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参与

 

　　其实，早在2001年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启动之前，ELSI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在此之前有类似的先例，即关于人类基因计划引发社会问题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有效缓解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例如：这个研究项目向公众介绍了优生学的理念。而NNI的倡议者也认为，纳米技术势必会引发社会巨变，以至于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都将参与进来，帮助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鉴于NNI将纳米技术视为“又一次工业革命”，“与自来水、电力、抗生素、微电子学等有着同样的社会影响力”，因而认为：社会学家能够帮助政府和工业部门充分利用纳米技术这项发明，以此减少公众对其影响产生的抵制。

 

　　当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参与纳米技术的相关研究，需要资金和制度上的支持。NNI因此将联邦政府资助纳米技术研究经费的4％用于ELSI及相关的推广活动；而ELSI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NSF)。通过美国纳米科学与工程中心(NSECs)和美国国家纳米技术基础网络(NNIN)给予相应的资助。NSF在ELSI研究方面的代表机构包括：莱斯大学生物及环境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纳米科学教育网络；西北大学地纳米科学国家教育中心；以及覆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纳米技术研究网络等。

 

　　NSF鼓励NSECs和NNIN资助有关纳米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尽管NSECs尚未与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开展广泛的合作，但受其资助的一些中心如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的研究中心已经将ELSI研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在欧洲，社会学家普遍参与到纳米技术研究的计划中，包括剑桥的纳米科学研究中心，荷兰的纳米协会以及比利时的校际间微电子(IMEC)研究实验室。

 

 

风险性事业

 

　　随着纳米材料风险被过度放大而遭政材学家的质疑，一些纳米科学家担心ELSI研究是否会有所降温。例如，NSECs和NNIN中的一些自然科学家质疑ELSI研究能否跳出学科背景，高瞻远瞩的评估其所从事的项目的社会属性。他们认为，社会层面的研究有其局限性，不仅会误导公众纳米技术对人类的贡献，而且使公众过度关注其潜在的风险，阻碍了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ELSI的研究者也经常听到纳米科学家的想法，他们也在反思，是否还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层面的研究？因为它本身已经不是什么新技术了。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NSEC的玛丽亚·鲍威尔(Maria Powell)了解这些言论的来龙去脉。3年前在对纳米科学家(多数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采访中，鲍威尔听到了很多失望的言辞。因为这些科学家感觉公众和媒体仍然认为纳米技术是一项崭新的技术，因而风险多多。回想一下，纳米技术已经进展多年了，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公众还认为它是一门新的技术。

 

　　在ELSI研究中，纳米材料的潜在风险被过度的放大了，因而自然就会有人质疑：ELSI学者是否对此太过关注了。然而，就这一点来讲，毒理学数据目前仍不太明确，因而无法消除人们对这些潜在风险的担忧(当前人们的担忧可能会被遗渐渐忘，但也可能不会)。在鲍威尔的采访对象中，有人“坚信纳米技术的风险性研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都是那些危言耸听、孤陋寡闻的勒徳分子(指那些仇视新奇发明的人)的想法，他们试图通过宣扬纳米技术风险性来获得某些利益”，但是目前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些被采访者的论断。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对风险的认知与风险性实践有关(见下图)。

 

 

　　在一项国际纳米技术委员会授权的调查中，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纳米研究中心对全球82个纳米材料研究实验室、制造商进行了抽样调查，获得了纳米技术引发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反馈信息。结果发现，当被问及是否相信他们所接触或生产的纳米材料存在危险时，35家机构(占43％)认为根本没有，25家(占30％)描述了一定的危险性，12家(占15％)表示没听说或没有足够的证据存在危险。这些差异在实际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相信纳米材料具有特殊危险性的很可能是那些监控纳米材料生产场所以及纳米废弃物处理场所”的机构。

 

　　幸好，很多一流的纳米科学家知道，对公众关注的轻视和嘲笑会阻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很多政府资助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开展了有公众参与的项目，增加了纳米技术的透明度。通过建立一开始就有公众参与的研究机构，有助于纳米技术成为未来研究领域的楷模。现在最重要的是尝试各种允许公众参与的方式。

 

科学博物馆专门为儿童举办的纳米日

 

　　这些方式包括有市民参与的社区学校，例如南卡罗莱纳州的纳米技术社区学校，社区成员可以在那进行几周的纳米技术学习，并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开办纳米技术社会层面的本科课程，例如莱斯大学2004年开始的“纳米技术的实质内容与开发背景”课程。市民评审会也是方式之一，例如英国举行的纳米评审会，公众代表听取专家的论述后，有权做出决策建议。还有，麦迪逊的纳米技术公民论坛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有助于与民众达成共识，朝同一个目标努力。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活动，如科学博物馆，以及非正式纳米科学教育网络经常举办“纳米日”活动等。

 

 

“民俗理论”

 

　　但遗憾的是，许多纳米科学家与民众交流时往往会传递一些尚无根据的理论，社会学家阿里·瑞普(Arie Rip)将其称为纳米技术的“民俗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是创业者关于纳米技术社会角色方面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经验之谈。最具影响力的民俗理论认为，纳米技术会走生物技术的老路，最终会受到社会的抵制，类似欧洲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抵制转基因生物一般。

 

　　一种传播较广的错误观点认为：纳米技术不应该像转基因技术一样，因为公众感受到生物工程食品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就一直受此羁绊。从历史和社会角度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争议，学者发现其实这种争议更主要源于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企业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以及过去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对制度的不信任。毒性方面的担忧也是促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多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不公平分配造成，而不是说民众认识到风险真的有多大。不管转基因给顾客和环境带来什么风险，大公司都是该技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纳米技术的决策者似乎坚信，纳米材料毒理性风险将是引发公众反对的导火索，平息反对态度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公众宣扬这项技术的好处，消除大家的误解。

 

　　材料科学家关注同行调查纳米材料是否存在毒性也不足为奇。也许这就造成了制定政策时偏重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公众更为关注的社会风险，包括监督机制和失业问题，却很难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说明白。2009年，NNI在环境、健康、安全研究方面的投资为7640万美元，而对教育、宣传以及社会层面的研究投入为4070万美元。

 

 

关注风险

 

　　公众参与项目论证(仅仅向公众宣传纳米技术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改变多少人的思想。剑桥大学的罗伯特·道布尔迪(Robert Doubleday)发现，参与这些项目的市民一般都对“纳米技术的潜能十分期待”。他的发现与以前的一些调查基本一致，以前的调查也曾发现尽管北美和欧洲有很多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纳米技术，但同样有很多人对纳米技术的潜力持肯定或中立的态度。但道布尔迪还发现，一旦公众参与了这些项目，了解到具体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有哪些功能后，他们也开始关注这些产品潜在的副作用。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参与者了解到更多的纳米技术信息后，更加坚定自已原来的想法：一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会变得更乐观；而那些持谨慎态度的，会变得更加谨慎。

 

　　其实，纳米研究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现，NNI宣称2006年用于纳米技术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联邦资金为6800万美元，实际上，这个数字被大大夸大了。中心同时还发现，另外800万用于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在NNI的记录中体现。不仅是NNI，其他一些纳米技术的资助机构也可能缺乏透明度，他们能博取公众的宽容，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吗？

 

　　正如鲍威尔的采访所表明的，许多纳米科学家认为，如果公众确实抵制纳米技术，这不是由于纳米技术研究机构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媒体和类似伍德罗·威尔逊中心造成的。尽管鲍威尔的采访不一定十分准确，只是媒体报道的一个小缩影，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官方的态度。在对纳米技术改善环境的问题上，一些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环境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美国环保协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同样，对于媒体的报道，多数仅限于对纳米技术的发现上。只有部分媒体会对其社会潜在影响进行报道，正面报道也超出负面报道，比例高达3：1。

 

纳米技术有望在先进诊断、靶向给药、药物筛选方面给人类福音

 

普遍担忧

 

　　2007年，对美国1015名成年人和363名纳米科学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公众与纳米科学家关于纳米技术的民俗理论分歧较大。

 

　　这项调查是在鲍威尔采访的两年后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纳米科学家对纳米毒理性的焦虑远远大于公众。30％的纳米科学家认为纳米颗粒能够导致健康问题，而只有20％的公众这样认为。而调查显示，对于公共政策忽视的领域，公众对风险性的感知要比纳米科学家强烈。调查中44％的普通民众认为纳米技术会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而仅有30％的纳米科学家认为如此；33％的普通民众担心纳米技术会导致军备竞赛，而15％的纳米科学家有此看法；高达38％的普通民众担心失业问题，而仅有6％的纳米科学家有此担心。

 

　　另外一些调查也同样证实了美国大众对纳米技术最大的担忧并非是毒理和环境方面的风险。例如，在一项由兆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牵头的调查中，有31．9％的人担心个人隐私的泄露，23．8％的人担心引发军备竞赛，但只有18．6％的人担心“纳米颗粒物会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并在体内积累”。

 

　　现在看来，ELSI研究是要着眼长远的发展，但是让人很奇怪的是，几乎很少研究涉及到美国公众最关心的3件事：失业、隐私和国家安全。这些领域的研究结果再一次表明，许多民俗理论是缺乏事实基础的。例如：NSF的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预计到2015年纳米技术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带来200万个工作机会，这已经获得了统计学上的认可，同时也表明纳米技术职位的市场较小，发展也较缓慢。

 

 

定性探索

 

　　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数据来描述，但是纳米技术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却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对于这些问题，纳米技术为开拓新型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试验平台。

 

　　情景展开，对纳米科学家采访，论坛以及其他定性的研究手段都是很好的研究工具，这不仅能概括纳米技术的现状，也能提供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契机，从而更好地规划纳米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规划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要给科学家留有足够的自主空间。而目前的ELSI研究表明，对纳米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划是有必要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其实公众对纳米产品的态度是相对乐观的，但他们十分关心纳米技术发展中的透明化和责任感。

 

　　开展由公众参与的项目是与公众交流的一种途径，但是如果没有实验室、董事会以及评审决策过程与之相伴，人们会认为这些项目很肤浅，缺乏真诚感。事实证明，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与纳米研究中心的工作能够推动这些变化的产生。

 

　　举个例子，莱斯大学生物环境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支持人类学家克里斯多夫·凯迪(Christopher Kelty)关于人类学实验的研究。这项基础研究并不是为了短期内就投入应用。然而，凯迪和他的研究生与中心的纳米科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社会公正和知识产权的讨论。这也开辟了纳米技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化学反应过程，可以让纳米产品的最终用户按自己的需要调制纳米材料，而不是单独由跨国公司来调制。如下图显示了这种所谓的“开源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纳米水处理系统能够更适合当地的需求，减少了客户的疑虑，不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被那些贪婪的西方利益集团给“骗”了。

 

 

　　对于科学家来说，现在是与公众直接对话的好机会，无需借助新闻界或其他利益集团。有时科学家会感受到有种被围攻、不被认可的感觉，但当他们感觉到大多数人对科学和科学家是尊敬的时候(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会很惊喜。而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很愿意去学习，而且很高兴有机会能让科学家听到自己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