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环太平洋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研究评价”（research assessment）还是一个陌生且易与文化传统相抵触的概念。尊重长者、和为贵的思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根深蒂固，以牺牲个性和竞争为代价的“和谐合作”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然而，随着经济的崛起，该区域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科学技术研究空前重视，并不同程度地对自身研究评价机制进行了改革。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学习、引进西方研究评价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此亦使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焕然一新。

过去几年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科学论文的产出率发生了惊人的增长。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的统计，日本、中国大陆及“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被收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的论文数量1989年为50，000余篇，1996年一跃而达到了90，000多篇。其中韩国的增长尤为显著，1989-96期间其SCI论文增长近5倍。台湾的SCI论文产出增长4倍，香港和新加坡大致增长了3倍。中国大陆的SCI论文产出翻了一番，1996年其SCI论文数量超过12，000篇。日本1996年科学论文的产出量依然保持了亚洲主力军的地位，其96年SCI论文数为60，000余篇。这一数字使其成为全球SCI科学论文产出仅次于美国、英国而居世界第三位的国家。中国大陆及“亚洲四小龙”的SCI论文在全球SCI论文总数中所占比例则由1989年的21.6%上升到了1996年的33.6%。

造成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政府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力度，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地区强化以“发表追踪记录’（publication track record）为基础的研究评价的结果。

与这些国家、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借鉴西方式的研究评价技术方面仍然步履缓慢。如西方常用“外部评审委员会”、“文献目录数据”的方法来评估研究机构资质，来决定对研究人员的经费资助、聘用、提升、加薪乃至解聘，但这种做法在日本还很难见到。迄今为止，它在引进西方式的研究评价体制方面还只迈出了试探性的一小步。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二战后许多中国、韩国科学家辗转到了西方，特别是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又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向其祖国介绍、倡导采用西方式研究评价体制方面，这些科学家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本则缺乏这样的一批人，由于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都在国内从事研究，并且即使是那些到西方求学的研究人员也都在完成学业后便很快回国，这些人显然对西方研究评价体制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具体的操作过程了解甚少。而那些到西方求学、工作，尔后又回国的中国人、韩国人则通常都在西方生活了数十年，并且一般都晋升到了高级职位，因而他们对西方研究评价体制的了解全面而深刻。这可以说是造成日本研究评价机制长期保守、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如何，环太平洋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引进西方式的研究评价体制方面，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文化阻碍，特别是当涉及“个人评价”问题时更是如此。据一位几年前离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原子和分子研究所的科学家介绍，即使他所里的某个研究人员在外部评审中被认为完全不合格，他还是得请求评委们的评语“尽量积极些”，以免让被评审者“丢面子”。因此人们不仅要问，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其研究评价体系中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亚洲价值标准”呢？笔者认为，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浓厚的儒学和佛教价值观及其所推崇的群体和谐等观念使人们对公开考察、评议科学家的作法很不适应，而当需要解雇不称职的研究人员时，所面临的阻力则会更大。另一方而，这一区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毕竟又有别于其邻居的文化氛围和现实情况。因此，在借鉴西方研究评价模式时又各有千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邻居们都非常关心对方，相互密切注视，它们之间科学技术研究的竞争气氛非常强烈。

一、质量第一

提高科学技术研究的质量正成为这一区域各个政府共同关心的焦点。因为该区域产出的科学论文数量增长虽然十分迅速，也的确在全球科学论文总数中占据了不小的份额，然而其论文的质量，至少论文的影响力难尽人意。最明显的事实是：该区域所产出的每篇论文的平均引证率仍然非常低。在《科学引文索引》榜上有名的论文中，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论文还是“亚洲四小龙”的论文，其平均引证率都仅为1~2次。而美国论文的平均引证率为5次，全球平均引证率为4次。香港略好一些，最近其论文的平均引证率达到了1.94次，在世界论文引证排行榜上居第28位。即便日本，其论文的平均引证率也只有3.18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论文平均引证率列世界第17位，这与其论文产出居世界三甲的显赫位置是极不相称的。

该区域各国各地区政府正试图通过改革科学技术研究评价机制来提高产出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质量。正如新加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所言：“数论文篇数的评价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而中国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则强调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可分割的，他说：“不以一定数贵的论文作基础，就很难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论文”。

二、“奖励”推动产出

据调查，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目前所采取的研究评价体系最为规范——其研究评价与奖励大都以ISI所提供的SCI论文数及其影响力为依据。

台湾采用这种研究评价方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其目的在于吸引更多海外优秀科学家返台以促使台湾产生更多一流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一举措与当时的大学研究资助及奖励体制的改革相互呼应。台湾对研究人员的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即良好、优秀和杰出。杰出科学家奖占申请总数的5%。被评为杰出科学家者，每月可获25，000元新台币（折合870美元）的奖励，且免税。受奖励的科学家由当地科学家所组成的专家组每年从约9，000名申请者中遴选，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提供奖励费用。杰出科学家的评选，通常还会邀请海外知名华人科学家参与评审。在评审中，候选者所产出的SCI论文量及其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除了评奖之外，台湾还将这种评价机制引人了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医学院80年代率先用此方法考评其教师。如，对教师的每一篇论文都以“三点计分法”计算，其标准分别为：第一：0~3分，根据论文类型而定（开创性的、摘要交流、案例报告、评论等）；第二：1~6分，根据引证期刊的影响力而定；第三：0.5~5分，以作者排名先后而定。按上述计分法，可计算出每位教师的研究“绩点”，并以此“绩点”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例如，申请教授者最少必须达到500分，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有资格接受其他考评，否则无权申报，对在职教授则每三年按此法考核一次，如果被考核者不能维持其500分的基本绩点，则要受到警告。若在受警告两年后依然无法达到基本绩点，那就意味着要被辞退了。

台湾自实行这种评价体制以来，其SCI论文产出数增长了7倍。正如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所言：在台湾，每一个科学家都深深懂得一流期刊的影响力和作用。

中国大陆的大学和科学院也很重视对科学论文的奖励，具体运作因地而异。南京大学SCI论文的产出数名列全国大学之首，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在南大设立了论文奖励基金，对该大学的每篇SCI论文都予以奖励，奖励幅度视具体情况在500~1000元人民币间浮动，这大致相当于研究人员一个月的工资。这种对发表论文实行的经济奖励是中国所特有的，它反映了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中国正受到更多的尊敬。而这种做法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则很少见。韩国一些第一流的研究所也开始奖励发表论文，但仍只局限于职位晋升。汉城国立大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说：在韩国的大学里，人们大都不愿看到同事比自己的收入高。

台湾在以ISI统计数据作为研究评价指标方面走得甚至比美国还远。但无论如何，这种利用非个人的ISI数据所进行的评价，对于那些不习惯于接受直接评价而宁愿面对结果的台湾研究人员而言，似乎正变得可以接受。正如台湾“国立”大学医学院的负责人谈到他在实行这种“黑白分明”的评价前后的感受时所言：过去，我那些没有获奖的下属常常会敲着我的桌子指责我。而现在他们要求我解释时，我则要理直气壮多了，因为我有明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下属也大都会“平静地走开”。不过他也承认，台湾有时有些过分迷信ISI数据。台湾“国立”研究院的许多研究人员对这种做法也都提出了异议。他们批评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经费资助过分倚重ISI数据，而主张更多地借助外部专家组的评估。该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研究员说：强调论文的影响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可以促使研究人员尽可能多地在阅读率高、传播面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过分强调ISI数据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它会鼓励科学家刻意选择“短平快”的课题而不愿去面对那些可能做出重大贡献、有价值的而耗时较长的问题。同时，那些工作在国际科技界热点问题领域的研究者，他们的论文被引证的机会显然会更多。然而，如果亚洲科学家真想要对科学做出独特卓越的贡献的话，他们就不能老是跟在欧美科学家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自己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三、借助外部力量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在研究评议专家组的组成上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例如，新加坡大量聘用了亚洲和欧美专家对其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丰田技术学院院长木村今年8月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了新加坡两个大学的评审。他说：“新加坡评议专家组人员大都是欧美著名大学相关领域的一流科学家。新加坡的研究评价运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其政府官员对本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的了解程度令我十分吃惊。木村认为，新加坡政府官员直接过问研究评价正是专家组成员的建设性意见能够很快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的关键所在”。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日本的外部评估意见很少能引起政府的重视。例如，一项对曰本Nobeyama射电观测器的评估表明，它与欧美的探测器相比，其技术人员长期严重不足。而最终从中央政府只是得到了一个“亚毫米射电天文部的”编制，政府除任命了一名教授作为领导者外，再没有配备任何其他技术人员。参加过日本科学技术研究评审的西方专家指出，日本的科学家、研究管理者经常“准备不足”，他们手上的数据往往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可信。

台湾“中央”研究院长期以来邀请海外科学家帮助其进行有效的研究评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22个研究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1994年任院长后，该研究院更是大量直接聘请海外科学家作顾问，而不管其是否华裔。1997年6月，李远哲请外部专家组对“中央”研究院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研究所所长们都必须就自己部门的现状、目标、经费使用和未来发展进行详尽的总结汇报。这无疑有助于李远哲教授更加全而客观地确认哪些研究所做得更好，哪些研究更有潜力。一位所长认为，这种做法还可以帮助李远哲检查以往外部研究评估中所存在的裙带问题。这一想法在新加坡的外部评审中也得到了验证。南洋技术大学的一位负责人指出，多国专家组参与评议，可以有效防止某些“互相说好话”式的本国评估。

香港则是亚洲对每一所大学的每一系、所的研究质量实行集中统一的外部评估的唯一地区。1994年，香港在英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相当完善的研究评价体制，但它与英国研究评价程序还是有很大不同。中国最近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似乎也未对这种评审机制产生影响。因为负责管理评估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仍由英国学术界及受英国教育的中国人所控制。

四、追求卓越

中国大陆基本上已放弃了“苏联风格”的学术研究模式，而正大力引进西方研究评价体制以培育一批世界级的研究所和实验室。1984年，中国国家计委率先对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试行了评估与资助改革。目前，这类实验室的数量已增至150多个，这些实验室已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建设费用，另外每年还能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追加投入。不过，它们每3年须接受由专家和研究管理者组成的评审组的评议。评议结果分为A、B、C三个等级。在1995年举行的一次评估中，被评为A级者可获得600万元人民币，B级者可获400万元人民币，被认定为C级者分文不得。参加了专家组评审的一位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说，C级就像足球场上的黄牌，如果一个研究单位连续二次被评为C级，那它就该关门了。而确定“分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研究机构产出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例如，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Laboratory of Solid State Microstructures）是中国物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在1995年国家组织的对18个物理学实验室进行的评估中，它力挫群雄，令人信服地在仅有的两个A级实验室名额中占了一席之地。该实验室共有在编全日制研究人员、研究生和访问学者35名，在过去6年间，它在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杂志（如Nature，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ical Review，Applied Physics Letters和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上发表的论文数增长了4倍，1996年达到了54篇。

韩国也从80年代起开始实施类似于中国的创建—流实验室、研究所的计划。在新加坡，虽然没有被称为官方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机构，但隶属于大学的一些研究所，如“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等都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得到了大批经费，前提是，这些研究所需按期接受严格的外部评审，以确保其研究能适应社会和产业的发展要求，如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产出有价值的专利和发表一流的论著。这些研究所还有自身的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来自产业界，同时也有学术界的代表。管理委员会定期检查研究所的工作进展情况，督促研究人员寻求新的“潜在”机会。如“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管理委员会每年通常要召开4~5次会议。该所所长克里斯 • 谭说；“这让我非常紧张，如果他们再加码的话，我可真有些不堪重负了”。

与该区域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日本创建一流研究机构的工作则明显缺乏力度。日本从1993年起开始尝试建立重点实验室、研究所。但因为它将国家最；好的研究单位排除在外而招到了很多批评。可以说，尽管日本仍在论文产出与平均引证率方而领先于该地区其他国家，但该区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重点实验室，研究所业已达到世界水平，如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和新加坡分子和生物学研究所。他们将是未来日本科技研究的有力竞争者、日本科学家极不愿意接受外部评估，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最直接的同行才能判断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不过更大的阻力也许在于文化传统；他们总是尽量避免直接明了的评价和判断。然而按照日本现在的经济现状，它这种“过分民主"的非竞争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维持竞争优势，日本必须改革其研究评价、资助、奖励体制。

事实上，不只是日本需要重构研究评价体系。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的大学数量急剧增长，这也对政府、研究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担任台湾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的李远哲教授认为；大学数量在迅速增长，但它们不可能都成为研究型的大学、政府应根据大学各自不同的特点而让它们分担不同的角色。这可以通过规范的研究评审机制来有效减少研究经费预算、拨款中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应当说，环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研究评价体制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借鉴、引进西方研究评价机制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Nature，1997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