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zur·Hausen），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病毒学家，因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HPV)与宫颈癌发病机理之间的联系，2008年与他人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下是豪森2011年在林道会议期间与记者的对话内容。
哈拉尔德·楚尔·豪森
问：在林道，您做过这样一个报告，提出结肠癌可能和奶牛中的一种病毒有联系，即这种病毒可以在没有加工过的生牛肉中存活。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受到这种未知的致癌病毒的威胁？这种情况的现实性有多大？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找到它的答案无异于大海捞针。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我们有望在人类器官中发现大量的新病毒，其中一些可能是引致癌症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些病毒被感染的频率是非常低的，找到它们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认为仍然有大量的病毒在等待我们去验证。
肠道是一个庞大的微生物库，其中许多病毒是依附细菌生存的噬菌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破解，从分离出病毒到最后鉴定结果，即判定某种病毒是致病病毒还是致癌病毒，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为了判定一种病毒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其作用机理进行长期测试。从197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用人乳头状瘤病毒做实验，直到1983年和1984年，我们才分别分离出人乳头状瘤病毒菌株16和18是致癌病毒。所以，在我们确定这些病毒是否致癌之前，我们花费了11～12年的时间。
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重大健康问题是由人类自身行为导致的。那么，科学或药物――与生理学、行为与社会学等一起――在帮助人类改变有害行为方面将会起什么作用？
答：所有这些学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之配合。如果我们能够完全避免诸如吸烟、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等不良行为，那么全球癌症发病率相应就会下降。但是，吸烟是如何导致肺癌的、肥胖是如何导致糖尿病或乳腺癌的，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完全弄明白了其中的深层原因，那么，这就是对科学的贡献，届时我们就有机会通过药物或者其他途径进行干预。
问：最初，医药公司对于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的生产不屑一顾――您与它们的关系是否已经得到了改善？
答：我和医药界的关系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当然，它们主要对销售自己公司的产品感兴趣，如果新产品没有市场，它们在研发时就会犹豫不决。对于某种产品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该产品面世的几率就很低，甚至会胎死腹中。
幸运的是，一些基金会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甚至资助一些对西方国家并没有重大影响的疾病的研发工作。例如在欠发达国家，轮状病毒是导致人类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这些基金会的支持，轮状病毒疫苗才会有一个合理的供给价格和庞大的销售网络。
问：这些年来，您和您导师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我不认为我曾经拥有过一个影响力特别大的导师。我的每一个导师都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而且我也很享受这种自由。因此，让我从其中挑选出一个是有些难度的。不过，在费城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与沃纳（Werner）和格特鲁德·亨利（Gertrude Henle）的合作特别愉快。
在我职业生涯早期的杜塞尔多夫大学，我从我的导师那里得不到太多的建议。有时我会带着疯狂的想法去他那儿，他会说“这很有意思，你为什么不把它付诸实施呢？”在当时，我非常讨厌这些话，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手把手地指导我的实验训练。然而，现在回顾起来，那段时间却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富有创造力的时期，虽然我为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付出了很多。此外，我还拥有研究其他不同学科领域的自由。
反过来，我尽量给我的学生更多的自由，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不准备再接收学生，因为我已经75岁了，我想这是我停止带学生的一个理由吧。
问：您还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呆在实验室里吗？
答：无论何时我都会如此，包括周末。因为科学就像“毒品”一样――我已经上瘾了。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