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俊是值得让人刮目相看的，当然这多少与他的经历有关。1979~1989年期间他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先后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正是这段背景，使他成为极少数精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他日后一系列事业发展的基石。在他荣获启明星称号3年后的今天，《今日启明星》专刊在上海大学访问了这位有南斯拉夫背景的中国年轻学者。18年前，张文俊是因国家高教人管部门的一项安排，从当时的若干城市应届高考的优秀生中直接挑选部分学生到欧、美、日等国完成高等教育，此一试验性的只有实行1~2年就因种种原因而改变的政策改变了张文俊的人生发展之路。由于中学学的是俄语，当时（1979年）已在复旦大学数学系读了一年的张文俊被直接送到贝尔格莱德大学深造。

关于前南斯拉夫的教育概况，张文俊介绍说，前南斯拉夫的教育体制与德国相近，以学分制为主，但也带些升级制，规定要修完多少分才能升级（每年要注册），前南斯拉夫对教育很重视，这个国家大学生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大学的学费是免费的（由于国家补贴，食宿费用也很低）。贝尔格莱德大学是综合性全日制大学。下面有许多分散的学院。国际上对前南斯拉夫承认的就是两所大学，一所是贝尔格莱德大学，一所是萨格拉布大学。张文俊入读的贝大电工学院主要有技术物理、电子、核物理等学科。据文俊了解，包括前南斯拉夫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似乎对工程应用学科更重视，杰出的人才大多就读工科。工科毕业生通常要读5年大学（而理科一般读3~4年可拿到学位）才能拿到学位，毕业时授予的学位是工程师（有大学文凭的工程师）。毕业生一到单位就是工程师。

谈及自己的母校贝尔格莱德大学，文俊在言谈中多有赞许。除了贝大花园般的校园环境、极廉价的食宿条件，文俊感触很深的是他们大学图书资料的查阅索取系统在80年代初即已达到现代化水准了。“尽管当时还没有Internet，但他们的图书馆与欧洲几乎所有高校的图书馆都联网了”，文俊说。当时他急需查找一篇光纤方面的最新文献，而南国内查不到，后通过学校的网络查询，很快就为他从维也纳将该文的拷贝传给了他。贝尔格莱德大学现代化的信息系统给了他十分深的印象。

此外。前南斯拉夫大学的研究经费的拨给比较宽松，贝大的教授每年有一批专门的经费搞研究，不需申报课题但每年要写一篇研究报告。几年之内都是这样，这样要想做一件事就可以无顾虑地做下去。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内目前的科研方向一直视钱的多少在改变，其中的利弊得失张文俊感触颇深。

文俊感觉10年留学生涯自己的最大收获是个人的独立能力大大增强。那些年来，文俊完全是一个人闯出来的。导师和你商定一个题目后，就一切放手让你去闯，导师即使有资料也不给你，让你自己去找。这样闯了几年后 · 文俊自感对整个课题研究过程比较清楚，怎么去提一个框架，怎么去找资料，怎样从理论上方法上去把握。文俊认为，独立性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有了能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你还怕不能做什么？

张文俊79~84年在贝大读本科生阶段，曾获最佳学生奖。85~86年他用了一年时间攻下了硕士学位（通常要2~3年）。对此，文俊解释说，南斯拉夫读硕士学位以上一般都是业余时间带职读，而他把全部精力用上去自然可以节约一半时间。之后在读博士的3年时间里，他兼职于贝尔格莱德和斯洛维尼亚的两家科技公司，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受到了工程技术开发方面的实际训练。

1989年一回国，他即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通讯系作为发展的基点。由于独立工作和动手能力强，加上对要做的项目的整个过程都很熟悉，所以一上手做课题后，就觉得很顺当。回国这几年来，文俊从讲师、教研室副主任到副教授、副系主任到95年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接了十几个大小项目，特别是今年四月刚结题的启明星项目“动态图像压缩新方法研究”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此项工作创立了一种新的编解码方法，并在概念和算法上有所创新。专家们认为此项成果处在国内领先水平，在低比特率编码的算法研究上处于国际前沿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回国后，文俊带领课题组同志在瞬变电磁场等的研究方面做了很深入、扎实的工作，取得了国内外同行瞩目的工作结果，使上海大学成为闻名全国的瞬变电磁场的四个主要研究点之一。

文俊说自己之所以在工作上比较顺，文章也一直在出（5年来共发表四十多篇论文），主要是由于善于挤时间，另外也取决于方案订得比较合理。在做一件事之前就知道怎么去合理地操作、完成。文俊这些年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着，通常需要3名教师方可完成的工作量，他通常是独自一人悄悄并出色地完成了。我想这也是文俊这些年来之能成功的缘由之一。在今日的上海大学，文俊被公认为是海外年轻博士回国报效祖国、献身于高教事业的典范。

除了教学、带研究生外，文&还在系里的支持下，办了一个高科技的电子科技公司。対创办公司的初衷，文俊这样告诉我，这些年我们做的不少工作作为科研成果都搁在文件袋里，而当今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二三年就是一代。我们研究的技术当年可称先进，很可能到了明年就落后了，因此我就很着急，想帮助做点转化工作。信息业本身又是很大的产业，所以就想在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些尝试。1995年是公司业务有起色的一年，主要是在系统方面、网络方面做软件开发工作，公司以技术入股参与上海邮管局的图像监控系统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预计今年的技术回报率可达30万元。

张文俊教授任总经理的这个精通电子科技公司主要是系里的一批年轻人（教师、研究生）在唱主角。无论从公司规模，还是资金看，这个公司都尚不起眼，但就是这批年轻人在张文俊带领下正在做出为社会所了解的工作。如最近在竞争市话局项目时，精通公司与邮电工业总公司和香港电信是竞争对手，最终的订单虽给对方拿去了，但由于文俊他们公司技术的存在表明，上海也有人能做这件事，所以对方的价格就报不上了，结果导致对方的报价压低了近4000万人民币。

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文俊都是一个成功者，在事业上、在学业上、在处理与同事的关系上，都可以这么说。在家里，他有一个正在读三年级的宝贝儿子。然而这位36岁的博士生导师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天访问文俊后，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想是否对自己加压太重了。他说，有时真想停下来歇一歇，但真的一歇下来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有人说大学里升了教授、博导已到顶了，可以放松一下了，但我想，升了教授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否则难以向大家交代。当然这样拼搏下去，除了自己的身体外，我还时常感到对不起小孩对不起家庭，讲到自己的儿子，文俊的眼睛有点湿润。由于他们夫妇俩工作都十分繁忙，儿子从幼儿园大班起，白天就经常是一个人在家独处。有天晚上，文俊回到家，看见儿子吐了一地，满是泪痕地倒在床上的情景，他的内心一阵阵紧缩。

每一位成功者都付出了不低的代价，张文俊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愿文俊今后的工作多一分顺利，更愿天下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

［江世亮采写于199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