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一位朋友去电影院看科幻片《火星救援》，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轶闻：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女士俯下身子低声对她的同伴说，“你知道吗？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位自认为消息灵通而误导别人的观众似乎并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登上火星。不过考虑到当代科幻小说正在日益向合理性发展，所描写的题材也让我们越来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那位女士的信口开河也就不难理解了。

 

　　电影《火星救援》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的电影，他执导的其他太空冒险片都发生在离我们遥远的时空，如《外星人》、《普罗米修斯》和《银翼杀手》。而《火星救援》中被困火星而冷静沉着的主人公马克·沃特尼（Mark Watney）的故事则是发生在这颗离我们最近的红色星球上。

　　仍然有大量的电影继续沿袭着真正的科幻世界的传统，如《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和《雪国列车》。当然，还有《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但近年来，强烈的未来主义表现手法似乎被更具现实性的科幻题材以压倒性的数量抢了风头，影片中的描述，即使不是眼下的现实，似乎也是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未来有可能实现的。相比过去许多经典科幻作品，如《人猿星球》、《沙丘》、《外星人》、《2001》、《安德的游戏》和《公路战士》等，近期上演的科幻电影，如《机械姬》、《她》和《地心引力》以及系列片《黑色孤儿》和《黑镜》，都在更谨慎的预测范围内。似乎是人类雄心勃勃的想象力与约束在一定尺度内的一种结合，我们预言未来，但不超越现实可能的限度，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有可能实现的最大预见性。其结果是：在科幻电影这一流派中，投资人更多投资于描述一个正在加速发展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单纯依靠想象创造出来的世界。

 

　　许多新的科幻作品似乎代表了一种灾难前的预警片，其特点更倾向于预警即将发生的灾难，而不是假设或想象中的惊天灾难。例如《机器姬》和《她》的背景设计与我们21世纪的现实生活其实相去不远，影片中虚构的一些代表科技进步的应用，无论是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还是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机器人，在观众看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正如《机器姬》中的狂热科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几十年内，强大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可以肯定，唯一的变数只是何时到来，而不是是否会到来。”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执导的电影《她》将这种人类与机器相爱的“范式转移”视为理所当然，与《终结者》和《黑客帝国》不同的是，这些电影并不是预测机器人的“崛起”导致世界末日来临，而是预测一个逐渐走向数字化的未来，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科技革命的下一阶段。

 

　　因此，新一代的科幻电影所描述的世界让观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就不奇怪了。《星际穿越》中出现的贫困的城镇、大萧条时代的镜头，让观众不由怀疑这些是否就是地球在不久前过去曾经发现过的情景。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员A·O·斯科特（A.O.Scott）所写的那样，“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悄悄地将我们引入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很普通的现实中。”或者正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阿曼达·费格尔（Amanda Fiegl）所言，“通过科幻小说揭示令人不安的现实。”可能是这样更接近现实场景的描写，警示观众灾难的迫近，就如我们在《机器姬》和《她》中所看到的反乌托邦社会那样。

 

　　然而，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些科幻电影也几乎不是什么警示故事。影片冷静地看待人类的灭亡，将其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无可否认的是，将世界末日到来的日子拉近并不能增加其冲击力。研究科幻电影的学者维维安·索布查克（Vivian Sobchack）认为，恐怖电影与科幻电影的区别在于，后者产生的“不是对现实或熟悉东西的恐惧，而会唤起我们对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由于离我们还远而被‘稀释’”。如今的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一改故辙，似乎将未来危机代入更多的“现实感”，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的恐惧感。

 

　　一个例子是英国的《黑镜》系列，延续了之前《阴阳魔界》的风格，一些奇异事件就像发生在“此时此地”，而给人们带来不安。例如第三集中描述，未来大多数人都享有可穿戴技术产品，这些技术产品记录着他们每时每刻的活动，就像是FitBit步程机和谷歌眼镜结合的下一代产品。第二季中也延续了类似的风格，通过搜罗整理死者在网络世界留下的信息，如电子邮件和在线活动等，未来某种逆向工程软件可令死者化身“阿凡达”重现人间，这些都有可能会提高观众的恐惧感。

 

　　像《黑镜》一样，加拿大电视剧《黑色孤儿》将足球大赛、人际关系情景剧和愤懑不平的警察等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元素融入了一个人类克隆和生物战阴谋的世界中。虽然一些场景都在高科技大厅中进行，一些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着快速基因组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都显得很平常。毕竟并不是每一个系列都要插入反克隆的狂热情节。《黑色孤儿》中甚至对一些最古怪的情节似乎也处之泰然，感觉往往就像看明年的头条新闻那样平淡。

　　科幻文学也在向着与电视电影类似的轨迹发展。克莱尔·韦恩·沃特金斯（Claire Vaye Watkin）的科幻小说《金牌柑橘》，设想了未来一场特大旱灾对美国西南部一群灾难幸存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艾米丽·圣约翰·曼德拉（Emily St.John Mandel）的《第十一站》描述了一场致命流感病毒全球爆发是如何摧毁我们的文明世界的。影评家德文·法拉西（Devon Faraci）在评论《疯狂的麦克斯》的主题时说道，影片一开始的混乱场景“在下一个星期二就有可能会发生”。但给人们带来最大认知上的震撼的是戴夫·艾格思（Dave Eggers）的《圈子》，小说描述了一个技术统治在全球崛起的未来社会，将我们引入了一个绝对透明的极端社会模式中。而所谓的数字化监狱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只是一度流行的随身相机、无人驾驶飞机和社交媒体等，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几乎与眼下的现实重叠起来了。

 

　　有人认为，“美国小说的文学表达模式正在经历一场现实主义与‘幻想主义’之间前所未有的分化。”作家本·马库斯（Ben Marcus）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中表示支持这一观点。他说：“以往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对具有魔力的毁灭性发明的描述如今已被融入到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中。”如科幻影片《黑镜》的制作方式，将未来与我们熟悉的现实融合。

 

　　马库斯描述的趋势，与载体媒介无关。其他描述形式采取了他所称的“现实与过去的浪漫韵事”。科幻小说家兼理论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认为“基于现实的科幻小说”的传统可追溯到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时代，与真正幻想式的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不同的是，凡尔纳开创了“推测性小说”流派的先河，小说中所描述的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只是在作者的年代还无法成为现实。”H?G?威尔斯描述的是超脱尘世的幻想世界，而儒勒描述的是现世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凡尔纳的作品更贴近现实，虽然大胆预言未来是科幻小说的一大特色，但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的科幻小说更让人觉得它们就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故事。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pe）曾说，科幻小说想象的是“高出于现实层面的难以想象的未来，就像我们如今的时代对于洪荒时代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一样”。那么如今科幻小说所描写的是我们这个现实层面几乎触手可及的事物，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与现实重叠的科幻小说会崛起？以及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呢？一个可能是：更具真实性的故事情节更有吸引力，让观众在虚幻世界中找到真实世界的影子，虽然有着这种真真假假，寓真实于幻想的复杂性，却很难不将艾格思的小说视为科技悲观论者的寓言故事。如果说一直以来，科幻小说有一层保护免受社会批评的坚硬外壳，那么过度的虚幻也将会削弱小说的影响力。以早期“镜像屠魔”流派影片《机械姬》和《银翼杀手》为例，印证了观众对于“奇点”的极度恐惧。但在一些较新的科幻电影中却包含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也极有可能实现的情节。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65年发表的《灾难的想象力》一文中，提出了另一个不同的可能性。她认为科幻电影应被理解为一种“反应不足的象征”，即人类无法处理的难以想象情景的副产品。那么，如今的科幻电影在处理这些场景时采取的更为具体的手法，是否意味着是科幻小说在与时俱进呢？或者是科幻小说领域内杰出人物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认为的，这种具体化是“人类的想象力已‘江郎才尽’，跟不上现实的快速发展”呢？换句话说，也许作家和导演不愿再幻想新的“灾难”场景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之前的这类作品已经太多了。正如吉布森在2007年的采访中所解释的，“由于我们都已经生活在科幻电影疯狂灾难场景的多重阴影下，再去构思创作这类题材的科幻作品还有何意义呢？”

　　也许我们无法十分肯定，现实是否已经赶上了人们的想象力。去年秋天，2015年10月2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电影《回到未来2》中所设定的“未来时间”。在1989年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已经来临。但令观众最感震撼的不是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Robert Zemeckis）在里根时代的超前想象力，而是电影里的世界与千禧年后现实世界的惊人吻合。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编制了《回到未来2》中未来科技的“编年史”：包括视频会议和通过语音激活的声控开关等，显示当时的幻想世界如今却早已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实。毕竟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可能。现在的观众也许会觉得自己也可以代入电影中的主人公马蒂（Marty）的角色中，并尽情想象不久的未来，自己又将进入一个怎样神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