嫉恨。此外，布什在完成罗斯福总统委托的战后科研体制的研究时，也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直至战争快结束时才公布。

总的来说，布什在与政府交往中一直尽可能保持谨慎，他总想成为超越党派的技术专家。布什尤其推崇专家与政府分离，以保持自身及专业知识的独立性。这一点听起来可能让有些人觉得难以接受。今天的美国，其行政人员及国会成员的人数与机构都在不断增加。不过，正如扎卡里所言，知识的专业化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增长而且也使知识的引人、应用的合法化问题，成了争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专业知识有交叉的那些领域，政治对专业知识的介入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和可能。

本书对专业知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没有做更深层次的阐释，但它确实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这对正在进行的专业知识与民主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热烈争论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Nature，1997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