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学者在撰写气候变化历史时，他们或许会把2008年初当做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将气候科学展现在世人面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从金融的角度，告诉人们解决气候问题宜早不宜迟。
时至今日，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最新气候科学报告时，很显然，公众和政府对气候的关注和热情终究没有跟上科学前进的脚步：他们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甚至持断然否定的态度，比2008年更为严重。
IPCC报告将为气候传播者提供很多事实，这些事实无疑将会受到反对气候变化论者的攻击。到时候，很多彼此反驳、互相揭底的现象比比皆是，驳斥气候否定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产业。争论的观点并非科学本身，却与政治和价值观息息相关。
举个例子，具有政治保守信仰的人更容易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事实上这些人手头关于气候变化的准确信息并不亚于其他人。但是气候政策，比如限制工业排放，往往似乎与保守政治观点相悖。而且人们总是站在他们的价值观的立场，只相信他们的信仰，而过滤掉与其相悖的事实。
有研究表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赞成者在面对那些看似不会威胁到他们世界观的应对气变化的政策，例如地球工程学，态度并不敌对。气候变化传播者们必须明白：对科学的辩论只是这些更深层次分歧的外在表现罢了。
有人会说，政治色彩影响了人们谈论气候变化，从而在政治的“树”中无法看清科学的“森林”。为什么科学传播者要去趟政治的浑水呢？但是解决方法并非该大声向人们说明，科学的“森林”在，但只有方法正确才看得清。一个更好的也经过验证的方法，就是要从政治的“树”入手。想要让公众关注气候变化，就需要让气候变化与人们持有的价值观产生更好的共鸣。
保守价值观与气候变化科学本质上并没有内在矛盾。它们之所以看起来不相容是因为气候变化总是和左翼观点及言论相关联。
如果气候传播者们一开始就与右翼观点达成更多共鸣，例如从美化当地环境或者加强能源安全的必要性出发，气候变化对话或许能进行地更顺畅。
同样，英国卡迪夫大学风险研究小组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一些核心价值观会左右公众对国家能源系统的态度。公众遵循一系列包括公平性、避免浪费和经济可承受性等潜在的价值观来评判能源技术，无论是风电场还是核电站。如果一种科技能够实现这些价值，就可能被认可被接受。同样地，决定公众认知的，是人类价值观，而不是科学和技术。
对于那些力图传播气候科学的人来说，接受这个事实意味着挑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事实总是不言而喻，却忽视了那些揭示现实中人如何做出反应的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科学的科学传播方式。
IPCC报告发表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放大事实的音量。相反，我们应该把这个报告看成是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对话的开端――是从人们的价值观入手进行的对话，并从价值观开始转而迈向科学领域。
资料来源 New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