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莫斯科引爆了首枚氢弹之时，冷战的开始就确定无疑了。这是一种可以彻底摧毁大城市的理想武器，威力是原子弹的1000倍左右。氢弹的出现，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并对其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华盛顿因此不得不格外谨慎地应对莫斯科，从而开始了一个彼此担心互相毁灭的冷战时期。

 

　　现在，一本由托马斯·里德(Thomas C.Reed)和丹尼·斯蒂尔曼(Danny B.Stillman)合著的《核快车：一枚政治上的核弹及其扩散》新书披露了莫斯科制造的氢弹不是来自本国的科学家，而是来自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间谍的秘密。尽管历史学家认为书中例举的事证略显粗略，但仍觉得有一探究竟的必要，这为半世纪前谁是苏联氢弹的真正发明者增添了一个谜团。

 

　　历史学家罗伯特·诺里斯(Robert S.Norris)谈起此书时便说：“这件事很有吸引力。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间谍的事，现在，我们感到间谍可能就在氢弹故事的中心。”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条令人吃惊的线索是，关于俄国核专家之间谁有资格为这一发明获得荣誉以及认为间谍功不可没引发的争论。在对这一争论详加叙述后，书中对后来成为著名人权主义者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D.Sakharov)独立设计出苏联氢弹这一公认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该书没有提及这位间谍疑犯的名字，只是说此人出生在美国并在国外长大，在大萧条时期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二战期间服务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此后，此人便“深深埋头”于发展美国的氢弹事业中。该书的作者之一、物理学家斯蒂尔曼从1965年至2000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期间担任了该实验室十多年的情报主管工作。斯蒂尔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他的怀疑。然而该书认为，联邦调查局把事情“搞得面目全非”而无从下手，现在这名间谍已经亡故。被指责把这起间谍案搞得一团糟的联邦调查局对此三缄其口，不予评论。

 

　　历史学家和核科学家认为，该书的说法虽然不甚明确而且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极具煽动性。他们同时还认为，对于苏联在核弹方面的突破，这不像是最后一次提出怀疑。

 

　　斯坦福大学的军史学家、《斯大林和原子弹》一书的作者大卫·霍洛维(David Holloway)说：“这是一个令人着魔的谜团。神秘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为浓厚的词，然而苏联科学家究竟是如何想出这个主意的也仍然是个谜。”

 

　　参与世界上首枚氢弹研制并最终成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M.Agnew)认为，窃取秘密的苏联间谍可能多得不计其数，“我们总是惊讶他们的行动怎么会如此之快。”

 

　　《核快车：一枚政治上的核弹及其扩散》今年1月由Zenith Press出版发行。除了对苏联窃密美国氢弹技术质疑外，该书更多论述的是苏联间谍如何将核技术扩散到全世界的。尤其是近年来，在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已暴露的苏联间谍已增加到六、七人之多，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氢弹的计划上有重大间谍活动的存在。

 

　　氢弹相比原子弹，其破坏性更大。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试图设计出第一枚氢弹的美国科学家曾把他们这一梦想中的武器称为“超级武器”。

 

　　有“氢弹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劳·乌拉姆(Stanislaw M.Ulam)，他们在1951年的被称为“幅射内爆”(radiation implosion)的突破性试验中，将核燃料放置在一个金属容器的一端、而将氢燃料放置在另一端(让预定裂解或熔合的核燃料堆达到引爆浓度)，引爆后的核燃料将注入容器内部以压缩并点燃氢燃料，从而通过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核能量。

 

　　1952年下半年，他们的这一想法首次被付诸试验，结果西太平洋上一个叫做伊鲁吉拉伯的小岛便彻底消失了，其爆炸威力比夷平广岛的原子弹大700倍。直到1955年之前，莫斯科还拿不出任何能够与之匹敌的东西；然而不久却造出了多枚氢弹，华盛顿的氢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与此同时，苏联还成功试爆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弹，其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3000多倍。

 

　　数十年来很多学者认为，英国核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是苏联成功试爆氢弹的情报传递者，这位1946年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1950年被捕的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提供了氢弹的构想；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时机过早、过于粗略而且错误百出，帮不了苏联人多少忙。

 

　　《核快车：一枚政治上的核弹及其扩散》作者之一的里德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对于发生在冷战中的这一事件，他的兴趣来自于前苏联核科学家告诉他的一些幕后故事(里德曾是加利福尼亚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氢弹设计者，担任过空军部长)，1997年3月他在利弗莫尔会见过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并说这样的会见使其大开眼界。当时，俄罗斯科学家向里德讲述了萨哈罗夫博士从未因氢弹的贡献而获得过足够的荣誉。其间，一位曾参与苏联氢弹研制的小组成员列夫·费洛克茨托夫(Lev P.Feoktistov)毫不讳言，间谍活动功不可没，但这些活动与富克斯无关。

 

　　费洛克茨托夫在1999年所著的《核武器不是永恒的》一书中重申了这一看法。他在书中写道：“我无法回避这一感觉，尽管很不显眼，我们还是偶尔地动用了“援助之手”。”比如，他说苏联研究小组曾经得到过一份未曾见过的氢弹草图，后来他确定这份草图正是美国氢弹之父乌拉姆一直在研究的东西――该草图显示的是“幅射内爆”取得突破前的一种设计。

 

　　在冷战后进行的调查中，斯蒂尔曼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名疑犯的身上。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有理由对此人产生怀疑，理由之一是他巨额显见的财富。即上世纪90年代末联邦调查局卷入了一桩洛斯·阿拉莫斯的现代间谍案(李文和案)，当法官发现这桩政府诉讼案中存在严重漏洞后，除了李博士案外，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案例审理工作都暂停了。事后，外界认为是这段插曲让联邦政府撤消了对新的核间谍案审理的禁令。

 

　　当里德与斯蒂尔曼合作撰书时，他们认为他们手头上有一些关于氢弹之谜的补充材料。在该书中，他们不想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位嫌疑人，因为他已经死亡，“既不能维护他的家族名声，也不能反驳我们的论据”。该书还说，其真实身分已无关紧要，“他的指纹是实实在在的”。

 

　　人们对此事的反应不一，由开始的兴趣变为愤怒，此后又转为对所谓间谍身份的好奇。多年来，大多数俄罗斯科学家和官员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发明的氢弹，除了来源于富克斯的最初想法外，与美国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波斯顿大学的俄国科学史学者、萨哈罗夫的传记作者金纳迪·戈雷利克(Gennady Gorelik)断然否认苏联人是从间谍案中获取秘密的这一说法，他在一份e－mail中写道：“不，他们没有。”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沉沦》一书作者普丽西拉·麦克米兰(Priscilla McMillan)说，在对新老证据考证后，她倾向于认为萨哈罗夫是苏联氢弹的主要发明人。“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我不得不说他的设计几乎完美无缺。”

 

　　长期从事核间谍活动研究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历史学家约翰·E·海恩斯(John E.Haynes)认为，《核快车：一枚政治上的核弹及其扩散》的作者也许已经发现了洛斯·阿拉莫斯间谍，但是他对作者将其认作是克格勃的身份表示怀疑。他说如果确有这个间谍的话，他可能受控于一个叫格鲁乌的前苏联军事情报机构。

 

　　曾帮助美国发明氢弹并担任华盛顿顾问数十年的资深核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Richard L.Garwin)赞同阿格纽博士的观点。他说，有理由相信莫斯科从洛斯·阿拉莫斯那儿获取了有关幅射内爆的秘密。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很难相信美国的保密工作好到让俄国人无法获取他们所要的资料。”

 

　　曼哈顿计划参与者、《核弹竞赛》一书的作者诺里斯博士也表示，要真正解开前苏联的氢弹之谜只能等待莫斯科的坦诚了。他说：“解开谜底的唯一途径，就是等待克格勃或格鲁乌的继任者之间的争名夺利。”但他同时认为，如此公开的争风吃醋可能会严重挫伤俄国人在核成就上的自尊心。“这样做有利也有弊，然而对俄国科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至今为止，他们始终相信是自己独立发明了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