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科学家偏偏制造了对人类具有高传染性的H5N1禽流感新病毒？在不断升级的关于病毒详细研制方法的争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病毒从实验室逃逸带来的潜在传染病的风险和研究工作的公共卫生利益孰轻孰重。

 

　　对科学家来说，研制出H5N1病毒的变异毒株，其正当性很清晰，流感病毒可以由此得到监控。他们认为，卫生组织对于禽类和其他动物病毒突变的监控，可以提供疾病大规模流行的早期预警，并有利于当局快速行动，控制病毒。

 

　　然而，这一声明正在遭到质疑。十多位流感专家投书《自然》杂志，声称他们相信这一工作开创了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前景，并就禽流感在人群中大规模流行的潜在可能发出了有价值的警报。但是，他们警告说，对流感病毒来说，病毒监控系统并未精良到可以检测这样的突变的产生。就其本身而言，病毒研究工作也不太可能提供直接的、重大的公共卫生利益。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及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认为，这一事件对人们如何以一种审慎态度进行风险评估至关重要。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的一名成员。

 

　　在一篇投稿到《科学》杂志的论文中，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医学中心的罗恩·弗切尔的团队发现，鸟类的H5N1病毒只要获得5个突变就可以很容易在雪貂中传播，并同样导致流感在其他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爆发。所有的5个病毒在野生毒株中分别被发现，但还没有同时被发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的河冈义裕和他的同事也向《自然》杂志提交了类似的研究论文，在近期出版的在线评论中进行了部分描述。

 

　　遵照NSABB的建议，美国政府要求《自然》和《科学》只公开两项研究的大概结论，不要披露科学细节，以防此类研究可能导致的类似突变病毒的意外或蓄意释放失控带来的风险，期刊和作者同意进行修订，但是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对流感研究者和卫生机构官员公开此数据（基于“需要知道”）。美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他一些机构正一起设法制定这一机制，以及此类研究的国际监管框架。

 

　　1月20日，《自然》和《科学》同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39位流感研究者声称暂停60天在实验室研制H5N1禽流感病毒突变菌株。他们希望，在此期间，能够给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足够的时间辩论：如何更好地持续此类研究，实验室处理病毒需要哪些安全措施等。声明的签署者（包括支持此类有争议研究的关键作者），计划集合50位专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WHO主持的会议，讨论这些棘手的问题。

 

　　另一些科学家向《自然》表示，这些变异毒株的基础研究最终可能产生一些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关系到预防流行病的举措，如开发药品和疫苗。与其他一些科学家的观点相反，他们普遍认为：通过展示H5N1有可能变异并在人群中快速传播，这些研究已经为世界作出了贡献。

 

　　意大利威尼斯实验动物保护研究所的动物流感专家伊拉里娅·卡普亚（Ilaria Capua）认为：弗切尔的研究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她说，“这才是现实，是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信息。”应该促进捐助者和国际组织增加在控制H5N1病毒在禽类中爆发方面的基金投入，从而使病毒有较少机会演化为人类病原体。其他科学家补充说，应当力促政府重新考虑现有的疫苗技术，其只能在疫情爆发6个月后提供疫苗，且只能为世界上少数的人群提供充足的疫苗。

 

　　但是，奥斯特霍尔姆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由研究者提供一个危险变异的指南以期能够在病毒传播前扑灭它们是不现实的。“即使只是考虑减少出现的流行性病毒的动物传染源的可能性，也需要在所有地区进行快速完整的病毒检测。”奥斯特霍尔姆说。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家禽H5N1病毒监管难以协调，特别是病毒盛行的贫穷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于爆发的简单检测，没有多少病毒样本曾经测序。

 

　　去年，全球监控带来160个分离的H5N1病毒株的部分序列提交到此类数据的主要资源库――基因数据库，病毒株一般在收集到数年或数月之后进行测序，难以迅速转变为全球预警系统。卡普亚问道：“仅仅依靠现有的监控系统，我们能够实时获得突变株并终止流行吗？”

 

　　此外，如果说对禽类H5N1病毒的监控薄弱，猪流感的形势就更加糟糕，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国家，也几乎没有系统的监测，H5N1在猪中的感染比较罕见，病症也比较轻微，对其监控的经济动因较小。基因库只有24个猪H5N1病毒株的部分序列，它们是人类和禽类均易感的病毒，可能为共同感染动物的基因重组创造机会。

 

　　弗切尔争辩说，许多国家比基因数据库收集的序列数据更多，也更及时。“一些疫情爆发的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这些数据进行最佳利用，这不应该导致不能及时生成和分享数据的宿命论。”他说，“禽类或其他动物出现危险病毒的数周之后提出警告，也比没有任何警告强。”

 

　　但是，即使一个备选的H5N1病毒在禽类中被检测到，像扑杀羊群一样消灭他们也绝非易事。H5N1病毒在一些区域已经成为地方病，包括中国、越南、印尼、孟加拉、印度和埃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基于当前的资源，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在这些国家扑灭病毒。

 

　　在实验室相对容易地制造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H5N1变异株将促进全球关注监管上的极大不足，杰里米·法勒（Jeremy Farrar）说。他是位于胡志明市的牛津大学临床研究分部的主任。对于有病毒危险的国家来说，分子技术应该更易获得并负担得起，基因监管应该更加广泛和及时。但建立这样的系统需要持续的政治意愿、财政支持并克服主要的后勤障碍。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马克·李普史迪奇（Marc Lipsitch）认为，即使这样的变革发生，仅指望弗切尔和河冈报道的突变也是短视的。他说，“有许多方法使病毒发生变异。”随即又补充道，“如果人们认为‘我们看不到这些突变，我们就不必担忧’，这将是非常悲哀的。”此外，法勒说，H5N1远远不是带来流行病威胁的唯一流感病毒，但是他坚信，更广泛的基因监控终究要付诸实施。“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方向，而不是今天所处的环境。”他说，“这项研究之前，我们都在猜测需要怎样的变革，这项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谈到哪些领域的变异性流感研究可以提供直接的公共卫生利益，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回答说，“我必须说，一个完善的社会中，直接利益存在于监督中，但是，在现实世界，全面的监管不容易做到。”

 

　　因为这些研究的价值需要从长计议，有必要花些时间考虑此类研究如何更安全地开展。“急什么？”他说，“我非常赞成研究暂停一段时间。”