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GMU）和华盛顿特区的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研究人员推断，一个在美国大公司辛苦工作的中年男博士――可能在国外出生，比史蒂夫·乔布斯或比尔·盖茨更有可能是下一个重大创新背后的实施者。

 

　　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流行观念认为美国创新者是具有雄才伟略的早慧的大学辍学生，其实不然，实际上往往是有经验的受过高等教育者。”该研究调查了与“有意义有市场的”近期发明相关的900多人，而且将近半数受访者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

 

　　不过，该研究确实印证了人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只有12%的创新者是女性，在美国出生的少数族裔创新者不到8%。“不幸的是，女性和在美国出生的少数族裔明显在美国创新者群体中不具有代表性。”该研究的领衔作者、ITIF的政策分析师亚当斯·纳赫尔（Adams Nager）说。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都试图描绘出这样一小群发明者的群像，他们发明了从新软件到救命药物的各种技术和产品，塑造了经济形态，影响了社会进程。例如，一些研究者调查了这些创新者是如何受教育的，另外一些研究者探索了工作环境如何与成功的创新发生关联。但是，研究者未曾尝试捕捉一张详细的人口统计学层面的创新者快照，即那些“现在正在推动美国创新的”男性和女性的群像，GMU的政治学家、该项新研究的共同作者大卫·哈特（David Hart）说。

 

　　为了画出这张群像，研究者首次确定了美国2011~2015年间的“高价值创新”及其背后的创新者。为了找到创新者，他们搜遍了美国著名科技杂志《R&D Magazine》的年度顶级商用技术榜单，并且抽样了所谓“三方专利”的数据库，即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时申请保护的专利（该研究的作者认为，三方专利往往能反映出最有潜力的创新，因为要取得三方专利既费钱又费时）。该研究团队总共收集了2 651项创新（并非全部都实现了商业化），以及与之相关的9 575个人的名字。随后，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把一份带有27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发给大约6400名创新者，最后回收923份有用的调查问卷。“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我原本以为我们可能搞不定的问题，”哈特说，“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研究。”

 

　　该研究的作者和其他专家表示，问卷调查的很多结果证实并且加深了先前的研究者关于哪些人是创新者的洞见，而且该研究有力地挑战了被大众媒体固化的一些刻板印象。例如，尽管年轻的孤狼式的发明者和正在苦苦奋斗的初创公司常常荣登媒体头条，该调查却发现年龄更老成、受过更好教育和在大公司工作等对于创新者来说是优势。受访创新者的平均年龄是47岁，56%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将近60%的人在雇员规模500人以上的大公司工作，而只有16%的人在雇员少于25人的小公司工作。尽管该研究指出：“当今流行的说法是大公司是懒惰的抄袭者，小公司才是真正的创新者。”研究者却发现大公司产生了将近60%的创新。

 

　　移民群体已经对美国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创新者在美国之外出生，尽管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14%，此外还有10%的美国人至少其父亲或者母亲是移民。“在欧洲或亚洲出生的移民在美国产生一项创新的可能性，比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平均要高出5倍多，”作者们指出，并且他们推断，这意味着美国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制定吸引高技能移民的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出生的少数族裔，在受访的调查者中鲜有登记。在美国出生的创新者只有8%是亚裔、非洲裔、西班牙裔或其他少数族裔，这些少数族裔占美国人口的32%。作者指出：美国需要做更多努力来吸引来自少数群体的个体进入STEM领域（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并且留住他们。

 

　　创新者的人口统计学图谱还存在强烈的性别不平衡，在美国出生的创新者中，女性只占10%的比例，在其他国家出生的美国创新者中，女性只占15%。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在美国出生的男性比女性贡献一项创新的可能性大9倍，”作者们指出。他们推测，在国外出生的女性创新者可能由于在祖国受到更大的偏见、拥有更少的机会而被吸引到美国，所以比例高于在美国出生的女性创新者。

 

　　不过，研究样本中女性代表的稀缺可能代表了一些最近的收获，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技政策专家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说，他并没有参与该研究。21世纪初，沃尔什开展的关于创新者的类似研究发现，只有5%的创新者是女性。“所以，乍一看，创新者中的女性比例可能正在上升，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他告诉“科学线人”（ScienceInsider）。

 

　　沃尔什说，这项新研究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很好的数据资料，可供他们在将来一段时间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