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学术界专家和公共话语日益关注许多国家出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令人惊讶的是，没有更多人关注科学研究领域巨大变化中的不平等。我认为，尽管科学中不平等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其强度和机制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力量改变了。
使用“不平等”一词，我指的是三个主要方面的不平等：资源、研究成果，以及金钱或非金钱的回报。有时，我的讨论是概念性的，有点思辨的感觉，因为精确地有意义地测量这些成果很困难。即使我指的主要是基础科学，我的大多数的一般结论也适用于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
科学的一个内在属性
德里克·普赖斯（Derek Price）在1963年指出，科学中的不平等生来就很高，并称其为“不民主”，意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的价值远远超过普通科学家。科学成果和回报比其他福利的分配更加不公平，比如教育、收入或健康。
科学不平等的一个根源是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说的“马太效应”，指的是《圣经》中的《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富者愈富”的效应意味着杰出科学家比不知名的科学家在可比较的贡献之下，得到了大得多的不均衡的认可和奖励。结果，有才华的少数科学家能利用早期成功作为未来成功的资源，随着时间积累更大的优势。
科学通过一个倾斜的等级体系奖励所有参与者，具有类似于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的属性：顶级赢家的高度可见性、一个巨大的竞争基础、优势累积、物理或文化边界的缺乏，以及激烈的竞争。因此，许多科学家感到仅仅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不够的。竞争就是一切都关乎优先级，竞争就是某个科学家声称第一个取得了重大发现。
科学回报的高度不平等通常有两个辩护理由。其一，考虑到科学积极的外在性，回报越分等级，对于那些将最终使全人类受益的杰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激励会越大。其二，作为一种职业，科学被认为要实践默顿所说的普世性，这个准则要求科学中的价值应该完全建立在功绩上，而不是建立在与功能无关的因素上，比如性别、种族、国籍、年龄、宗教和阶级。这种基于功绩的体系使得不平等显得公平和可接受了。
在19世纪以前，科学主要是由少数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者们享受的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追求。在随后的两个世纪，科学扩展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的体制：一个巨大的薪酬不错的专业劳动力；大规模的政府和工业支持；依靠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研究生劳动力；一种同行评价的评价体系。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研究成果快速和广泛的传播。
尽管这些特性使得科学生产变得更快、更多产，也使得对科学家的评价变得更少针对本质，而更多“基于数字”。科学家可能越来越被出版、引用、研究经费、著名奖项、研究团队规模和在精英学术协会的会员等方面的数字来评价，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科学贡献。这种趋势可能被科学日益的专业化所放大，比如一个领域的科学家会觉得理解另一个领域的科学内容比较困难。大学的管理者则面临不确定性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因而具有很强的动机使用由外部产生和认证的指标。
科学中的不平等加剧了吗？
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有两个趋势导致了科学中的不平等随着时间而加剧。其一，科学中的高回报已经得到了限制，这比科学本身的扩展发生得更慢。众所周知，诺贝尔奖的数目是固定的，尽管近几十年来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诺贝尔奖由多人共享。虽然在美国，学术任命的博士科学家从1973年到2010年增长了150%，但每年新当选包括所有科学领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长期保持在60人，直到2001年才达到了72人。
鉴于科学中的高回报集中在有选择的少数科学家身上，科学家数量的巨大增长意味着，随着时间增长回报的集中性会越高。对于每个科学家而言，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级别和各种领域的工资不平等都在大幅上升。
这里有两个当今科学中的不平等加剧的例子。第一个是近几年，美国大学许多新的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不能得到正式的学术职位，转而做博士后或其他形式的非终身教职工作。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有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外国学生和移民科学家。当然，博士后和临时雇员的体制对资深和初级科学家都有益。但是，资深科学家受益更大，由于马太效应，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功劳。
1990-2010年美国大学资源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第二个例子：互联网技术、经济全球化、便宜的航空，以及相对和平的世界政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相连结的世界。在这个新的全球环境中，一个在美国或欧洲的著名大学装满想法的成功科学家能设计研究，并让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独立合作者加以实现。这样的合作是互补的，能带来双赢；同时，这也加大了科学家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全球化合作可能会使所有科学家受益，但是受益大小随着一个科学家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而不同。成功的科学家比不那么成功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处于全球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
不平等的环境原因
机构环境对科学家的重要性是有据可查的。隶属于知名机构的科学家更高产、得到更好的回报。因此，更大的机构层面的不平等加剧了科学家个体层面的不平等。
有一些证据表明，机构层面在资源上的不平等随着时间加剧了。基尼系数显示了机构不平等，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见左下图）。尽管在三个资源量度方面已经有很高水平的不平等，基尼系数这段时期依然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原因是科研机构的扩张。如果我们把分析限定在总是积极做科研的有限的一部分大学，则基尼系数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国家层面的科学活动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就被注意到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已经出现了几次转移；过去90年，美国主导了世界科学。但是，就因为世界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了，主要是因为中国收入的增加，得益于科学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科学差距也缩小了。
科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增加，对科学中的不平等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在个体科学家层面和机构层面，科学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倾向于加剧不平等。而在国家层面，它们则缩小了不平等。但是，科学背后的这两股力量的最重大的结果在总体上是积极的：作为集体事业的科学的巨大扩张及其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科学的快速进步。长远来看，资源和回报应该进行分配，从而使得科学中的不平等，不仅激励科学家做出重要的科学发现，也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尤其重要的是需要给尚未获得认可的青年科学家投入足够的资源。
资料来源 Science
责任编辑 彦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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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宇，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