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广岛和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袭击的受害者，已有过许多的报道。然而在这种新式武器正式投入使用以前已经有过一些人受害，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开初，对此还仅仅是一种怀疑，直到1986年10月当美国众议院披露了一份由能源和商业会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时，这件事才得到了证实。该报告提供了有关对美国公民进行放射性试验的情况。某些试验是在40年代进行的，当时正值与生产第一颗原子弹相联系的核时代的开端。此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又陆续进行过这类试验。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进行这些试验是事先征得了被试验者的同意的，但令人震惊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试验主持者把被他们选作试验的对象只不过看成是一群“可供牺牲”的人。他们都是些老年人、犯人、住院病人，还包括许多智力不健全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试验主持者掩盖了这些试验的真正性质，而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了欺骗。
在1945 ~ 2947年间，一些住院病人通过接受放射性环的注射而受到蓄意的污染。作这种注射的目的在于探明有多少的环残留在人体内。但这些病人却并不知道这些试验的性质何在。
自1961 ~ 1965年间，有20名年龄在63 ~ 83岁的人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镭和钍的辐照，以便科学家们测量残留在人体内的放射剂量。测定的结果要比允许的标准高出6 ~ 89倍，一半的病人在3年内就死去。
在1963 ~ 19 65年间，被关押在美国几个监狱里的犯人接受了X - 射线辐照，用以查明离化辐照对人类能育性的影响。每个受害者每接受一次“治疗”，可以得到5 ~ 10美元的报酬，但他们都不得不同意在试验完成后忍受绝育的后果。
为福特 · 德垂克研究所提供胎儿
然而用活人进行放射性试验的事情并非到此结束。
法国《世界报》在1977年3月31日发表文章，揭露了在美国发生的一起“见不得人的勾当”，即将活的胎儿卖给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的美军实验室。在差不多十年后，这一耸人听闻的试验的全部结果被公诸于众：
“在1970 ~ 1939年间，每年大约有80，000个胎儿被进口到美国，它们或以整体或肢解成分离的器官运往马里兰州，”法国报纸撰稿人罗兰德 · 吉拉德写道，她还对以未出生的人类生命作交易和胎儿的“利用”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她写了一本名叫《从试管婴儿到生物武器 ~ 胎儿交易》的书。据该书揭露，在马里兰州的胎儿接受者是综合研究公司的实验室。再通过他们将胎儿转交给五角大楼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如福特 · 德垂克，在这里美国自40年代以来使他们的化学战和生物战技术得到完善。
在福特 · 德垂克有一支由细菌学家、生物化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精锐部队正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受到特别严格的安全措施的保护。其中包括一小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专家，他们从事着最危险的化学产品和微生物类型的研究。
这些事件的背景是美国制订的一项耗资巨大的化学武器计划，其目的首先是生产新型神经毒气。这些气体是毒性极强的物质，它们可以通过皮肤或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内，尔后侵袭中枢神经系统，使重要器官发生功能混乱，并造成整个肌肉系统的麻痹，从而导致立即死亡。
但是胎儿又用来派什么用场呢？英国开放大学脑研究中心领导人、生物学教授史蒂文 · 罗斯在同罗兰德 · 吉拉德会晤时指出有两种可能性存在：
利用胎儿的一种解释是，需要大量的人体组织用于观察这些神经毒气引起的分子相互作用。
另一种可能性与“生物学革命”有关，换言之，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有关。美国的研究者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研究出某种类型的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它们只会杀死属于某一种族的人，而同时使其他种族的人“或多或少不受伤害”。使生产这类“种族武器”成为可能的分子生物工程已经出现，它们的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子弹。
另一位有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乔治 · 瓦尔德教授指出了需使用人类胎儿的另一种“试验领域”。他说他所听到的可靠消息是，五角大楼已从南朝鲜进口了装放在冰中的成千个胎儿，用来研究中子弹对人体组织的影响。
非法的野外试验
多年来，五角大楼对发展遗传工程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用于将这些研究成果转为实际应用的财政开支在不断增加。按照一般的推测，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开发和生产更有效力的新式疫苗。如果没有同这些按说是属于民用性质的试验有牵连的某些相当可疑的事件发生的话，是决不会有人对这些试验的目的表，示抱怨的。但这些事件同人道主义的目的是难以相符的。阿根廷农业部所属的国家牲畜保健服务机构负责人奥斯卡 · 亚历简卓布鲁尼博士于1986年年底揭露了这方面的事件，其中不能排除将试验结果滥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来自美国的科学家们在阿根廷进行了病毒试验，并蓄意危及当地农民的生命和健康。在阿根廷当局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秘密试验，其目的显然是想试验在美国通过遗传工程生产的病毒对人和牲畜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的传染性。
据报道，试验的目的在于寻找一种廉价的牛狂犬病疫苗、为此目的，科学家们在威斯塔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一个设在费城的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将一种牛狂犬病病毒同一种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天花病毒掺合在一起。装这种人造病毒的容器是放在一个外交邮包中非法走私运进阿根廷的。它们被用来进行野外试验。用人造病毒进行这类试验，在美国是严遭禁止的。而在阿根廷，法律条文中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虽然还没有人能够预言，一旦这种病毒泄漏到大自然环境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而美国的科学家们却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试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阿苏尔的一个农场里，有20头奶牛被注射入病毒。另有20头奶牛不受注射，而是将它们放养在被注射了病毒的奶牛附近，以考察是否会有另一种动物可能将病毒从受过注射的奶牛身上传染给未受注射的奶牛。
当阿根廷当局得知这一试验情况后，便立即加以制止。当与这种试验有关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被公诸于众：把奶牛用来作这种病毒注射试验，并让养奶牛的人家喝这种牛奶，尔后每隔两周对他们验一次血。尽管有挤奶机可供使用，但他们却必须用不戴手套的手去挤牛奶，然后对他们进行观察，看他们的皮肤上是否会长出小脓疱来。
布鲁尼博士对此作出的结论是：我认为这些奶牛的饲养者也是这种试验的组成部分。
但据罗兰 · 吉拉德称，美国还在直接进行一项被称作“防务性生物研究”的计划。纽约的健康服务研究所所长理查德 · 诺维克博士对法国新闻界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实验室中进行一项旨在发展新型的微生物的试验工作，以使生产新一代的生物武器成为可能，这与1972年达成的禁止发展生物武器协定是明显违背的。
鉴于五角大楼最近要求召开国会会议增拨3亿美元用于生物武器试剂的研究，替“遗传学委员会”工作的首要科学家们不得不在今年7月对此发出警告。包括约翰 · 霍布金斯大学教授、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克里斯琴 · 安芬森在内的科学家向他们的同行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参与被五角大楼为平息舆论而描绘成的“防务性计划”。
[GDR REVIEW，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