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探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我国第一次“政治科学学讨论会”，于1987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杂志社联合主持召开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夫同志，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工学院、山西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和中青年科学学工作者，出席了这次生面别开的学术讨论会。
“政治科学学”，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近几年极力倡导的一门新生分支学科。他指出：“科学学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叫科学体系学；第二，是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叫科学能力学；最后（第三），就是研究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以及国家活动的关系，叫做政治科学学”（参见，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科学记者研讨班开幕式上的讲话》）。这就是说，政治科学学是把科学当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政治科学现象来研究的，正像政治经济学历来把经济现象当成政治经济现象来研究一样。这次学术讨论会首先是从案例研究和介绍开始的。三位会议特约代表详细报告的国内尚鲜有了解的历史上著名政治科学事件，即美国的“奥本海默事件”、日本的“原子弹事件”，引起了全体与会代表浓厚面又持久的兴趣。”大家指出，尽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可以上溯到很远的过去，但是，相互作用最激烈、最重要的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有的代表认为，一部人类历史表明，政治与科学诸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与政治的关系。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是否就应当作国王？科学家是否应当参与政府决策？政治决策和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决策有何差异？政治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如何？科学家能为政治做什么？科学家已经为政治做了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是当代政治科学学必须研究的大课题。不少代表则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科学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讨论。他们指出，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政治科学现象，应当是我国政治科学学研究的基础内容之一。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为什么落后，其中有二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近代封建王朝对西方科学传入所采取的政治态度。
部分代表还就什么是政治科学学，是政治科学学还是科学政治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代表们一致认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绘出了宏伟蓝图，同时，亦为政治科学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机会。我们要从历史案例研究入手，加强实证研究，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首届政治科学学讨论会的举行，就是落实十三大精神。下面将此次会议部分论文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论科学的国际性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
（一）国际性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科学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写和反映。科学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她所研究对象总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宇宙；总是这个宇宙依赖表现的各种运动规律。因此，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她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其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非阶级性和超民族性成了科学国际性的重要内容。正是这种国际性品格，使得科学家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自己的同行，都能用同一种符号系统，互相交流思想；而不管语言通和不通。正是这种国际品格，使得科学家操着不同工具；通过不同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共同的课题，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比如1828年，德国天文学家贝塞尔提出的“编制星图”的国际计划；1907年各国科学家进行的地球物理和平静太阳年国际联合行动，等等。
在大科学时代，原来各个国家的科学能力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造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际科学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不光使“富于好奇心的绅士们”的科研能力望洋兴叹，同时也使个别民族社会的科学能力相形见绌。利用这种世界性的科学能力，去推动国际性的“大科学”事业，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赋予我们的全新任务。
（二）封闭的科学是“病态的科学”
科学的国际性原则是有其认识论的原因的。这就是科学本身乃是“开放的系统”。开放系统则要求系统与环境必须有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正常的国际交往乃是保证科学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不然，科学发展将可能出现“病态”（朗道语）。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病态”科学，往往是同过分强调科学的民族性有关。像苏联的李森科“春化理论”，就是在“为自然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
科学的“病态”发展，最严重的例子，是法西斯搞的所谓“种族科学”。当时，在意大利，科学几乎与外世完全隔绝。墨索里尼政权要求，意大利科学著作必须用意大利文发表，并且自然科学必须仅仅为本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结果，险些闹出“93号铀后元素”的丑闻。随之，意大利科学也变成了“落后于世界半个世纪的民族科学”。德国科学的命运更糟。法西斯死死地控制科学界，“把科学看成是培养民族光荣的手段”（希特勒语）要人们建立所谓“德意志物理学”、“日耳曼优生学”，潮湿的“种族化”科学蛀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竟把一个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曾经是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科学大厦完全蛀塌了。
（三）关于科学的民族问题
那么，科学有没有民族特点呢？当然有。这就是科学的二重性所造成的社会意识特征。科学，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不可避免要受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受到阶级意识、宗教意识，以及一切社会意识的影响。因此，对科学成就的说明和解释上，不可避免地会渗进各种各样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宗教意识，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特征。像东方的民族善于用模糊的、非线性的系统的观念来说明自然现象，西方的民族，则喜欢用清晰的、线性的拉普拉斯决定论的方式，来说明科学原理（普里高津语）。西欧岛国的科学家喜欢从本体论上，用物理模型来解释高能物理现象，西欧大陆科学家则更倾向于从认识论上，用属于“关系学”范畴的“靴带理论”来说明基本粒子现象。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科学家注重科学的实用价值的话，那么，日本则可能把科学的商业价值当成自己的科学观。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上，便显示出不同的文明色谱。
科学的民族特点是与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样一来，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便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但是，应当看到，科学的民族特点并不是科学的本质特征，正像国际性不是文艺的本质特征一样。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对象全世界是统一的，而文艺则正好相反。科学的民族特点，是相对于科学的国际性而存在的。没有科学的国际性，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民族特点。没有统一的国际性标准，各国科学就失去比较的可能，没有正常的国际交流，个别民族的科学很可能要“带上几份妖气”（鲁迅语）。
种种数据表明，我国科学的国际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在改革、开放深化的形势下，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问题，确应成为当前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技术与礼义
一一关于清末自强运动中设立天文算学馆争论的分析
贠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发起了一场以上层领导人为主体的自强运动，欲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办法，抵抗西方诸国的政治与经济入侵。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等人奏请设立了教授外语的同文馆后，随着自强运动的发展，各地兴办工厂时，又大量需要科技人才。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等人又奏请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以下简称天算馆），并很快得到批准。这一决定一传出，就在朝廷上下引起很大反响。首先是翰林院的精神领袖大学士倭仁反对。反对派认为，设立天文馆是“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数术之学”，“此举为不急之务”，不应该舍中法而从西人”，因为师法西人是“奇耻大辱”，“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等等。奕?等一一予以驳斥。
同治六年（1867年），上谕任命了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不料，到正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天算馆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其理由如下：
1. 若要自强，从朝廷方面来讲，首先应是“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从臣民方面来说，仅“气节而已”。所以，若朝廷能维持臣民的气节，则“遇有灾患，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2. 但是，若使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以高官厚禄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没有气节怎能期望他们有成就呢？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面反对，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所以必须深谋远虑。倭仁这篇上奏奠定了顽固派反对洋务派的理论基础，其中许多观点在以后的冲突中又多次出现。我们把倭仁的观点归纳如下：
首先，倭仁否认技术在自强运动中的首要作用。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谋权，自强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其次，学习西方技术会损害礼义，败坏人心。因为学习西方技术必须拜“夷人”为师，而“夷人”是我国的仇敌。向其学习只能张其气焰，灭我威风。
第三，倭仁认为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完全可以依靠中国人自己研究与教习天文、算学。
最后，倭仁还敏锐地看到，夷人是我们的仇人，且诡计多端，不会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教授给我们。
三月十二日，奕?等人上奏，说明洋务始末及理由。他们说，只有发奋自强，才能救国于大患。士大夫空谈礼义，遇有事变“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
若要自强，必须学习外国文字及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而要学习制造方法，必须学习算学与天文。为防止学习之人为洋人引诱而误入歧途，故决定必须招收正途人员。
奕?等人还认为，之所以向洋人学习是因为中国并无这方面的人才。而且这也仅是权宜之计，不过是卧薪尝胆，以求自强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技术与礼义的相对重要性上，倭仁仍然坚持礼义是本。而奕?等人则上奏，认为倭仁的观点都是空谈。最后，虽然设馆招生，但由于倭仁的这些观点在朝廷上下均有广泛的基础，因而正途人员“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
设立天算馆争论的主要分歧是双方对礼义与技术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倭仁等人对于礼义的看重并非迂腐顽固。实际上，礼义实乃维护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
以“礼”治国是儒家政治理论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统治民众时，若仅仅“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但若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治国理论的关键在于使民众自觉地服从君王的统治。儒家学说还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因为通过教育可以使统治集团内部遵守君臣之礼，使民众甘心情愿地服从封建统治，以“犯上作乱”为耻。科举制度则是这种思想的体制化，另外，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华夷之辩。
从本案例中我们看到，西方技术传入中国进而实现体制化时，遇到了三种阻力。一是传统观念对礼义的崇尚及对技术的贬低；一是由于盲目自大产生的排外心理及受到西方入侵而产生的仇外心理；第三种阻力来自权力结构，掌握或赞同西方技术的人员由于逐渐权重而对最高领导人产生威胁，因此受到许多人为的钳制。
明末“南京教案”及其对西学传播的影响
樊洪业
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
追本溯源，传播西方科学的先行者是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传学”，从一开始就与传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西学传播的速缓兴衰也与传教事业的命运息息相关。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上了一道（参远夷疏），他指控西洋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1566—1640，意大利人）等有以“大西”对抗“大明”，以“天主”凌驾“天子”，以治历法“暗伤王化”。在沈榷上疏的同时，士大夫中有与其连声同气者，南北呼应。上下串通，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终于导致神宗皇帝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617年2月3日）下旨：将南京的王丰肃等“督令西归，以静地方”，北京的庞迪峨等“亦令归还本国。”
后来，两京四名传教士被押解到广州，拟候船直接遣送回国（实际都设法避于澳门），其他在华传教士有的潜藏到奉教的士大夫家中，有的也先后被迫出境。已死去四年的林斐理被开验遗尸。教堂财产被查封充公或转卖。这就是“南京教案”。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的高度一体化使得政治与文化难解难分，沈榷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封建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南京教案中被押上被告席的传教士并不是一种政治势力，无论是当时有人说他们“一如白莲、无为诸教”，还是后人说他们是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的代表，都无证可信。晚明传教王在华从事的是宗教、文化活动。他们带着一种异质文化撞进到华夏文化密中来，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别和发展水平的差距，两种文化的摩擦和碰撞又往往触发某种社会冲突，南京教案正是早期中西文化冲突的一次政治的解决。
晚明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历史上的萎缩期，就其自身力量而言，当时无法与处于优势的西方文化相抗衡。沈榷等回击西方文化不能靠传统自身的力量，也就只好凭借政治权势。在君臣、华夷的等级阶梯上，传教士处于“陪臣”“远夷”的劣等地位，这就注定了他们是被告，也注定了他们是败诉者。在沈榷等人的奏疏中充满了低能的文化批判和高压的政治审判。
在沈榷奏疏见于邸报之后，当时任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写了一份《辨学章疏》。从道理上讲，徐光启是有力的，可惜南京教案由始至终不是讲道理的论争。徐光启无可奈何，西士们被轰走了。1616—1622年间没有出现任何一本传播西学的译述。
在当时的科学传播中，外国传教士据其所学选择传播的内容，又凭借自己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做初步译解。然后由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进行整理取舍、文字润色和刊印发行。对于在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上有重大差异的不同民族来说，作这种早期的文化“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学者在其中是第一个受传者，又是合作的传播者，他们的功绩不可低估，然而，毕竟是传教士在这里起主导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入华的传教士，就没有西方科学的传播。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南京教案断送了晚明西学传播的最有利时机。
正当中国大地涌起的排外狂潮摧毁西学传播的通道时，金尼阁（Nicolas Triganlt，1577—1628，比利时）正在欧洲物色一批具有相当高科学水平的传教士，募集相当数量的最新图书，准备以此来继续扩展由利玛窦开拓的事业。他曾经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回忆录手稿译成拉丁文，并作了修饰和补充，于1615年刊印，引起欧洲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的又一次轰动，在耶稣会内煽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情。他慢游了意、法、德、比、西、葡等国，每到一地都募集新书和仪器，目的是回到中国建一个图书馆。经他积极努力，并取得教皇的支持，收集了精装西书七千部。七千部中无重复，无浅近平庸之作。所携书籍与仪器，“种类之多，品质之精，可谓已无一所缺。”他们携七千部书于1619年7月15日到达澳门。在南京教案制造的气氛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虽然这些传教士能够乔装北上，七千部书却不可能顺利北运。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就有拉丁文版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惜哉，西书七千部！来不逢时，恰在西学传播的梗阻期。
奥本海默案件：美国的科学与政治
王德禄
要研究美国的科学与政治，奥本海默案件或许是最典型的案例了。原子弹的发明使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与此同时，原子弹的使用拉开了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原子弹导致东西方之间降下“铁幕”，并使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泛滥成灾。奥本海默案件正是在麦卡锡时代产生的，并且成为疯狂的麦卡锡时代的最高点。原子弹之父一一奥本海默受到审判和清洗的经历不但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命运的缩影，也表现为美国科学与政治的严重冲突，它更是美国民主政治运行的一次失败的记录。
奥本海默案件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案例，从它结束至今一直不断地有关于奥本海默案件的“新的书、戏剧和文章出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一案件提出了政治哲学中有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科学与政治的新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科学在美国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科学成了立国之本，政府就不可避免地对科学更加关注，政府首脑就会更多地倾听科学家的意见，这也使少数科学家能够在政府中占有高位，并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同样，科学家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往往最富有怀疑精神，科学工作要求科学家具有尊重客观真理、尊重事实的气质，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科学家往往容易与政府的现行政策持相反意见。奥本海默案件就是对这种两难困境的一种蹩脚的解决。在奥本海默案件之后，世界上其它国家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只是各国的国情不同、政治气候不同、采取的方法不同罢了。
尽管二战以后，科学家们对奥本海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奥本海默十分清楚他代表着科学家的利益，他在政府中扮演的是科学发言人的角色。奥本海默领导下的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不发展氢弹的建议被杜鲁门政府所采纳这一事实。与当年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无人理睬相比，足以说明科学家的意见已经受到一定的重视，科学家在政府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恐共病的泛滥，奥本海默受到越来越多的盘问，这也促使他再次走向不同的政见的道路。除了反对氢弹外，奥本海默的不同的政见表现在对科学的国际化、对开放的世界的追求。政府对他的控诉主要因为他的不同政见。当然，政府清除奥本海默的另一层含意是“警告科学家们不要富有影响，也不要想施加影响和权势集团抗衡。”科学家们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发起了强大的抗议浪潮。为此，原子科学家的喉舌——《原子科学家通报》1954年5月出了“奥本海默案件”专号，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义正辞严的声明支援奥本海默，各原子弹基地的科学家也纷纷发表声明。
奥本海默的传记作者彼德 · 古德柴尔德在研究了奥本海默案件后指出：“奥本海默案件并不是一个法律上误判的孤立事件。”这个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奥本海默案件是对美国政治和民主传统的一次严重损害。它反映了麦卡锡主义已经使“共产主义一旦占有原子优势就会把美国消灭”这一种话取代了法律。人们变得俯首帖耳、人人自危，个人自由受到损害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意义上说麦卡锡盛行的时代是个无法律时期（即法律已经动摇，人们无所适从），无法律也就无所谓“滥用”。美国人民从麦卡锡时代和奥本海默案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人们担心落入“极权统治”这一虚幻的威胁中而宁愿忍受自己的个人权利遭受侵犯，美国人民对侵犯人权的容忍使得麦卡锡主义更加猖狂而成为真正的法西斯。美国人民对个人权利的牺牲真正落入极权统治。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奥本海默受到清洗后美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给他恢复名誉。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这应该视为对公民名誉权利的侵犯。1988年，罗马教廷宣布350年以前宗教裁判所因伽利略坚持日心说而对他的审判是错误的。罗马教廷的此举是值得美国政府学习的。
美国氢弹研制过程中政治与科学的冲突
张碧晖 王平 王传友
众所周知，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曼哈顿计划的发起到实施的全过程。科学家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科学家和美国政府是携手前进的。氢弹与原子弹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核武器，只不过杀伤力不同而已，而氢弹的研制过程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政治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根源何在呢？
1. 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和对抗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世界被分化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要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于复杂而矛盾的相互关系中。它们各自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一方以战胜另一方为目的并以对方的强大为最大的威胁，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全人类团结一致地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暂时处于隐匿状态，而一旦共同的敌人被消灭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敌视就立刻尖锐地暑露出来。在美国就要不要实施氢弹计划进行争论的时候，美国全国在“麦卡锡主义”的煽动下正处于一种“反共狂潮”之中，许多美国人感到苏联是一种严重威胁，美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措施来制止苏联的“扩张”，两个在世界大战中“勉强”进行军事合作的对立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政治和军事的相互竞争这场竞赛的胜负取决于各自实际力量的对比，而科学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不可能超然于两种对立制度的政治斗争之外，而必然地被纳入这场政治和军事竞争的轨道。于是，“科学本身成了两个世界制度竞争的战场。”
2. 原子“灾难”的困扰和科学家在政治上的觉醒
为了说明美国氢弹研制过程中政治与科学的这场冲突，我们有必要对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过程进行一番考察。当时，科学家们研制原子弹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使全人类免遭法西斯的原子屠杀。因为“原子裂变”是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德国也控制着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铀原料，而且法西斯的惨无人性更令科学家们担忧。于是，在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那封倡导研制原子武器的著名信件和奥本海默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美国政府后，科学家们怀着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感积极投入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他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希望赶在希特勒的前面造出原子弹。当1944年科学家们得知“德国根本没有什么原子弹”时，科学家们曾打算放弃这项动机已经失去了动力的工作。而当1945年8月科学家们目睹了美国政府仅仅为了给俄国人一点厉害看看和使日本在投降以前“丢尽脸”而不惜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使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市民生灵涂炭的人间惨剧时，科学家们更是对原子武器产生了憎恨和恐惧。科学家们原来一直认为他们将对由他们研制出来的武器具有支配权，他们希望原子弹应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或用来消灭敌人的军事目标，广岛和长崎的原子爆炸使科学家们猛醒到：他们只不过是手中握有强大武器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能力将被他们释放出来的恶毒的妖怪在没有肇祸之前再装入瓶中的能力。“他们无权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成果。”
原子“灾难”给科学家的心灵投下了悲痛的阴影，他们一直为研制出了那一可怕的武器遭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对科学的社会责任感此时日益增强。很自然地，他们要站起来对更具毁灭性的杀人武器——氢弹进行抵制。但是，最后的大权握在政府手中，一旦科学家们的意见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悖时，政府就会不顾及他们的意见，而根据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进行决策。所谓“共同参与”一点也不能改变政治对科学的支配关系，因为，科学参与政治的范围和程度是由政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决定的。贝尔纳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科学家自己实际上是不大可能为和平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的。他们固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他们是不大可能利用这种地位的。他们过于分散而且受到周围社会力量的过大影响。”
（丁鸿富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