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何大一博士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防“艾”之战上，今年10月中旬，何博士在上海参加“东方科技论坛”期间接受了本刊的采访提纲，不久他就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回答了本刊的提问——

何大一博士现任纽约艾伦 · 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兼总裁，同时担任洛克菲勒大学教授。何大一1974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随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何博士2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并阐明了受感染病人体内艾滋病病毒复制的动态过程，这项发现为他和他的团队发明了包括蛋白酶抑制剂的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自1996年以来这种疗法显著减少了发达国家艾滋病的死亡率。何博士目前正继续研究根除艾滋病病毒的疗法，同时将重点转向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记者：目前全球艾滋病的发病情况如何？有哪些新的特点？

何大一：这方面的科学进展表现在发达国家的AIDS正成为一种可监控的疾病，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进步并未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应的，HIV的传染范围已蔓延至全世界。非洲是遭受HIV/AIDS蹂躏最烈的地区。亚洲的情况也越来越为世人关注。据一些国际组织估计，到2010年，印度和中国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数有可能攀升至4000万人左右。这种上升势头必须被遏制住。我们必须运用系统的力量来预防和治疗发展中国家的HIV感染者，目前95%的感染者和患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记者：中国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数的增加越来越引人注目。最近官方公布的数字，国内艾滋病感染者已逾百万，其中20岁至39岁年龄组占53%。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内地感染者人数的不断攀升？

何大一：中国的大多数病例是经由中部一些省份不洁的血液采集而被感染的，在这种非法的血液采集活动被制止后，中国目前仍存在的感染者的原因是注射海洛因毒品，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西南和新疆尤为突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由于性行为的改变和商业性性交易的增多，异性性伴侣中HIV的传播等正成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性病患者人数的增多——如淋病和梅毒——得到佐证。

记者：不少老百姓对SARS的恐慌远甚于对AIDS，一般人认为只要洁身自好就不会与艾滋病沾边，所以艾滋病离自己很远，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何大一：确实，如果一个人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可以预防HIV/AIDS的发生。但对于一个国家，如中国而言，如果简单地认为SARS比AIDS更重要那就错了。只要看一看有关的数字就可明了，目前HIV在全球的感染人数已接近7000万（包括中国的100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AIDS将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对生命最具有威胁的疾病；而SARS在全世界只累及了近8000人，其死亡率低于10%。尽管SARS传播之快令人吃惊，但其规模与HIV/AIDS相比则相形见绌。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小视SARS，而只是想说明，AIDS的问题在中国、在世界已是何等紧迫。

记者：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如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是否有了更多治愈的希望？大家都很关注你领导的实验室在“鸡尾酒疗法”后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和进展？

何大一：AIDS方面的研究工作正在对许多不同领域的生物医学研究提供帮助，包括SARS和传染性肝炎。此外，HIV/AIDS研究得出的知识正在大量应用到病毒、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等的基础研究中。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大部分已经转向疫苗开发，而这正是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记者：在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作为世界知名的抗艾滋病研究的科学家，就如何更有效地防范艾滋病，您对中国的公众有哪些建议和忠告？

何大一：要更多地了解HIV/AIDS，这是一场可能殃及整个地球人类和公共卫生健康的危机，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必须为遏制这一灾难性疾病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是强大的，强大到能预防感染，能回应歧视和非理性的恐惧，能令我们做出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