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前任院长哈罗德 · E · 瓦尔莫斯(Harold E. Varmus) 是如何从一位科研人员成为一名管理专家并促进医学研究的。

哈罗德 · E · 瓦尔莫斯(见上图)是1993年到华盛顿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TH) 院长的，在此之前，这位内科医生兼微生物学教授井没有什么管理经验，最大也就是旧金山加州大学一个只有25人的实验室负责人。NIH是由联邦各医学研究团体组成的综合机构(其总部实际上是在马里兰州贝西斯达市)，当时的财政预算只有103亿美元。

到上个月他离职去纽约出任斯朗 · 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总裁时，NIH 的财政预算已达156亿美元，在政府只是给予较少的财力资助而主要是给予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这一增长率确实非常显著。美国国会对该机构所给予的慷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瓦尔莫斯的才能，他与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之间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观察家们认为，他的这种才能与他具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重要身份是分不开的。哈罗德 · E · 瓦尔莫斯曾与小迈克尔 · 毕晓普(]. Michael Bishop)在1989年获得了世人仰慕的诺贝尔奖，其获奖工作是在逆转录病毒中发现了原癌基因。

为了扭转NTH低落的士气，瓦尔莫斯引入了竞争机制，多劳多得，能者高薪，并且招聘了一些主要研究人员兼任行收管理。当年日渐衰弱的临床研究工作现已恢复了活力，各研究机构均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像瓦尔莫斯一样从事癌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罗伯特 · A · 温伯格(Robert A. Weinberg)评论说，“他是第一位使NIH成为世界级科学机构的院长，NIH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瓦尔莫斯也免不了受到非议，这在一种更高有政治性而不是科学性的工作中是难以避免的。北哈莱姆综合医院院长兼院癌症研究会主席哈罗德，弗里曼(Harold Freeman)说，尽管瓦尔莫斯有“极好的”表现，但NIH(及整个社会)仍未能将各种研究成果转化为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健康状况的解救行动。一年前，由医学研究所提交的一篇报告对NIH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该报告指责说，在协调少数民族癌症研究的问题上，NIH既没有战略性研究计划也没有适当的财政预算。瓦尔莫斯说，少数民族人群健康状况很差的问题使他“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忧虑"。但他抵制了国会欲将NTH所属的少数民族健康研究事务部升格为国家研究中心的动议，他强调说，NIH已有够多的研究中心了。

大家都觉得，现年60岁的瓦尔莫斯已很好地适应了作为一个高级官员要四平八稳的压力。在今秋一个晴朗的日子，也就是他接到即将离任的通知后不久，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愉快，像往常一样无拘无束，行动敏捷。他在离开座位去取文件或是去查看新来的电子邮件时，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跑，这也许是他爱好体育运动的缘故。在NIH任职期间，他大多数日子要骑12英里的自行车去上班，常常因早晨交通拥挤而颇费周折。

瓦尔莫斯的求学生涯很不寻常：虽然他父亲是一位医生，但他是在取得哈佛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才决定攻读医学的。在医学院的求学经历使他感到了科学的威力，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提供合理的治疗方法，例如为机体不能产生某种激素的患者提供这种激素。但使他收获更大的是，学会了在现有知识的状况下如何来运用各种极为科学的原则。

在NIH任职期间，瓦尔莫斯曾与那些要求NIH；根据不同原因导致病人死亡或残废的情况按比例拨款的患者权益维护组织进行了斗争。他承认NIH应负有义务，但更强调他的职位使他有责任把经费用在科研所需的方面；要具体说哪些患者可以从何种特定类型的研究中获益，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尽量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瓦尔莫斯煞费苦心地为NIH制定了经费使用划分办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职工代表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群众参与的机制。他还邀请了外面的专家来考查NIH的拨款审批程序，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是造成研究人员极为不满的一个根源，并且常常被人视为NIH未能对新观念作出反应。他似乎总是满腔热情地对待领导职务所面临的挑战。他声称，划分得越来越细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使他很难照应得过来。目前，NIH大约有25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且大多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来建立预算方案。因此，他最近建议，是否在某个时候对NTH进行机构改革，重新组合成6个大型研究所。他认为，较大的研究机构总比较小的“作坊”更富有创新能力；如果NIH的组成成员继续像它过去30年里那样发展的话，那么到2040年将会有50多个分支机构。不过他也明白，因为患者权益维护组织和各研究所负责人可能都不会费同他的解决方案，所以从政治上来说，他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希望，国家科学委员会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瓦尔莫斯强调说，作为院长，他已养成了足够的克制和忍耐，他认为他的继任人也应有一副“盔甲'来抵御无法避免的攻击。他承认他现在正期盼着能更深人地潜心于从事指导研究的工作，去履行NIH各研究所负责人所起的作用。(他也沮丧地指出，新任院长可能要甘心接受薪水的大幅度下调，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的情况下安心于这一职位的转变)。像许多生物医学研究者一样，瓦尔莫斯认为，不出10年就能看到在分子水平上阐明病理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许多更有利于健康的好处。他承认，基因治疗要达，到研究人员(和大众)所期望的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他确信，较为传统的药物的开发也将极大地受益于NIH已进行了较大投人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他研究领域。

给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基因快速筛选技术所蕴含的潜力，这项技术主要用于查明有预兆性和诊断性意义的人体DNA变化。较好的疾病分类方法通常能导致较为有利的治疗结果，因为医生可以据此确定出较佳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一旦确定，则很可能行之有效。他认为，尽管骨髓移植方法在治疗乳腺癌方面的应用价值一直被认为存在着问题，但该方法对某些乳腺癌患者可能还是有效的。不过瓦尔莫斯告诫说，在基因筛选技术发挥其潜力之前，社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歧视病人和泄露患者隐私的现象。如果在遗传因素方面易患某种疾病的情况使人得不到基本的健康保障，那么患者将难以接受这类新技术。

另外，科学家们也得适应新的科学经营方式，现在许多研究人员完全“沉溺于一种家庭手工业模式”来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瓦尔莫斯强烈地感受到，目前的生物医学要有信息技术工作者来开发数据库，也要有工程技术人员来开发新工具，就像其需要传统的实验室一样。当然，他解释说：“ 各研究所的所长们已和我达成了共识，技术开发工作不能光是让企业去搞，我们自己也需要全身心地投入。”NIH不仅对各大学和本院的研究给予支持，而且对各公司的研究也同样给予支持；但作为科学家的瓦尔莫斯，对研究工作中扩大商业行为的做法确实感到非常担心。他说，追求商业利润的研究机构正在日益将其研究成果私有化，并对那些欲打算交流研究手段的研究人员实行比以往更为繁琐的限制，这些研究手段包括转基因动物、克隆技术、无性细胞繁殖以及所有用联邦科研经费开发的产品。

他感到，有些问题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例如，一些研究所在远未获得实质性结果之前就急于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明成果谋取专利。他说：“我不信他们都能按自己的意愿取得专利。”但他也承认，需要有各种保护机制来激励医务工作者从事技术开发——研制各种新的治疗方法。

瓦尔莫斯将用大量时间来仔细考虑斯朗 · 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可能遇到的此类问题。熟悉癌症研究工作的观察家们认为，尽管该研究中心有—个很完善的基础研究计划，但它在组织开展尖端性临床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瓦尔莫斯希望通过各种努力， 使生物技术研究在从他位于曼哈顿的新机构和其他几个杰出的研究中心直至东河对岸的整个王后滨水区得以复兴。他想，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水路往返于各个研究室。当然，加强开展各种疗法的研究也不会一帆风顺；大多数患者都在一些人身安全保险公司投了保，这就要求各种新疗法必须降低成本。瓦尔莫斯的科学影响和他求大同存小异的性格也许正是说服企业、保险业和科学家们齐心协力所需要的。

[译自因特网，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