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动力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爆炸声响彻夜空，犹如一支无形的军队释放着强大的力量。在以后短短数天里，数以吨计的放射性尘埃，不仅弥漫在爆炸发生地区（乌克兰北部），而且跨越欧洲大片草麦地，像空降兵一样静静地降落在田地、后院和街头，放射性同位素渗入各类食品，渗入河流、湖泊。

在报告核事故这最坏的消息10年之后，研究人员渐渐发现这种潜伏的、行动缓慢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大肆攫取人类的生命。贝拉勒、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儿童甲状腺癌患病率是这次核事故发生前的30倍。1996年还公布了令人同样揪心的消息，切尔诺贝利附近的野生动植物和人类都遭受到遗传性基因损伤。基因失常可能导致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一个谜。其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即使是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于日本，放射物导致幸存者下代基因失常。其影响结果同样不为人知。

首次核灾害袭击切尔诺贝利造成损失不小：爆炸时一名工程师当场死亡，此后数周内，28人因吸入大量放射物而丧生。第二次袭击来自碘131（—种放射性同位素）入侵甲状腺。尽管它的半衰期只有8天，但是仍然对儿童脆弱的甲状腺造成危害，数百名儿童死于放射性肿瘤。此后数年，寿命较长的放射性同位素如铯137，半衰期达30年，并可溶于水和土壤，成为健康之首要危害。“人们正在忍受着并吸收着放射物”。英国莱斯特大学遗传学家艾里克 · 杰弗里爵士如是说。

“DNA指纹”方面的权威杰弗里和杰弗里实验室的俄罗斯遗传学家耶利 · 德布鲁瓦（Yuri Dubrova）开始研究自从1992年进行特别实验以来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他们用7射线照射雄鼠。然后观察它们下代的DNA，尤其是“非机能”DNA片断，这种DNA几乎不能合成任何有用的蛋白质。非机能DNA的自然突变率比机能DNA高得多，因而它的诱导突变也较容易被察觉。杰弗里和德布鲁瓦发现被放射线照射过的雄鼠下代突变率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放射线影响了雄鼠的精液，致使突变将代代相传下去。

放射线对人类非机能DNA的影响如何？德布鲁瓦和杰弗里采集了79户血样，被采样者居住在贝尔埃勒斯的摩加利夫地区，南距切尔诺贝利大约200英里的污染区域。这些家庭的孩子均出生于1994年2月至9月期间，距离核事故大约8年之后。为了获知较年轻一代的突变情况。研究人员比较了子代与亲代之间几个非机能DNA片断，从中估测出非机能DNA的总突变率。他们发现贝尔埃勒斯儿童突变率是英国一般儿童的2倍。

非机能DNA突变本该加以强调，但是，它对于贝尔埃勒斯儿童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而易见。即便如此，杰弗里和德布鲁瓦的发现仍然重要并且令人吃惊——日本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显然遭受较多放射性辐射，却并不呈现任何遗传性突变的迹象。一些专家因此怀疑贝尔埃勒斯的高突变率与放射物之间的相关性，而杰弗里本人则认为，这种相关性尚未得到证实。从总体上说，贝尔埃勒斯受污染程度较重，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突变事例。但是，在铯137污染较严重的地方，包括切尔诺贝利地区家族突变率较高，这一点有其重要意义，杰弗里指出，日本那些幸存者吸收大量放射物只在短暂的瞬间，而贝尔埃勒斯那些家庭却用了漫长的10年。显然，后一种方式很可能会导致较多突变。因此，杰弗里得出结论：不能忽视作用时间的长短！

尤其是去年开始，德克萨斯工业大学罗伯特 · 贝克和格鲁吉亚大学罗纳德 · 贾瑟（Ronald Chesser）通过同期比较报告另一类居住于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动物——啮齿类动物，发现切尔诺贝利四周草地的田鼠与生存于距4号核反应堆东南向20英里之遥的田鼠相比，前者DNA突变率至少高于后者百倍。突变DNA来自于供给细胞能量的腺粒体。如此高突变率不可能发生于核基因里，因为核基因高突变会使田鼠趋于绝种。而事实上，切尔诺贝利田鼠并没有灭亡。尽管个别田鼠使盖氏计算值超标，但是，田鼠群落却日益兴盛。

同样，还没有人知道切尔诺贝利长期放射性污染对于将来人口的影响；尤其是，非机能DNA高突变率是否亦意味着机能DNA高突变率；何处发生突变造成损害较大，这些都是未知问题。核基因的自然突变率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测量辐射诱导变化。对于切尔诺贝利无辜者来说，答案将来可能从一些传染病学家的研究中获得，他们监测某些不愿或者不能离开放射性污染区的人，同时他们也跟踪研究800，000名清除污染、整顿环境的前苏联工人中的一部分。这些传染病学家正在寻找更多的甲状腺癌病例，同时也寻找诸如血癌之类的其它癌症病例。当前，他们任务艰巨，因为他们知道，切尔诺贝利将付出的最终代价，在当代甚至下一代都无法估量。

[Discover，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