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登上了曼哈顿市中心笑声工厂的舞台，为观众们表演与玩具、驾驶和外语练习册有关的笑话。然而，那时我唯一想着的是我裹着创可贴的食指，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我意外地将鼠疟疾病原体注射到我的食指上。我博士学位的课题的一部分是测试新型抗疟疾药物，而这项实验的起始步骤是注射一针管感染了文氏疟原虫到小鼠静脉里。在此之前，我重复过这一步骤无数次，但是那一次我把针头戳到自己的手指里。在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想法是：我需要上报给疾病与预防中心，我可以写一个关于这件蠢事的笑话。

 

　　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并不是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喜剧人。但是，在大学一年级，我一时兴起参加了一个即兴表演比赛，结果是，我很享受这个比赛。等到我完成了分子生物学学位的时候，我已经几度被邀请到校园内为真正喜剧人和学生乐团开放的咖啡厅里表演个人秀了。在研究生阶段，我开始在向公众开放的夜场上表演，后来，我答应任何喜剧性质的表演邀请。我曾在犹太男孩的成年仪式上穿着兔子的戏服逗乐前来观礼的老年人。我还曾穿着燕尾服在肯尼?罗根斯（Kenny Loggins）的音乐会上负责开门，向《国家讽刺》杂志投稿，参加了一个即兴表演组，在韩国肥皂剧里出演暴徒。我甚至说服了学校让我教授本科生即兴表演。

 

　　一直以来，我将科学和喜剧表演截然分开，玩笑时没有科学，搞科学研究时不开玩笑。我不想成为一名把喜剧作为次要爱好的喜剧演员，也不想成为一名不够严谨的科学家。我憧憬蝙蝠侠的生活：离开实验室，穿上夜行衣，就可以溜进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或者是深夜了，喜剧表演结束后驾车回家，打开电脑，沉浸在论文里。

 

　　回顾过去，在科学和喜剧表演之间建造一堵墙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让学习即兴表演的学生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专业知识能够使自己不同于其他喜剧演员。对于我来说，科学让我有别于其他喜剧演员，然而我过去一直忽视这一点。此后，我逐步开始融合科学和喜剧表演。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苦逼研究生生存指南》，该书导致了每月的科学幽默专栏。我还客串过电视节目的科学专家。我开始巡回参观研究生院和科学会议，为大家讲关于液氮、基金和地狱般本科生监考的笑话。突然间，我意识到非科学领域的观众也喜欢听关于科学的趣事。对于我来说，实验室工作是每日常规工作，对于其他人则是新鲜事物。

 

　　我的两项事业并不是完全的融合。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同事都认可我的喜剧表演爱好。作为一名工业生物学家，在日常工作中，我也不会把玩笑写进我的实验方案里。但是，我发现即兴表演能够让我很舒服地与人交流科学问题，在所有事情上都对我有所帮助，包括简单的人际互动和大型的演讲。

 

　　拥有日常工作和蝙蝠侠般的工作也意味着我要疲于应付，这意味着红眼航班、在小孩睡后写作、上下班时构思新的笑话以及周期性惴惴不安，生怕忽略了什么事情（通常是睡眠和个人卫生）。尽管如此，我享受其中。

 

　　虽然花几个小时填写职业安全的文件让我有些痛苦，但是，对于有关鼠疟疾的工作我也感觉良好。这么多年来，我认识到科学和喜剧表演并不总是能够融合，但他们也不是完全的不相容。那晚在笑声工厂的舞台上，我手指上的创可贴轻微地粘在麦克风上，我当时就知道我至少还能干这行10年，也正如其他人所说，我也没有打算放弃我的科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