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年代初李四光提出和建立庐山第四纪冰川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曾几起几落，至今未竟。本文仅介绍一下关于庐山，第四纪冰川有无之争的主要学术观点。

三、四十年代，李四光是根据地貌和堆积两方面的证据断定庐山地区曾发生过第四纪冰川作用的。在《杨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中，他在地貌上提出的证据有平底谷、U形谷、悬谷、雪坡和粒雪盆地。在堆积方面，他指出：庐山上下都堆积了大量的泥砾，这些泥砾堆积物中的砾石，有的直径达一、二米，风化磨损较弱，泥砾层本身混杂而无分选，砾石含量高于粘土含量，两者均无层次，且泥砾层还往往形成“垅”状以扇形分布于庐山与鄱阳湖之间的平缓地带，有的巨大砾石竟堆积在高出湖面130多米的岗阜之上。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冰川作用特征。在《冰期之庐山》中，李四光除描述了新发现的季侯泥与羊背石外，还专门写了一章“冰碛物释疑”，对非冰川论者提出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对于泥砾的成因问题，他认为：① 不是风化残积所成，因泥砾仅在庐山北部特多，同类岩石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之变化不可能如此之大，且泥砾中的大砾石非冰川不能解释其成因；② 不是扇形停积所成，因庐山四周皆有大断层，过断层之后又无斜坡，不利于扇形停积的发生，且泥砾离山远去颗粒变大的现象也与扇形停积特征不符；③ 不是山崩作用所成，因庐山堆积物不处于构成山崩特征的大坡度上。据此，李四光再次肯定泥砾的冰川成因。对泥砾的红土化作用，李四光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泥砾沉积时是湿热气候，而只能说明沉积和湿热作用并不同时发生，正好证明了冰期与间冰期的存在。至于庐山南麓没有冰碛物的现象，李四光认为是由于山南温度略高所致。最后，关于王家坡U形谷的形成，李四光认为既不能用构造控制也不能用后期充填解释，而只能用冰川作用解释。

当时，不同意李四光冰川说的法国学者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英国学者巴尔博（G. B. Barbour）等人的观点是，① 庐山不具有确切无误的地貌特征，一些类似冰川的地形，既可能是流水侵蚀所成，也可能是山体原状，或是由两个各不相干的河流旋回侵蚀所成，而王家坡LJ形谷的走向可能和基岩的构造作用有关。② 庐山周围这样大面积堆积的泥砾，并非微不足道的刻蚀地形所能解释，且泥砾分布在有相当坡度的扇形地面上也说明有急流的作用，所说的“垅”是侵蚀形态而不是堆积形态，如有的“垅”具有基岩核心。并且，U形谷切割于“垅”之中，也是用冰川成因解释不通的。③ 红土化程度之深超出常规，且为何这些“冰碛”沉积时没有导致热带动物群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灭绝？

六十年代初，黄培华（现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教授）反对庐山冰川说的观点是，① 除冰川作用外，山洪、泥流等也可形成所谓的“冰碛物”，而泥砾是大陆冰川堆积的特征，作为山谷冰川的庐山模式怎么会有泥砾？即使有，以其搬运距离来看，也不会由冰川携带物质与基岩研磨而产生如此大量的粘土物质。所见条痕砾石溉不典型，量又少，而堆积层表层和里层的网纹化和红壤化程度的非常均一性也排除了用冰期时沉积、间冰期时风化来解释的可能性。② 在地形方面，庐山不具备粒雪盆地，大量的冰川物质如何形成？即使发生过冰川，同一庐山，为何山北冰川遗迹遍布，而山南绝迹？庐山是一个孤立的小山体，其南北两面的水热条件并无太大差异，不足以造成此种现象。③ 考虑雪线分布规律（与西部现代冰川相比）及我国东部气候的特征，均不利于庐山第四纪冰川作用的发生。④ 古生物方面，庐山地区尚未发现喜寒动植物群，只有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群，且整个第四纪变化不大，说明并未发生过冰川。

曹照垣、吴锡浩（地科院地质力学所工程师）等人著文反驳黄培华，其论点是，① 泥砾如果是山洪、泥流等产生，则应该有若干条激流集中奔泻的故道可寻，要求有一定的坡度，泥砾本身也应有一定的分选性，但实际上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并且，巨大漂砾的存在也不是流水作用所能解释的。② 庐山存在粒雪盆地，只是由于遭受冰期以后的侵蚀比较强烈，才显得不那么典型。至于庐山北面有冰川遗迹，而南面没有，“能不能理解这种现象，要靠观察者自己主观的努力”，“不能由于山南没有冰川就不承认山北冰川的存在”。③“有无冰川作用是探讨第四纪气候有无重大变化的一种主要依据”，在“冰川遗迹”得出定论以后，才能进一步追索当地的古代雪线、古气候转变、程度和原因”。如果不这样做，而去搬来几千里之外的雪线套在庐山上，“那就等于要求一个地区所提供的确凿事实本身所表达的确切意义服从于不符合那些事实的悬空泛论的要求，显然是本末倒置。”④“第四纪动植物化石的研究，无疑是帮助阐明第四纪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孢粉分析的成果来说，代表温暖以至炎热气候的孢粉固然找到了一些，但代表寒冷气候的孢粉也确实存在”。至于古脊椎动物化石，“中国不止一处发现代表寒冷气候或冰期气候的披毛犀、猛犸象等化石”因此，黄培华“有意识无意识地忽略了某些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动植物化石在我国东部若干地点早已发现的事实”，以此而论，也不能确切说明问题。

八十年代初，持非冰川论观点的施雅风（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黄培华等认为，① 李四光所说冰蚀地形以冰斗和U形谷为主，但所谓典型的“大坳冰斗”不具备典型冰斗的斗门槛及平坦或下凹的斗底，是山坡块体运动和流水侵蚀共同作用的产物；王家坡U形谷由受侵蚀的向斜构造谷来解释极其方便，其西侧支沟承受雨水面积较大；水量较丰富，侵蚀能力较强，可能是王家坡宽谷中河道偏流于西侧的原因，而与冰川作用无关。② 李四光所定王家坡谷地中庐山冰期的a、b、c几道终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另外，李四光在《冰期之庐山》一书中提出，鄱阳湖边的灰岩岩面上“具冰溜擦痕”，并据此而肯定“客之怀疑冰川现象者，至此可以涣然冰释矣”，但78年在庐山召开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地质和第四纪冰川会议期间，经过大家仔细反复的观察、鉴定，却是石灰岩岩体中的层面滑动擦痕。李四光所说的大小混杂、分选性很差的冰川堆积，在山谷中的岩性单一，同于附近山坡基岩，用重力堆积或融冻泥流堆积解释更为合适；在山麓大面积分布的，a随离山距离增大，砾石有明显的磨圆度变高、粒径交小的巩像，b砾石有一致地向上游倾斜排列，c厚度超过10余米的泥砾剖面呈红色，显示湿热气候下强烈化学风化的成因，并无可说明其沉积时寒冷、后经湿热化所成的任何证据，且有一厚达50米的剖面，据兰州大学地理系分析，其粘粒部分的硅铝率是从下至上有规则地增高的，不同冰期的更迭竟在这个巨厚沉积剖面上没有反映，实难理解，d条痕石和具擦面的基岩数量极少且极不典型，甚至在《冰期之庐山》所附照片中七块条痕石中有六块是次圆形的。因此，皆适于用泥石流解释而用冰川作用解释则证据不足。③ 第四纪时，我国东部比今稍近于赤道，且地处低纬的庐山受季风气候影响，冬季严寒少雨雪，又根据其夏季山上降雪量估计、末次冰期的雪线高程计算及根据李四光编制的冰川分布图而得的冰川积累区与消融区之比，都表明认为庐山曾发育过第四纪冰川是违背冰川学常理的推测。

持冰川论观点的景才瑞（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周慕林（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等人则认为，① 不能以山坡上一条条冲沟所表现的流水侵蚀形态的存在，来否定山坡上半漏斗状洼地一大坳冰斗的冰川成因，这正如不能因为大坳冰斗所表现的冰川侵蚀形态的存在，而去否定山坡上一条条冲沟的流水成因一样。大坳冰斗虽不十分典型，但它还是具备了施雅风认为不具备的一个冰斗所必有的斗门槛和平坦的斗底。王家坡谷地无论冰蚀地形及冰碛物堆积，均能上、下相连，自然构成一套具有因果联系的冰川体，而且其本身确实具有冰川槽谷的U形外貌，其延伸方向虽基本与向斜构造一致，但并不完全相符，它的下游一段是斜切岩层走向的。并且，现代溶水切割的V形谷位置不在此谷底部中央最低处，反而在谷地西北侧阳坡坡脚高的地方，正是第四纪冰期时阳坡冰雪融水多，下切而成，如果像施雅风所说是其西侧支谷承受雨水面积较大，水量较丰，侵蚀能力较强，那么根据不对称水系发育规律，其中的河道应偏于东南侧，而不是西北侧。② 不能简单地以其岩性非常单一，同于附近山坡基岩，就不认为山谷堆积是冰川堆积，因为整个庐山北半部都是由震旦纪砂岩组成的，不管是什么成因类型的堆积，其岩性都应是非常单一的，同于庐山北半部山坡基岩；关于数量更多的山下堆积物，鉴定其是否冰川成因不在于其砾石的磨圆现象或粘土含量多少，而是要看有无冰川综合体的存在，庐山是具备这一综合体现象的，况且，a堆积舌状分布更像李四光所说的冰川终碛，b泥砾堆积中砾石的排列方向，基本上是杂乱无章的，详细观察其排列变化，又正符合终碛的规律，c山下堆积物虽整层都呈红色，但尚有不同，表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湿热气候强烈化学风化后，才变成红色的，而仅仅原始堆积时的颜色不是红色，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堆积时的气候不是偏于湿热，而是偏于寒冷，d是庐山保存的冰川条痕石确非俯拾即是，但也不是没有，且典型的冰川条痕石还不断有所发现。③ 从时间、空间上来说，冰川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庐山的特点使它成为第四纪冰川发育的地方，从冰雪物理性质上来说，属于海洋性冰川，而中国西部的现代高山冰川则是干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大陆性冰川，二者所具有的特殊气候地貌条件不同，是不宜加以对比的。“冰川地质工作者在研究古冰川遗迹时，注意力集中在鉴别这些遗迹‘是’或‘不是’冰川造成的”，“决不将现代冰川的某些现象去‘套’东部数十万年前残留的古冰川遗迹，因为其间存在着第四纪地质构造这一起着控制性作用的因素尚未全部搞清”。

在具最新论据的争论中，持非冰川论观点的谢又予（中科院地理所副研究员）和崔之久（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质疑”庐山“冰川遗迹”，并作了庐山第四纪沉积物化学全量分析“泥砾”中砾石形状、组构的统计、分析，以及电镜扫描所采石英砂表面形态与沉积物微结构特征等，认为庐山的“冰川地貌”是受岩性、构造控制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的冰川地貌；所谓“冰川泥砾”也不是冰碛物，而是典型的水石流、泥石流和坡积的产物。他们指出：为什么庐山最高峰汉阳峰和次高峰仰天坪反而没有“冰川遗迹”？都被破坏了吗？按庐山“雪线”计算所得冰川作用的正负差之比为0.5：1，而所处纬度与庐山相同、也同样发育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的川西贡嗄山冰川正负差之比却为1.2：1，关系完全颠倒了。《冰期之庐山》在理论上雄以成立的要害所在，是对“冰川遗迹”仅存庐山北部而南部缺失的无法解答。考虑卢山的水热气候条件，绝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可行的解释是：南部缺少向斜构造，因而不利于发育“冰川地貌”，而与北部砂岩不同的花岗岩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多直接风化成砂，因此便不会有“冰川泥砾”的产生。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冰川论者与非冰川论者在庐山第四纪冰川问题的争论中，都将焦点聚焦在对地貌和沉积物成因类型的识别上，而气候条件作间接推论并不占主要地位。实际上，这是符合研究鉴定古冰川（第四纪冰川）的方法论原则的：既分主次、又要综合，即以鉴别古冰川遗迹为主，综合古气候条件、古地理环境的反推做出判断。当然，争论也涉及到能否“将今论古”及怎样“将今论古”等基本方法论问题。

面对地貌和沉积物这一共同的事实，争论一方说是冰川作用的证据，另一方却判定为非冰川作用的证据一一原因何在？很简单，缺乏统一的认识标准。由于历史原因，冰川论一方以李四光的学生为主，所采用的鉴定古冰川遗迹的手段方法和所参照的理论，基本上是李四光在三、四十年代坚定庐山冰川信念时的方法和水平，非冰川论者以从事我国西部现代冰川和古冰川考察研究的学者为主体，他们崇尚现实。加之古冰川遗迹鉴定的复杂性、个体认识的差异性等，难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争论的长期存在，从学术上来看，双方是各有千秋的。庐山仅是一个争论的集中点。事实上，关于我国东部中低山地（大致以海拔3000米划界）的第四纪冰川的有无之争目前已进入了相当激烈的阶段。冰川论者的理论是以庐山为模式和样本的，它也就理所当然一直首当其冲，充当着这场举世瞩目争论的交锋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