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多少有点独特的访问，被访者是1993年度获得启明星称号，如今在一个越来越热门的研究领域——人基因组研究有所成就的年轻人——现年35岁的复旦大学遗传所教授、上海生元基因开发有限公司董事谢毅。正是他的这第二个职衔及其涉及的一些故事使得这次访问本身有了不同以往的意蕴。

在进入正题前，容我先将有关的背景作一简述。90年代初起，由于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及其诱人的应用前景，美国率先启动了（国际合作参与的）人类因组计划，其目标是在2005年前完成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资定。如果说当年提出人基因组计划的初衷主要是想通过这一宏大工程搞清人体的生物奥秘的话，那么近些年来随着一大科学计划的逐步推进，其无可限的应用前景尽管只是初现端倪，饱足以令人怦然心动。如在医学上，现已发现了一批重要疾病的致病基因和相关基因，譬如现已证明糖尿病、高血压、许多遗传性疾病乃至肥胖症都与基因的状态有关。也就是说，多少年来威胁人类健康的这些顽症第一次有了被根治的可能。创造这一奇迹的是科学家。几乎就在这些阶段性科学成果刚刚在学术刊物上披露的同时，一批有眼光、有头脑的企业家就意识到了一个全新的医药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潜在的有着源源需求的上万亿美元的市场。科学与商业的合作就此达成。科学家要把这宏大的科学工程做成需要大量的钱，单靠政府的投入，其强度远远不够。懂得这种投入价值的那些大企业纷纷重订各自的发展战略，基因组药物被视为头号产业发展方向，迅速崛起了一批如日中天的基因组药物开发公司，每天都传来找到新基因的消息。有人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基因战，在这场“战争"中，对人体的10万条基因的探明就是最终的战利品。美国人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抢占了这场战役中相当数量的制高点。目睹此情此景，很难令人无动于衷。

这种国际基因研究格局深深刺激了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的企业家。

在老一辈传学家谈家桢、吴旻等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人群资源优势的特点，我国遗传学界在政府的支持下选定了以基因组多样性研究和疾病基因识别为主的中国人基因组研究路线。如何快速、简便地测定人基因组的序列成了很要的攻坚战。这是一场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更是国力之间的较量。以中国的国力当然不能与欧美强国相比，为此选定我们的研究切入口，在某一点上做出特色成了中国科学家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遗传学研究方面有多年积累的复旦大学遗传所理所当然地以精兵强将投入到这一研究中。谢毅正是复旦大学这批科研人员中的一个。因研究思路、技术路线较为独特，谢毅和他的博士生导师毛裕民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渐渐为人瞩目。

谢毅很清楚，在这样一个强手如林、国际间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如果没有自己独有的技术优势是难以立足发展的。这种优势的体现就是如果能具备足够的技术装置的话，由毛教授和他负责的课题组就能每天找到15条基因的全长（cDNA）。谢毅提醒我，目前国际上每天从公共数据库上发布的新找到的基因总和是9.4条，也就是说他们课题组一天的工作量能超出国际上公布的基因数的总和。

以上消息一经传出，反应自然各种各样，其中有4~5家企业表示愿合作，并且谈到了很深的地步。当然怀疑的人不少。也难怪，因为技术细节不公开，毛、谢等科研人员眼下不可能公布其技术的细节，他们说以自己的人格作证。在关键时刻学校领导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决定一如既往支持他们的科研工作。这些大概是去年底今年初的事。

去年底，上海的一家财力不菲的以经营房地产业务为主的新黄浦集团找到了复旦大学，希望能以投资方式介入炙手可热的基因组研究开发工作。吸纳企业的资金支持推进高科技发展已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于资金投入十分有限的中国人基因组研究来说，这种资金的介入尤显必要。在充分协商谈判的基础上最终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关于这一合作的报道屡屡成为当时媒体的热点。

合作了约二个月后，发生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事件。由于合作一方的坚持，要向社会公布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毛、谢等教授成了该次发布会的主角。他们的讲话应该说是掌握分寸的，他们当时这样讲：每天能找到15条基因，如果按照扩大10倍的规模来做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到10万条基因中的大部分。然而经媒体传播后意思有了走样。外界得到的信息是，毛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按已有的条件，两年内可得到全部人体基因。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众多的议论声中，怀疑、批评者居多。这一事情的原委如何？怎么评价这种合作，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都该有个说法。

这次我对谢毅的访问是在这一事件过了二个多月、外界议论已经平息了不少的时候。我要先予申明的是，作为《今日启明星》的采访人，我无权同时也不想就这一事件本身作任何评判，我只想在了解了我的采访对象的真实想法后谈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很赞同谢毅与我交谈时反复说的一句话：手上的事情更重要。谢毅告诉我，这几个月来尽管外界有种种议论，但课题组同志的工作没有停顿片刻，因为与其辩解不如用事实来说话。谢毅告诉我，迄今（从8月份开始）他们确实做到了每天拿到15条全长人基因的预定目标。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公司——Genetics Institute Inc日前专程派员来他们实验室取样，在将样品带回国测试检定后，该公司通知生元公司，对这些样品非常满意，并表示愿与谢毅他们合作。谢毅说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课题的进展，希望他们早日拿出更多的基因。因此一分钟也不能懈怠，否则对不起同行和领导的理解和鼓励。

我想不尚清谈、重在实干是不少成功人士的经验，对当今已落后世界水平的中国基因组研究尤需弘扬这种作风。

我注意到谢毅对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很有信心，在复旦科学楼里的二十几位研究生、教师正忙碌着，而在毗邻的一幢生物楼里，一条有一定规模的基因生产线正紧锣密鼓地运行着。“进展令人满意”，谢毅并不过分掩饰他的满意，“我们能有今天的工作成果，与我们现有的技术平台的优良有关”。经与谢毅核实，我理解了他这里所说的技术平台是一个综合概念，意指课题组同志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在多个环节上拥有的若干技术优势。正是由于此，他们对下一步工作目标抱有充分信心。

谢毅在回答我下一个敏感问题时也很干脆。他说对与新黄浦集团的合作很满意，并称这在目前的中国可能已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度过这样一个磨合期，”谢毅说，我们不能期望过高，这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合作方是一家典型的房地产企业，他们能介入基因组研究开发这样一个仍属高投资、高风险的领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在合作中，企业家应学会充分尊重、理解科学家的研究作风和规则及符合科学产业的运作规律，并在此框架内追求最大的利润回报。而科学家也要理解企业家的心态及企业的运作规范。总之要好好磨合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平稳合作发展阶段。谢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吃螃蟹者，在目前的中国尚没有类似背景的科技与企业会作成功的先例。“我们把前一时期的新闻发布会风波视作是磨合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相信今后的路可以走得顺利些。”谢毅如是说。

我觉得这样比较畅开地交谈使我能比较深地理解这位年轻的教授了。谢毅是80年代中期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细胞所读研究生的，尔后分到复旦遗传所工作。1988年他曾公派到加拿大一次，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周，但所见所闻使他深悟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干出一番事业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1993年刚满30岁的谢毅得到了启明星计划的资助，从事虐原虫抗原基因的研究，并由此逐步进入到人基因组研究。92~93年谢毅共单独或合作发表论文50篇。

谢毅说自己这样费力地支撑着做产业化这件事其目的之一是想走出一条路来，用有优势的研究成果与企业合作，将“蛋糕”做大，这是一个年轻中国学者的梦。“但愿我们能成功，因为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向我们这个方向看齐”，“有时真的觉得太累，这_做是否值得，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职称、研究经^都有了，我图什么呢？无非是想争口气，给更多人一点信心”。

我感谢谢毅的坦率，我也希望通过这篇访问文字能使更多关心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人们来理解、支持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人们，既给他们鼓掌也不适时机地予以提醒，因为这一事业的成功是我们大家的利益所在。

（江世亮采写于9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